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是用瑶族作为例子来说明族群认同、族群边界是如何产生变迁的。他所提及的中国南部边区的瑶族自然包括广西大瑶山在内。大瑶山的瑶族收养汉人子女和接收汉人入赘使瑶族内部吸纳了其他族群成员，虽然这些异族成员很快便在某些方面（如宗教仪式、生活习俗等）被同化，但异族成员的进入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瑶族在方言和姻亲关系等方面的异质性。在大瑶山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景：到瑶人村寨入赘的汉人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方言，而是继续使用汉语方言，反而是瑶人的家庭成员为了照顾新加入的成员，普遍使用了“双语”（桂柳话和瑶话）。当然这些瑶人在公共场所使用桂柳话是由于桂柳话是当地的一种适合各个不同族群通用的语言，但一般来说，瑶人在家里并不使用汉语方言，汉人的人赘直接促使了汉语方言成为瑶人的主要家庭用语。另一方面，入赘也降低了瑶族的族内婚率，使瑶族的姻亲关系扩展到汉人那里，由此便增加了瑶族的姻亲关系的异质性。从而导致了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的模糊。
促使族群边界日渐模糊的因素有多种，族内异质性的增大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如上所述，族内异质性有方言、宗教信仰、行业、职业、姻亲关系等多种参数，只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准确把握某一特定族群的族内异质性。在一个族群中，族内异质性越高，即内部特征差异越大，人们分属于不同“群组”的机会就越多，群组认同就越表现出多样性，一个人可能会认同许多不同的群组，并出现“群组”认同重合交叉的情况[4]。这样就可能会降低族群的认同意识。正如巴斯所说的，中国南部边区瑶族由于通过收养和“入赘”等方式，使异族获得本族的身份或资格。这种吸纳方式（尤其是“人赘”的方式）也使本族的族内成员的异质性迅速增大。因为这些“入赘”过来的男子在文化上与配偶所属的族群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差异。
除了族内异质性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对族群边界的变迁产生较大的影响。第一，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结构性差异主要是指不同族群在行业、职业、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正如巴斯在《族群和边界》的导论中所宣称的：“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的“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族群之间的边界除了由于文化差异而清晰之外，结构性差异也能使族群边界变得清晰可辨。族群边界往往因族群之间行业、职业以及收入状况的显着差异而清晰。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某些族群放弃过去一直从事的特色行业和职业时，族群边界就变得十分模糊。雷伯森和瓦特斯在分析上世纪美国的族群关系时发现，虽然上世纪初开始某些族群集中于某些职业领域的迹象仍然存在，但白种人中不同族群之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已经大幅度改善，而且与过去族群的不平等模式已不存在关联性。以往白种人中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职业和收入上，由此形成清晰的族群边界，而目前这种边界基本上已难以辨别（Lieberson，Stanley，& Waters，Maw C．1988：155）。第二，异质性越高的社区或地区，族群边界可能越模糊。这里所指的“异质性”并非“族内异质性”，它有多种参数：族群（或“民族”、种族）、行业、职业、社会阶层等等。当一个特定地区或社区内有多个族群、多种行业、多种职业、多个社会阶层以及其他类别的“群组”时，多数“群组”的显着性将会随着“群组”类别的增多而不同程度地下降。人们的认同意识在某些场合、某个时间段将可能会偏向于对某一类“群组”的认同，而淡化对另一类“群组”的认同，这时“族群”很可能就是被淡化的那一类“群组”（事实上我们在许多大城市，族群已经成为被严重淡化的那一类“群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发现族群的显着性在城市（城镇）较低，而在农村却较高的原因，因为多数情况下，城市（城镇）的异质性要比农村的高。例如在大瑶山的金秀县城，族群、行业、职业、社会阶层的种类、数量较多，因此而降低了族群的显着性。人们交往不受族群类别所限制，同单位的交往关系往往比同族群的交往关系更为重要。而在仅有的盘瑶和壮族两个族群的三江乡的合兴村和同化村一带，行业和职业的单一性十分明显（农业和农民），社会分化程度也较低，族群的显着性就较大。在那里，人口较少的盘瑶的特征被突显出来，族群界限明显，族群意识也相对较强。可能在西藏、新疆一些地方，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农村族群数量较少（如西藏许多地方只有汉族和藏族），而且行业、职业单一，族群与地域高度重合，使得汉族和藏族之间的族群界限变得比较清晰，族群意识不会轻易淡化。布劳有这样一个比喻：“一种鲜艳的颜色在白色背景下比它作为一幅多彩的图案中的一部分要醒日得多。异质性会减弱小群体的显着性……”（彼特·布劳，1991：119），这个比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被汉文化同化的程度越高，族内异质性则越高，族群边界越有可能较为模糊。大瑶山的大众媒体几乎是以汉语为传播工具的，学校的教学用语为普通话或官话（包括边远地区如六巷乡架梯这些地方的小学亦如此），大瑶山大多数家庭接收的电视节目主要用语是普通话，部分地方如罗香乡政府所在地也有些家庭接收粤语方言的电视节目（普通话节目占98．9％，桂柳话节目和粤语节目各占0．5％）。由于汉文化通过多种途径的影响，大瑶山许多瑶族族系均不同程度受到同化。当不同族群之间在本质文化和非本质文化方面的差异较小时，族群之间的界限也就变得比较模糊。在大瑶山，这数十年来各族群之间文化差异缩小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首先是瑶族各族系非本质文化的迅速消失：在公共领域中不再使用本族群特有方言，绝大部分人都能熟练使用某一公共语言（如桂柳话和粤语）；绝大多数人不再穿着本族特色服饰，从表面上难以辨别族群的差异。而宗教信仰（本质文化的主要方面之一），在大瑶山各族群之间一直没有太大的差异。
注释：
[1]这一概念是受马戎教授有关论点的启发而提出的。马戎认为个人特征与所属族群特征之间的差异会直接影响个人对族际通婚的决定。某些个人由于其家庭或个人经历的特殊性，可能在基本特征方面与族群整体特征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如A族与B族之间在语言、宗教方面完全不同而且相互交往很少，但A族某些成员可能长期居住在B族地区，熟练掌握了B族语言并接受了其宗教，他们对于与B族成员结婚的态度可能会比其他A族大多数成员要积极（马戎，2001：165）。笔者认为，在某些族群中，不仅仅是少数个别成员的个人特征偏离了本族原有特征，甚至可能已经出现相当一部分家庭和成员的某些特征“集体地”偏离了本族的原有特征，如金秀大瑶山大樟乡的坳瑶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2]比如，某一特定族群的男子娶了他族的女子，女方的语言、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可能与男方族群有一定的差异。其后代的语言使用、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也可能受女方族群的影响。
[3]实际上可从“汉人”中划分出各个族群，如白话汉人、官话汉人、客家人和平话人，等等。此次问卷调查没有对汉人的不同语言群体进行细分。
[4]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不同划分方法确定不同范畴的“群组”可能会出现部分重合交叉的现象，如一个人可能既属于一定的年龄群体，同时又属于一定的职业群体和一定的民族群体（马戎，2001：131）。
参考文献
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Blau，Peter M．，Terry C．Blum，and Schwartz，1982．“Heterogeneity and Intermarriage”[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7．
格尔兹·克利福德（Clifford Geertz）着，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金秀大瑶山瑶族史编纂委员会．金秀大瑶山瑶族史[M]，2002．
王俊敏．青城民族[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Barth Fredrik．Ethnic Groups，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M]．Little，Brown and Company，Boston，1967．
Lieberson，Stanley，& Waters，Mary C．From Many Strands：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M]．Russell Sage Foundation／New York，1988．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梁茂春（1965-），广西武鸣人，暨南大学公共研究所讲师，社会学博士。广东广州，邮编：510632；电子信箱：liangmaochu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