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茂春
过去当人们谈起广西大瑶山瑶族的五个族系，脑子里似乎总是有这样一个刻板印象：盘瑶、茶山瑶、坳瑶、山子瑶和花蓝瑶的语言不同，风俗、服饰各异，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区分开来。然而现在人们发现，这些能够与他族区分的基本特征正慢慢地消失。这些族群内的部分成员在语言、服饰、职业、通婚、风俗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已经与本族原有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他们不再说本族语言，不再穿本族服饰，不再像过去那样从事传统的单一职业，不再固守族内通婚的传统……总之，他们在客观文化特征上变得越来越像是其他族群的人。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非都清一色地具有某个异族的特征，而是分别具有多个不同族群的特征，比如自称为坳瑶的一些成员，已经忘却坳瑶的特殊方言，而只会说其他族群的语言，诸如壮话、客家话、白话或茶山瑶话，等等；风俗习惯也与本族原有特征相异而与他族相似……而这些成员的主观认同依然不变。这个依据其成员主观认同所界定的族群在内部特征上所呈现的多样性或分化，社会学称之为“异质性”。
事实上，国内外所有的族群与大瑶山族群一样，其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异质性。因此分析族群内部异质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族群认同、族群边界的变迁。本文以广西大瑶山为例，运用定量方法对各个族群内部异质性进行测量，以使人们能够大致地把握这些族群内部在某些客观特征方面的分化程度，文章最后还粗浅地探讨族群内部异质性对族群边界变迁的影响。
一、分析“族内异质性”的意义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的定义，异质性“是指人们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群体数越多，以及属于一个或几个群体的人口的比例越小，那么由某个特定的类别参数表示的异质性诸如社区的种族异质性或社会的宗教异质性就越大”。布劳在这里所指的是特定地区或社区的“异质性”（彼特·布劳，1991）。
布劳提出异质性的概念旨在说明它与群际交往的相关关系。他认为，异质性会减弱小群体的显着性，因为社会中存在许许多多的小群体，这就使得其他群体有可能与这些群体发生群际交往。异质性越大，任何随遇的两个人分属不同群体的可能性就越大，不同群体交往的机会也就越多。群际交往的增多会削弱和抑制与外群体成员进行社会交往的内群体压力，内群体压力的缓和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群际之间的交往。尽管这种群体成员之间表面的交往对于发展亲密的关系来说并不充分，但却是必要的。较大的异质性会增加不同群体成员相识的机会，并有助于增加族际通婚的可能性。布劳、布卢姆和斯沃兹等人通过对1970年美国统计局的有关公用数据中125个最大城市的族际通婚进行研究后发现：地区的人口异质性与该地区的群体外通婚率成正比（Blau，Peter，Terry C．Blum，and Schwartz，1982：45）。
本文借用了布劳的异质性这一概念，但有所区别的是，布劳在有关实证研究中所指的是地区或社区的异质性，本文所指的则是族群内部的异质性，简称为“族内异质性”[1]。笔者认为，一个由主观认同所界定的族群内部事实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类别的群体，比如上文所说的大瑶山坳瑶内部就有不同的语言群体，有人说坳瑶话，有人说壮话，有人说客家话，有人说白话，等等；因此，如果以语言为类别参数进行测量的话，我们便会发现，大瑶山坳瑶比盘瑶、壮人或茶山瑶的族内异质性可能要大得多。除了语言之外，宗教信仰、职业、通婚圈等都可以作为测量族内异质性大小的类别参数。
那么，分析“族内异质性”的意义何在？笔者认为“族内异质性”是反映某一特定族群变迁的一个客观指标，可以评估该族群内部特征的差异性或多样性。它不仅可反映该族群在整体特征上的多样性程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偏离其原有特征的程度。一个族群的族内异质性越大，即表明它内部差异性越大，偏离其原有特征的程度越大。之所以说族内异质性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指标，在于它是通过一些较为客观的因素来测量的。族群的内部特征主要是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某些特征，比如族群特有方言、独特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有别于他族的生活方式等。如果一个族群所有的成员均使用本族特有方言、只信仰本族独特的宗教、每人生活方式都非常一致且与他族截然不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族群内部的客观文化特征方面具有绝对的同质性；但如果一个族群的成员有相当比例不再使用本族特有方言，而使用一种或多种不同的他族语言，不再信仰本族特有的宗教而信仰一种或多种不同的其他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生活方式具有广泛的多样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族群内部具有绝对的异质性。在现实中这两种极端的状态均不存在，而只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分析族内异质性的意义还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族内异质性可以直接地反映某一特定族群与他族相互渗透、融合的程度。族内异质性越大，族外交往和通婚就越频繁，与他族相互渗透、融合的程度就越大。
第二，族内异质性可以间接反映族群原生的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的强弱程度。格尔兹认为，一个人被生在有特殊宗教信仰，说特殊语言或者方言、遵循特别的社会实践的社群，他因此得到一些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他因此就从该群体的其他那里获得了原生的情感联系（格尔兹·克利福德，1999：295）。但族群的原生性情感联系强弱程度总是不断变化的，它将随着族内异质性的加大而趋于减弱，两者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而族内异质性越小，原生性情感联系就越强，族群的凝聚力就越大。简言之，族内异质性的定量指标可以使我们大致地判断一个族群原生性情感联系的强弱程度。
第三，族内异质性将影响族群认同。族内异质性较大的族群，由于一些能够区分他族的基本特征的消失，其内部一些成员的族群身份认同往往缺乏稳定性。族群认同虽然具有主观性，但区分于他族的客观特征的消失往往使族群的原生性情感联系失去必要的条件，并使这种情感联系趋于减弱乃至断裂，从而使族群认同失去稳定的基础，其结果是族群认同将随着不同情势、不同环境变化而变化，出现多重性的特点[2]。
简言之，“族内异质性”是一个客观、敏感的指标，我们可凭借它直接地判断某一特定族群与他族相互渗透、融合的程度，并可间接地判断这一族群内聚力的强弱以及族群认同的稳定性。关于这些，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专门论证。限于篇幅，在此不赘述。
二、“族内异质性”的测量
为了比较不同地区或社区的异质性及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布劳提出了异质性的操作化量度，也就是用1减去每一群体所占的人口比例的平方数的总和（1-∑pi2，Pi在这里就是指每个群体所占的人口比例）。在此，笔者也借用布劳的这一公式来计算大瑶山各个族群的异质性，以比较这些族群在某些基本特征上所表现出的异质性，从而对这些族群与他族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程度、族群认同和族际关系状况作出直接或间接的估计。
在大瑶山，对有些方面的族内异质性进行测量并不容易，比如族群宗教信仰的情况就较难把握和测量[3]，其共同心理特征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更不易于测量。首先，从本族特有宗教信仰来说，大瑶山的瑶族各“族系”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吗？看来不是。至少从地方文献和当代的瑶族研究成果中，我们无法判断瑶族各“族系”都有自己区别于他族的独特的宗教信仰。
新近由多位瑶[2]比如大樟乡的坳瑶，由于客观特征与当地的壮人无异，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1985年一度认同于壮族，1985年之后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又要求更改“民族成分”，成为“瑶族”，但坳瑶的方言、风俗习惯已荡然无存。大樟乡的有个坳瑶人认为追根溯源，自己是坳瑶人；按照方言习惯，则应算是壮族人，两种身份都合适。
[3]宗教信仰方面的族内异质性可通过异质性计算公式进行测量。即异质性=11-∑pi2，Pi在这里就是指该族的族群成员信仰各种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所占的比例。比如回族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族内异质性=1-（A12+A22+A32+A42+A52+…），假设这里的A1为无神论者的人口比例，A2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比例，A3为信仰佛教的人口比例，A4为信仰基督教的人口比例，A5为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口比例，等等。由此公式可计算出某一特定地区（可大可小）回族的宗教信仰异质性。族研究学者组成的编纂委员会所编纂的《金秀大瑶山瑶族史》认为，“金秀大瑶山5个瑶族族系的瑶族宗教信仰都是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同时又保留本民族原始宗教残余，近现代，个别地方受到天主教传教的影响”。（金秀大瑶山瑶族史编纂委员会，2002：80）大多瑶族研究学者也难以分清瑶族各个“族系”各自宗教信仰的独特性，一般都是笼统地将瑶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金秀大瑶山的瑶族宗教信仰中保留了不少原始宗教残余……瑶族人民认为大自然的一切现象都有灵感，便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发展成为对自然物的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金秀大瑶山瑶族史编纂委员会，2002：80）瑶族各“族系”可能并不存在独特的图腾崇拜，有些崇拜的是共同的图腾，或所崇拜的祖先也是共同的。如盘瑶、坳瑶和山子瑶共同崇拜盘瓠图腾，因而均有“跳盘王”的活动；同时这三个“族系”也认定盘王是他们的远古祖先，崇奉盘王为祖先神，家族头人家中有盘王神位，有祭盘王的活动。茶山瑶、坳瑶和花蓝瑶则一致认为伏羲兄妹造人民，这几支瑶民每逢重大活动，如石牌料话、社庙祭祀料话等，石牌头人和社老料话的头一句都是先念“自古盘古开天地，伏羲兄妹造人民”，来纪念他们的祖先。每个“族系”进入大瑶山的第一代祖先被称为“开山祖”，如茶山瑶的苏公灵、陶五、刘金相；花蓝瑶的胡公度；山子瑶的蒋六将军、盘都镇大王，被分别视为本族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茶山瑶还有一个崇拜仪式“还洪门愿”，是该族最大的对祖先的集体崇拜仪式。瑶族史编纂委员会的学者们也认为，“这些宗教残余，在人们心目中印象很深刻，历来祭祀不衰，有些如自然崇拜，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发达，现已有所淡漠”。（金秀大瑶山瑶族史编纂委员会，2002：81-82）由此可见，以上的一些图腾崇拜或者宗教信仰，许多都不单纯属于某一瑶族“族系”的，而是共同的信仰。因此，给我的印象是，即便在农村地区，在瑶族各“族系”内部，宗教信仰方面的异质性可能是比较大的；城镇中各“族系”成员的宗教信仰异质性可能更大。尽管如此，我们却很难通过定量的方式来测量这种异质性。同样，共同心理素质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异质性也是难以测量的。
不过，对不同族群异质性的测量可以有多个参数，一些参数难于测量，而另一些参数却较容易测量，比如族群的语言、职业、通婚取向方面的异质性等都比较容易测量。因此，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也能使我们大致把握各个族群的族内异质性的情况。如上所述，一个族群在整体特征上绝对同质（现实中不大可能存在）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该族群所有成员都使用本族特有的方言（如果该族原来就有本族独特方言的话），宗教信仰高度一致，百分之百的族内婚率，等等。这是一种绝对同质的状态。实际上，现今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不可能存在这种绝对同质的族群，而是或多或少地在本族内部出现一定的差异和多样性。结合广西大瑶山的具体情况，在此，试图通过方言、职业和姻亲关系等三个参数来测量族群的族内异质性。
族群特有的方言（如果有的话。不过有些族群原本并无自己特有的方言）是一个族群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过去曾被作为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各个族群使用方言的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些族群的客观文化特征及其变化。例如，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个族群，其原有的本族方言是客家话。如果在某些地区，大多数客家人在家里使用了多种非本族方言，即使用的不是客家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地区客家人族群的族内特征在方言方面较大程度上偏离了本族原有的特征，同时出现了高度的多样化或分化，族内异质性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测量语言异质性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语言异质性可在语言方面反映该族群与其他族群接触、渗透和融合的状况和程度。语言异质性是通过每个族群成员在家里使用的主要方言的情况进行测量的，A族群成员在家庭中使用了B族群的方言，说明该家庭必然与B族群有某种关系。比如一个壮族人在家里主要使用客家方言，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家庭或他们的祖先曾经与客家人有过密切的接触，并在方言上被客家人所同化。语言异质性可间接地反映某一特定族群接触多种族群的多样性程度和可能性。异质性越高，说明该族已经或者将可能接触到越多的其他族群。第二，语言异质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特定族群情感纽带的紧密程度和该族的族群认同强度。语言使用会对人产生联合性情感或分离性情感，是令人喜欢还是令人生厌。显然，对话双方使用的语言一致，就会产生一种联合性情感，反之则产生一种分离性情感。语言不仅是联结个人情感的纽带，也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语言还被看成是群体成员资格和一致性的标记，使用某一社会群体所通常使用的语言，往往能起社会认同的作用。在多民族相处的环境中，民族语言的认同功能甚于其他语言（王俊敏，2001：140～141）。总之，语言异质性越小，族群的情感联系就越紧密，越能强化族群认同，反之族群的情感联系则越松散，从而弱化族群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