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去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设想讲得更具体，而且我们在去以前路过县政府的时候，我们又向县委书记和县长作了汇报，说我们要到你们南乡作这样一个题目：就是一个壮族乡解放40年来社会文化变迁的情况，主题十分明确，但由于我们经费有限，希望能得到县政府的支持。当时我们这个题目因为非常的有价值吧，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县委书记是从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下来的，我分析呀他也有他的想法，如果在他任职期间我们能把这个课题做出来，也是他的一个政绩，所以呢他就表示支持。他就叫县长（县长是当地人，姓陈）去安排。当时答应给我们两千块钱，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不错的。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加基础的东西了，当时呢，县文化馆刘小春对我们也很支持，我们到贺县吃呀住呀都是他们掏钱，民委也掏了一点钱，我们到贺县吃饭啦，住宿啦都是他们安排，暂时解决了我们的生存问题，吃的住的问题，我们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很难做下去，那我们又和他们县的乡里面又搞熟了，乡里面又有车子来，有辆吉普车，先是打电话进去，说徐教授来了，他们就亲自开车来，顺便也买了一些东西，他们就把我们带进去。实际上坐这个吉普车非常的辛苦，因为路不好，就完全是非常颠簸地进去，但是这样又不要买车票，给我们省了钱，我们第一次去呢就是自己坐班车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第二次进去就不同了，我们把我们的设想说了，加上有县长县委书记们的支持，第二次去住宿就不要钱了。这次去时间更充足一点，所以我们查他们的档案材料，他们翻箱倒柜都给我们去找。这样我们又到村子里面去做调查，到哪里去，哪里都支持我们，接待我们。我们要找哪位老人，他们就带我们去找他。这样我们第二次呢就非常地顺利。后来我们又去了第三次，这第三次去跟前面更好了，连吃饭都不收我们的钱。第三去时，因为他们要开一次人大常务委员会，他们人民代表很多，而这时候我们基本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我们就用变迁理论完成了我们的初稿——《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不过我们写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材料没有落实，还需要再作补充调查。同时我们也对南乡社会文化的变迁作了一个总结，即他变迁的原因是什么？变迁的动力是什么？变迁的未来方向又是什么？我把这些问题到他们的代表大会上作了一次报告，我作出的报告呢，为了和他们能够贴近一点，所以我完全用桂柳话，从头到尾都是用桂柳话给他们作这个报告。
陈（以下简称陈）、侯：你还会桂柳话？
徐：对。从头到尾都是用桂柳话给他们作这个报告。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用桂柳话交流，他们本身讲壮话，但是讲汉话的都讲桂柳话，所以我用桂柳话给他们作这么一个报告，特别是指出他们乡今后十年可能会朝什么方向发展，非常地平等，跟他们所有的代表都很贴近。我们这次去呢就把我们的材料给领导审查，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又请了一些老人，请了六个老人专门来把关，来看这个材料，看我们写的综合报告有什么问题，我们写得合不合适，是不是符合他们的实际的，由这六个老人专门审查。这六个老人呢，可以讲是这个乡里边的代表人物，德高望重。他们都认真地审查我们的稿件，然后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这次进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我们就讲，这样一个东西写出来了，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新南乡的乡志啊，解放40年来的变化，我们又把他的历史追溯到南乡400年的历史，从明代以来的400年的历史，他们是怎么生根，怎么开花，怎么结果，怎么发展，我讲这是一个新南乡乡志，那这个东西我们写好了光是我们看不行啊，是不是能够变成你们的财富呢？这样的成果一定要出版，不出版呢，就不好，那就是等于塞到抽屉里了，塞到柜子里了，没用。于是他们镇党委和镇政府最后决定全额资助，印三千本，这本书的出版他们大概花了一万八千多块钱。所以我们这本着作《南乡春色》就这样得到南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全力支持，我们前后从调查到书的出版用了两年时间，非常顺利。这是我们的在南乡进行田野调查的的生存策。
四、贺州田野在线的生存策略
徐：第二次比较重要的一个田野调查就是我们对贺州市八步镇族群关系作的田野调查，这次调查呢我们是接收了太平洋路德大学顾定国教授和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两个联合主持的一个大课题，叫做：对“汉”的重新思考……
侯、陈：对汉族的重新思考……
徐：对，就是汉族。当时我们在争取这个课题作为他的子课题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这个地方族群关系非常复杂，因为我们从1989年在南乡作了这一次田野以后就发现贺州的人文资源非常丰富，那个地方在桂东，整个贺县偏在整个广西的东北角，从地图上来讲是东北角，这个地方呢，恰恰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从北方进入广西的两个通道之一，翻过萌渚岭到富川、贺州（贺县）一带。所以那个地方呢，可以说从秦以后就不断地有北方汉族的移民通过这条通道到广西来，唐朝以前这是一条重要的通道，唐以后由于唐朝的张九龄在大庾岭开了一条新的路，那么从北方到广东的这条路就比较畅通了，那以后贺州这个地方这条路就比较冷落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从北方进入到广西的汉族不同族群就有一部分沉淀在了贺州。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所以，他那个地方族群关系非常复杂。除了有壮族和瑶族以外，这个地方汉族的族群仅贺州市所在地——八步镇就有不下十种。
侯：八步不是主要讲白话的吗？
徐：八步镇讲白话的人不是很多，讲本地话的，讲都话的，讲……。
侯：平话？
徐：他们那个不叫平话，没有叫平话，讲铺门话，还有船家，还有鸬鹚话等六种，再就是讲客家话，再还有湘话——湖南话，再还有钟山本地话，钟山有本地话，跟贺州的不一样，再加上讲白话的，所以贺州市八步镇汉族族群结构非常复杂，不下十种，而且都话又分成七都话，八都话，九都话，客家话又分成三种，总共十几种存在着，所以那个地方族群关系就非常复杂。那个地方我觉得包含着广西秦到唐甚至唐以后很多北方迁徒的汉族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积淀的载体就是不同的族群，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人文资源非常丰富，从1989年我们在贺州南乡做考察以后，我们一直想找机会到贺州进行进一步调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吧，一直未能实现。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得到“对汉的重新思考”总课题组的认同，美国的顾定国和中国的周大鸣教授同意我们把贺州八步镇的调查作为他们的子课题，作为他们的子课题我们就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广西民族学院的支持。当时我们5个人下去：我，罗树杰、徐桂兰、韦树关、李远龙，当时准备整个寒假都呆在那里，这5个人下去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一个一千块钱光住都不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感到——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按照原来的规律吧，一定要和当地的政府沟通，一定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陈、侯：这一次您是怎么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的呢？
徐：我在我们正式下去之前，我曾专门去过一次。去过那里跟当地政府商量，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我去呢，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了解到当地政府的背景情况。因为我在1998年9月份的时候，正给中央统战部和广西区党委统战部做这样一个课题：世纪之交中国民族政策调整的思考。做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和区党委统战部的副部长级的部务委员钟学荣一起到北京去，向中央统战部汇报我们课题的情况，很偶然的是钟委员正好是贺州市市长张永刚表姐夫。那我就灵机一动，心想那是不是可以通过他帮我跟张市长联系一下吗？是不是能得到他的支持呢？果然，钟委员很支持，在北京的时候就当场打电话给张市长，说民族学院的徐教授要到你那里作一个有关民族团结的课题，当时我就把位定在那里。你做的东西要得到人家的支持，认可，你要和他有点关系，不然的话，你跟他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他就不大会支持你。所以本来我们是做族群关系的，但是我想当时我要是解释什么叫族群关系根本是行不通，对不对？那我干脆就说民族团结，为什么讲做民族团结的课题能够使他们感兴趣呢？因为贺州市正好这几年他一直都是全国民族团结的先进单位，总是有名。那一年正好又是贺州市人民政府得了全国民族团结先进单位称号，那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团结的东西，一定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从北京回来后我就专程先到那里去采点，事先沟通好，要不然我们下去再去沟通就不行了。因为有了人家的介绍，再就是我们讲这是中美合作的一个课题，市长当时就表示支持。我们本来想从他那里多要一点经费，但是不可能、毕竟他有难，他说我市长一次能批给你的就三千块钱，然后呢，你们人来以后，吃住由我们安排，这已是不得了啦！
陈、侯：（惊叹）哇！这已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徐：绝对解决了大问题。然后又认识了市长的秘书，包括市委书记的秘书。市委书记的秘书于松江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那么市长呢，我说，我要你支持，最好写一个文件，发一个函，让我们要去的地方都知道我们去干什么。这样呢，市长就亲自担任了这个课题组领导小组的组长，专门发了一个文件，然后形成了一个专门领导小组，我就成了他的副组长。这文件我在研究报告里都把它写出来了。一切都讲好，我们去的时间我也跟他定了。我计划等到我们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包括问卷设计、调查提纲全部都准备好以后，我们就从学校里出发去贺州。这一次我还在那里选了点，确定我们到八步镇要到哪些村去作田野。我选了三个村，一个是三加村，以客家人为主；一个是厦良村——厦良村比较杂一点，以都人为主，当然还有鸬鹚人，还有船家；再一个就是灵风村，灵凤村的族群关系更复杂一些。因为我们是以八步镇为主，所以我们也请八步镇的镇长作我们课题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1999年1月27号，我们早上出发当天晚上七点多钟到达，由于我们事先已经联系好了，市政府的秘书们已经帮我们安排好了，所以，我们一到贺州就有人管我们吃饭，又管我们住的地方，把我们安排在第一招待所住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镇政府，镇政府为了协助我们到村里作调查抽了一批干部，我这边就派了一个负责文化工作的干部叫李学军跟我到厦良村。另外，还有干部陪着到三加村。然后做问卷，我们有两千份问卷，由徐桂兰负责，他们又派了一帮人，把居民委员会的主任通通叫来，开会，布置问卷任务，这一切完全是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到那里后很快进入角色，这是非常重要。
那天快吃完晚饭的时候，我们从镇里开完会回去，突然接到一个消息，说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刚有一个老人去世，正在作道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调查机会，立即提了照相机和摄相机，饭也不吃了，就赶到那里去。
我一到那里去呢，那些老百姓都有点紧张，把我当作是什么地方什么县的什么干部来管他们。道公呢，就拿出宪法……
陈、侯：（笑）
徐：说我们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宗教信仰自由。我就说，老先生，你不用那么紧张，我是广西民族学院的教授，趁着你们有这个活动，来看一看，了解了解情况，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样他才放下心来。我们也按照他们的习俗，捐了10块钱，把我的名字也写在那里，这样我就拍照，录相，他们也把我当自己人。
我和徐桂兰工作的点离我们住的招待所就是一座桥，一墙之隔呀，村委会就在隔壁，但是灵风村和三加村稍为远一点，大概有十几里路。第三天，其他两个组也都分别住到老百姓家里去了。也是因为有了镇里的干部陪我们下去，和村民委员会的干部主任沟通好了，然后就住到老百姓他们家里去。象罗树杰在三加村呢不是住在村长家，他住在一个退休的乡村老师家里。灵凤村的李远龙是住在村委书记家里面，他刚盖了新房。但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了很多情况。象罗树杰呢，问题不大，因为三加村的客家人经济发展比较快，尽管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娱乐城，但没有住到那里去，他住在老师家里面，因为这个老师有文化，熟悉情况，比较好办一点。
李远龙住的那一家呢，差点被人家赶走。
陈、侯：有那么严重啊？
徐：他去的那里态度不好，跟人家不好沟通，饭也没得吃，只能自己去买粉吃。他呢，比我们更艰苦一些，他沟通得慢，但是后来呢，人家慢慢地了解了他，也就表示支持，做起田野来也就比较顺手一点了。当然我觉得我们这次贺州市的田野调查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地方政府的支持。能不能得到他们全力的支持非常重要。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后，象我自己所在的厦良村，村长、书记全力以赴地陪我做调查。因为他那个村分为好几个寨，有点灯寨，有曾屋，有鸬鹚村，还有厦良村，也是比较分散，特别是点灯寨。当时我们到那里去，当地村里面也有人接待。要找老人，老人来；要找干部，干部来；要找群众，群众来，采访、座谈。为了摘清楚厦良寨的都人是怎么来，他们还带我们到老祖宗的坟头上面去，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把坟头的碑文全部都抄回来，田野做得很细。由于得到他们的支持，这种沟通时间缩短了。
比如像我们了解他们村里打醮的情况，他们村子里就有一些人是道公师傅，我们就专门请他们来讲打醮的全过程。这样我们又去考查他们所有的庙，包括一个非常奇特的武松庙，庙还是新的。所以我们这次调查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当地各级政府全力的支持，就比较顺利，否则当地群众和你的距离就非常大，要沟通啊，这是很重要的。他们有老人去世了，我们就参加他们丧葬仪式的全过程；办喜事，他们又请我们去，我们也参加他们办喜事的全过程，象当地一样，我们也买东西送礼，这样他们就认识我们了。整个村于的人都懂得徐教授在这里做调查，我们到哪里都受欢迎。
所以这次的调查进行得比较顺利，我们二千份的调查问卷也在居民委员会的支持下基本完成，这份问卷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他们族群间通婚的情况，这个非常重要。
后来李远龙那边的条件也慢慢地改善了，也得到了各种不同的支持。在这里呢，我们还充分利用了当地放假的大学生，因为那里有个梧州师专嘛。
陈、侯：梧州师专在八步镇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