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洋，现在独有的四月半的“保苗醮”又叫“平安醮”、“保禾醮”。请的神则是定光古佛、神农（五谷大神）、观音、武相霸王、文相霸王、虞子期、岑彭（项羽部将）、虞姬。打醮地点在“尚义乡”的庙里。四月十三、十四、十五日三天，挂图要挂出来，挂图画的是三保神的因果报应故事。十三日去“回龙寨”用轿抬武相霸王到“尚义乡”，去西峰寺抬观音、神农、定光古佛三尊神像。这个打醮不请吃，每个人在自己家里吃。下洋村的人大都会来参加，烧香、放鞭炮，十五日这一天要把神像抬出庙，去下洋、巷头、坝尾、街上、中坊游行，早上八九点出发，下午四点才回到尚义乡，中午在路上随便吃一点，晚上九点后，鼓手和乐师吹吹打打，放鞭炮，用轿子抬着神送回原处，这天每户人家都要吃素，4月16日才可开斋。
四、来自田野的思考：观点与方法
上面我已试着从历史人类学的分析角度，演示了濯田四大主要族群的生成和发展史，以及贯穿于其中的神明信仰系统。我们可以从中透析出若干的观点和方法：
近三十年来，族群研究成了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在此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若干成果，彰显了科学研究的人文关怀。巴斯（Barth，Frednk：1969）的“边界理论”开启了族群研究的新里程。近些年来，借助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贡献和社会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极大地激发了新方法和新观点的产生。这其中以台湾着名的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为代表。他提出的“历史记忆”、“整体历史研究”等若干观点对理解历史和现实、实体与虚拟以及记忆与失忆的族群关系无疑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在他的研究方法中，强调结合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强调长程历史观点（打破古代与近现代区分）的研究，以及人类领域及资源生态观点的研究。在他看来，所谓的“历史记忆”指的就是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的记忆、回忆与描述，但却是选择性的、经过组织的与加以修饰和虚构的（王明珂：1997，2000）。而左右这种历史建构的便是隐匿于族群背后的政治与权力关系，这其中包括历史事实、生存资源、竞争策略、族群认同与斗争等等。我们再回头看看本调查围绕以西楚霸王项羽为核心的“异姓崇拜”和妈祖信仰现象，以及因此而发生的族群互动关系。
很显然，王姓的“项羽崇拜”是源于对过去的集体记忆。它是经过反复感知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的“集体无意识”，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迪尔凯姆：1988：81）。据调查，在琅琊王、太原王迁来之前，这儿的“原住民”是车、项、郑等姓，所以这儿曾叫“车项坝”。他们不但占据了这儿的聚落，而且还建有集市。作为较早移居（相对于林、钟等姓）于此的王姓人要想在此生存下来，既要依附他们，以求得各种物质资源（如土地、房屋、集市交易、通婚等），又要从情感上获取认同，包括信奉和祭祀他们的祖先如项羽。随着项姓人的外迁和年代的流逝，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王姓人的意识中渐渐地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与此同时，创造新的上述所谓的“故事传说”来填补这段“忘却”的历史。这种结构性的“失忆”在历史长河的流逝中，会慢慢地凝固下来，并形成新的“历史记忆”而代代相传。“项羽传说”的故事在濯田有很多“话版”，不但在王姓中，而且在林、钟等其他小姓中也能听到，即使在琅琊王和太原王的说法中也稍有不同。如太原王的版本说他们一般称项羽为“福主公王”，以示亲昵，而琅琊王则直呼其大名“西楚霸王”；琅琊王不但有武相霸王，而且还有文相霸王，出则为将，人则为相，文武双全等等，内容和结构趋向完善和“精致化”；前来此地经商谋生的上杭、连城人从中坊分香，祭拜西楚霸王等等，这种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其说是适应的手段和生存的策略，还不如说是为了培育共同的族群认同意识。太原王“考功名的故事”和坝尾琅琊王第二房的“火烧神主牌”的传说，皆如此。当然，在一个共同生存的区域里，独尊“家神”而罢黜“百家”，也是不能独“活”的。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紧张和戒备的社会里，各族群能平平安安地繁衍生息。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共同的妈祖信仰和欢天喜地的迎神赛会。也就是说，神明信仰成了整合和稳定民间社会的重要力量。神明信仰有宗族之内与宗族之间的区分，它与祖先崇拜不一样，前者是有跨宗族的功能，后者只局限于一个宗族内部，霸王信仰、妈祖信仰就跨越了宗族范围，而钟姓的“三将公王”、林姓的“福主公王”可以说是宗族内的神明，但它们可以通过仪式行为来完成一个结构意义上的整合。从前述对迎神赛会中巡神的路线与各族群的空间地理分布来对照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仪式中的巡行路线与各族群聚落互相分割的“边界”相吻合；另一方面它也恰似一根“红线”把它们串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作为信仰的实践者通过这些仪式行为在一定的活动周期和参与范围内，创造并共享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资源。所以，对神明信仰的研究可以了解一个社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其内部有什么规律，依照怎样的法规来运行，特别是在以前没有设立行政机构的乡村社会，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更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同时，在现实层面上，也能促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正视和承认这股“草根力量”的合理性并适度宽容之，应该有益于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那些边陲地带乡土社会各项工作的开展（彭兆荣：2000：20）。
（2）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田野调查是任何一位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工作者必须经过的“人生礼仪”。田野调查知识的获取与其说在课堂里习得的，还不如说是在田野中“做”出来的。田野调查无定法，教科书式的“经典知识”往往在实际的工作中操作性不强。田野调查也是一种经验知识的累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方法是属于每一个人，人不同，方法各异。调查方法差异性的凸现，也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魅力所在。
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的研究，通常的田野工作范围只局限于一个小村落，这与人类学工作者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的定位相关。把村落作为分析“单位”，易于了解一个“同质”的文化，尽管这样的同质文化只能展现单个的“文化特质”。而要对一个区域性的“文化丛”进行把握时，就得要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调查。比如说乡镇一级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就具有此典型意义。正如劳格文先生所说：“（调查以乡镇一级为重点）一方面是由于乡镇所在地往往设有行政机构，因此，墟市即现今乡镇所在地在当地的乡民社会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以往的历史学家多以府、州、县以上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而人类学家则大都在自然村落做参与观察，乡镇这一级则介于两者中间而被忽略了。”（杨彦杰：1996：3）乡镇一级的人类学研究意义，除了上述劳格文先生所说的勾联作用，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这个场景性的舞台，从历史的视野里可折射出地方性乡村社会各族群在形成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各种力量的消长与平衡。
进入田野后，经典的民族志社区调查方法就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的过程就是调查者在时空的维度中对地方文化的感知过程，成功与否，基本上取决于调查者的专业训练和职业敏锐力；而深度访谈则隐含着不少的陷阱和误区，对调查者而言，往往习惯去找当地的耆老和文化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精英分子。因为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的掌握者和垄断者，只有他们才有发言权，尤其是在获取制度化的地方文化时，他们似乎更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事实上他们又往往习惯从理想的角度叙说或“制造”他们心目中的地方性“典范历史”。调查者即使听到了“另类的声音”，往往用“老人言”去纠正其“错误”，从而遗失了可能是丰富多彩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口述历史”；就访谈对象而言，调查者不应忽视一些地方上的“边缘人物”，听取他们对某一文化事象的言说，以“边缘的声音”来补充或丰富地方的“典范历史”。但我们在实际的田野工作中往往忽略了这点。
在搜集资料的调查过程中，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学工作者的自身定位。在田野中，对调查过程的控制、材料的收集、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行为观察、被研究者的观念表述等都为后续的民族志书写工作奠定基础，所以，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民族志，说到底是取决于研究者本身角色的定位。无论是从开始的“客位”研究角度，还是后来的“主位”、“客位”并置的方法，都会影响调查的过程和后续的民族志文本的写作。最直接的就是田野笔记（fieldnote）。Fieldnote既要详细记录每个调查者的个人资料，更要包括通过访谈内容而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被访者的现场反应、可能的场景记录，还有调查者受场景刺激进发出来的思想火花，哪怕是一个字、一句话或一段想法都要记录下来，为日后的多角度研究打下基础。调查后对fieldnote的整理过程也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因为不但研究素材取自fieldnote，而且从中可以加工出其他的“副”产品，如日记、随笔、录像等。最有名的是1967年通过整理发表出来的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我们国内近几年也有类似的“实验”，如庄孔韶先生在近几年的田野调查中形成的诗集和地方民俗的影视制作，彭兆荣先生主编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李亦园、乔键等先生的“田野笔记”等，更是赏心悦目。他们均择取田野中的素材，以活泼、轻松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这种方式不但对研究本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而且也可从中透视田野中的人类学者的心路历程。如果简单地对fieldnote进行所谓的“去粗取精”的精炼方法，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浪费的人类学”（庄孔韶：2000：6）。
参考文献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7．
中国民族研究的传统与创新：由解构到再建构[A]．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会议发言稿（未刊）．厦门，2000．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2000．
迪尔凯姆，胡伟．社会学研究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M]．香港：法国远东学院、国际客家学会、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会出版（劳格文主编），1996．
彭兆荣．边陲地带的草根力量[J]．读书第五期．北京：三联书店，2000．
Barth．Fredrik．1969“Introduction”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ed By Fredrik Bedh．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Fried．Morton．1996“Some Political Aspects of Clanship in a Modem Chinese City”in Suartz Turner and Tuden eds ANTHROPOLOGY ALDINE
[作者简介] 刘朝晖（1968-），男，湖南祁东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福建厦门，邮编：36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