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者在导论中也强调之所以运用“族群”的概念，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受宪法约束的自然存在的人们共同体”、“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社会的概念”，{2}18故而在不考虑族群认同和变迁问题上的“工具性”问题，不考虑政治或文化因素对于族群的认同和变迁的影响，但是，既然是运用人类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来对汉民族进行解剖和分析，却不考虑这个概念在人类学发展中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内涵的变化，无疑会在理论的运用上自我束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如果有这方面的努力，那么《雪球》一书就更接近“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了。
作者认为族群的另一个内在的含义就是族群是一个实体。“因为族群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的社会存在，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社会属性，因而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形成和发展”。这种界定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研究者为了自身研究的需要，可以自行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作者要对汉民族进行族群的划分，自然要把他们所划分的族群视作为实体，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但从理论的批判角度来看，这种为了操作上的方便，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汉民族从研究者客位的角度进行划分，难免会出现一些僵硬的地方。诚如胡鸿保指出：“这样的大区域的基础是建立在当代的理念上的。分定为几个区域之后如何说明彼此之间历代的互动是个难题。”他同时也例证了这个观点：“‘西南区’说的是当代行政区域上的云贵川藏，显然对讨论汉族滚雪球式地发展并非一个理想的框架，该篇内开头对此四省区的地理环境做了概述，但后文就无法对西藏汉族与云贵川汉族等量齐观地描述。西南官话的方言分布也和行政区划分上的西南很不一致。本书大多数篇幅是考虑本区之内的历史人口贯时变化甚于对区域内外关系的论述。”{3}故而，按照区域分布来对汉民族进行族群的划分，并在这种静态的结构中去描述各个大区域内的“族群实体”的历史、方言和文化，在结构的貌似清晰上，却不得不牺牲和忽略了一些历史的延续性和真实性的东西。虽然，作者们不是在某种敌对或对抗的意识形态下去建构某一族群及其历史，却又在不经意之间参与了建构。换一句话说，尽管《雪球》作者力图按照“客观实体”的标准去划分汉民族的族群，然而在有些篇章中，却没有真正把握好部分族群的边界，一旦按照地理区域去划分出来，也就人为地对一些族群进行了建构。所谓这个“族群的实体”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实体”本身，而是被作者主观界定出来的。作者在族群分析的目标设定上和后来的操作上不乏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
三、反思——一个比较的观点
人类学的一个研究方法就是比较研究，理论的发展也应该在比较中才能取得。国内运用人类学中的族群理论来进行相关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一些建设性和创新性的观点和成果，反过来可以成为我们反思《雪球》最初的这种尝试的得失。在这里笔者试图借助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的对于族群理论的运用和观点的理解来反观《雪球》一书在族群理论上的最初尝试。
在方法论上，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学者，王明珂在族群理论运用上更多地考虑“现代建构论”的观点，相比较而言，就把握住了族群理论比较前沿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并运用这一理论成果成功地把一个民族从形成到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动态地展现出来，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描述。他时刻注意在历史脉络中、在社会情景中、在“文献的田野中”、在近距离的人群的生活经验中去把握族群的认同和变迁，故而也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是笔者认为运用族群理论来研究汉民族非常值得借鉴的地方，也是笔者认为《雪球》一书在运用“族群”理论上最为缺失的地方。
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王明珂在此书中的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来细致地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在族群认同问题上，王明珂强调“历史记忆”的因素。而这个“历史记忆”一方面具有原生性的特质，另一方面作者也充分考虑到它“工具性”的方面。“族群认同是建立在历史记忆上；共同的起源记忆凝聚一个人群，这种共同的起源记忆解释为什么同一个族群的人会彼此凝聚在一起。但‘历史’是可以被争论的、被改变的；这又解释了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它随着状况、现实改变的本质。”{8}69换而言之，作者并不拘泥于族群的“根基论”（primordialism）和“工具论”之间的争论，而是综合了两者，从更高的高度，既利用“建构理论”合理性的因素，又超越它不足的地方，去描述一个社会、一个历史。从这一点来讲，王的族群理论运用不只是“死用”，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田野的材料，进行创新。诚如李亦园在该书的序中所评价的：作者虽然接近近代的建构论，但是他不是一位“近代建构论”的绝对支持者，因为“他认清楚建构论者至少有两大缺失，其一是他们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与真实性面向，其二他们也忽略了对人类族群生活的现实关怀；甚至在意识形态的敌对中解构他者的历史整合成为一种有文化偏见的表述，甚至成为思想与政治上的对抗工具。因此，作者撰写本书的最终企图实际上是要更进一步超越建构论者的立场，而以全人类资源分配、竞争以至于共享的观点来思考问题，并求在平心探讨中达到现实的实际关怀与族群关系伦理价值受到尊重与强调的境界。”{9}136反过来反思汉民族的研究，在利用“族群”理论时，不仅要追求这个理论最为前沿的内涵，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汉民族本身的田野，给予“族群”理论本身一个创新和提升。
其次，“文本分析”是王明珂在研究中非常注重的方法。所谓“文本分析”，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解释是“在文献中做田野”的方式，以尝试读出文本背后的一些东西。{8}
用“文本分析”，而非罗列文本的内容，而非做“二重证据”，而非去找材料证明已经存在于自己脑子里的既定的结构和文化印象，这是人类学方法中非常讲究的一种。我们常常去寻找我们希望找到的东西，而忽略了与我们的知识结构相违背的东西。因此，王明珂这本书的田野过程，注重从多重的田野去挖掘资料，并利用这些田野的材料，反过来对文本进行分析，去了解文本背后的东西。用这个观点去反思《雪球》一书在运用材料描述一个一个族群的历史或者文化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惊讶于这样一个想法：这些更多的只是民俗式的书写。作者们寻找了一些材料，并进行精心地罗列，而他们所寻找和罗列的材料是满足和符合了他们心目中关于某个族群的知识结构的。真正从田野中来的，并非“二重证据”的东西几乎太缺失。故而，在学界有人否定《雪球》是一本人类学的着作，其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此。运用了一个静态的族群的概念去划分汉民族，但是在分析的时候，却没有真正细致的长期的田野的功夫和材料。
再次，王明珂在书中，还将有关亲近人群间的区分、矛盾与冲突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族群理论中来。他发现亲近人群间的区分与冲突与人们的族群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注意到亲近人群之间的敌意，注意到群体边界的维持与破坏，注意以集体暴力加诸代罪羔羊以强化群体边界的心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亲近人群的经验，常影响他们跟一些外在、远方异己人群间的关系。”{8}71运用这种理论（包括上述的方法论的指导），王明珂强调并没有一个“典范的社会”。“从历史的发展来讲，中国文化或华夏民族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静止的边缘，这个边缘一直在变化中。这个变化，在西部，透过汉人观念里的‘羌族’概念变化而转变；这个边缘原来是很模糊的，后来又逐渐变得很严峻，然后到了近代它成为汉、羌、藏等民族区分。在一般人的民族知识里，人们将羌族当作截然不同于汉、藏的民族，这种知识也让我们觉得汉、藏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样一个民族发展史的话，就知道汉藏之间原有一个模糊地带。”{8}
“一个模糊地带”、没有一个“典范的社会”恰恰是作者从现实出发，考虑族群认同的边界以及变迁问题。诚如作者自己指出：“我在《羌在汉藏之间》建立另一个延续性历史，以解释当前中国的民族现况；一方面说明历史的延续性，一方面说明其建构与变迁。”{8}71我们要用很多概念对认识对象进行主观分类和切割，却往往会忽略掉被分类和切割的对象原本就是一个连续体。《雪球》一书在用“族群”概念去划分汉民族的时候，实际上是当代的一个构架，并没有充分去考虑和分析连续性问题。如果，要更接近现实地分析汉民族，在给出一个所谓比较“典范”的族群的文化和历史描述之后，笔者认为还应该另辟章节，对于这些族群之间的连续性给予充分的关照。而这样的一种关照就更需要借助人类学田野的功夫和资料，需要对“族群”理论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通过对上述《雪球》本身在“族群”概念运用上的不足之处的分析以及一些比较观点的探讨，笔者希望汉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在“族群”理论的运用上不仅能把握住族群理论的前沿，同时可以通过汉民族本身的研究对“族群”理论本身的发展作出创新和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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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亦园．族群关系脉络的反思——序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
[作者简介] 林敏霞（1978-），女，浙江台州人，广西民族学院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