诺尔曼·白求恩， 1890年3月3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赫斯特城一个牧师家庭。从中学时代开始，白求恩为筹集学费卖过报纸，做过烧火工、食堂服务员和伐木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中断了大学生活，参加了战地救护队。1916年12月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先后在英国皇家海军、加拿大空军任医官。1923年2月，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后来，他到美国进修神经外科。1924年底，他在美国底特律贫民区挂牌行医，并专攻肺结核外科治疗。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白求恩发表了几十篇医学论著，改革了三十余种胸外科器械，相继任美国胸外科学会五人理事会理事，加拿大联邦及地方政府卫生部门顾问，成为北美四大名医之一，是加拿大医学界少数薪金最高的医生。
在行医中，白求恩深深感到：“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治疗的只是肺结核在人体上产生的严重后果，可是治疗不了产生结核的社会原因。”他发表了多篇文章抨击资本主义医疗制度，创办了加拿大第一个免费诊所。他为穷家子弟筹办了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发起成立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委员会，其宗旨就是“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将健康还给人民！”1935年8月，他去列宁格勒参加世界生理学大会，访问了苏联。回国后，他参加了蒙特利尔失业工人的斗争，年底参加了加拿大共产党。
1936年7月，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爆发。白求恩加入国际纵队，奔赴炮火连天的马得里前线。他倡导并组织了一个“流动输血队”，这个医学史上的创举，及时挽救了许多反法西斯战士的生命。人们激动地高呼：“战地输血万岁！”
1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支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于3月底到达延安。见到毛泽东后，他说：“医疗队必须到前线去，到战壕附近去。”毛泽东对此深为赞许。白求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5月1日，白求恩离开延安， 6月17日到达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聘他为军区卫生顾问。
白求恩有两句名言：“对抢救伤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他到晋察冀军区第二天，就去后方医院视察。他用一周时间往返百里，检查了散住在农家的五百二十名伤员，在以后一个月中，连续为一百四十多名伤员施行了手术，白求恩的工作效率、干劲、精神，都是十分惊人的，他四次带医疗队到火线工作。第一次是1938年10月，在河北省平山县洪子店，战斗刚结束，他及时救治了一批伤员。第二次是11月底，他应三五九旅王震旅长的邀请，参加广灵公路伏击战。他将手术站设在离火线仅十二里的地方。敌机投下的炸弹，不断地在附近落下，同志们劝他后撤，他回答说：“战士的岗位在火线，我们的岗位在手术台；战士不会因为轰炸而停止战斗，我们也不能因为轰炸而停止手术！”战斗结束后，手术还在进行，王震赶来慰问，陪他工作了一夜，看他做完第七十一个手术。这时白求恩已经连续工作四十个小时，累得胸部发闷，两耳轰鸣，嘴唇干裂，眼睛布满血丝。当军区医疗队赶来时，他已靠着土墙睡着了。第三次是在1939年2月，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配合一二○师挺进冀中。在冀中的四个月，他行程一千五百里，参加四次大的战斗，施行手术三百多次。在著名的齐会战斗中，他将手术站设在离火线仅七里的破庙里。敌人的炮弹炸塌了庙宇的围墙，他仍坚持工作，连续为一百一十多名伤员施行了手术才撤离。
为了克服医疗器材的奇缺和赢得治疗时间，白求恩发明了可以减少换药次数的外用药“毕普”；设计了一种适用于流动换药的“白求恩换药篮”和“卢沟桥”药驮子。一个药驮子装的药品器材，足够施行一百次手术、五百次包扎。他设计的“两用送饭桶”，既保温又能送水送饭。他还为战地医院制定了“消毒十三步法”，以控制和减少伤口感染。
为了改进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白求恩开办了医护训练班，“特种外科实习周”，加速培训医务卫生干部。在冀中前线，他利用战斗间隙举办了两期医务人员短训班，为冀中部队建立了十三个手术室和包扎所。返回冀西后，他筹建了军区卫生学校，并编写卫生教材二十余种，其中《游击战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是冒着酷暑写成的，共九章，书中结合实际情况吸收了八路军乃至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经验。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白求恩的生活非常关心，特别批准每月给他津贴，但他都转给医院为伤病员改善生活。他说：“我知道八路军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我是共产主义者，不应该有任何特殊享受。”他待伤病员如父老兄弟一样亲，他曾三次为伤员献血，并亲自为重伤员操办伙食，喂饭，端大小便，将衣服、被褥让给他们。有一次，后方送给他三百个鸡蛋、七只鸡，经来人再三请求他才收下，而他将鸡蛋煮熟后亲自分送给伤病员。他平时和战士一样，吃的是小米、土豆，穿的是粗布军装，他总是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他曾写信给国外的朋友说：“我能在一间破旧的庙宇里作手术，就象在一间有自来水，有漂亮的瓷砖墙、电灯以及其他各式各样设备的现代化的手术室一样。”他在日记中写道：“工作占据了我从早晨五点半到晚上九点的每一分钟。”“我确实很累，但是我觉得长期以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我要做的事情。”
白求恩对中国人民和八路军战士的感情是这样深厚，对新中国的诞生也寄托着厚望。他说：“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因为他们打仗、受伤是为了我们，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明天创建伟大的新中国。那个新中国，虽然他们和我们不一定活着能看到。但是不管他们和我们是否能活着看到幸福的共和国，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它诞生，使那新共和国成为可能的了。”
1939年10月，在激烈的反“扫荡”战斗中，白求恩在动手术抢救伤员时不幸划破了手指，后来又在抢救一名患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时受了感染。不几天，他的手指肿胀起来，体温升到三十九点六度。同志们劝他休息，他不肯。11月8日，他竟冒着寒风走了七十里山路，到达离前线只有十里的旺家台。他看见担架川流不息地从前方下来，很遗憾地说：“我们来迟了，来迟了！”他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重病员，而且体温升高到四十度。但当他神志稍清醒时，就顽强地支撑起来说：“通知各前方部队，我们已经到这儿了，有伤员立即送到旺家台来！即使我睡着了……也要叫醒我。”由于操劳过度，白求恩的病情急剧恶化。11月9日，聂荣臻司令员传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敌人威胁的地区，迅速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一路上，他的病情继续恶化，但他却说：“我十二分惦念的是前方流血的战士，假如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要留在前方！”
11月10日，担架到了唐县黄石口村，白求恩已知自己的生命垂危了。他吃力地坐起来，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作贡献！”他还提出：“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和大多数贫血的病人。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价钱比沪、港贵两倍”，“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热忱送给你和其他千百万亲爱的同志。”白求恩写好信，交给翻译，握住周围同志的手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他又断断续续地说：“请转告聂司令员，建议他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火线，收容伤员……”医生含泪告诉他，一切都有安排，请他放心。他又说：“非常感谢同志们给我的帮助，多么想继续和你们一起工作啊！”他再次抬起头，坚定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1939年11月12日清晨5时20分，这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白求恩逝世后，延安和晋察冀军区分别举行追悼大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司令彭德怀通令全军沉痛衰悼。毛主席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对白求恩精神做了最好的概括。
白求恩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