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政客经常假设，如果持有更多的中华文化（例如会读写中文）就意味着与当地社会整合的程度小。华人受当地社会涵化的程度越深，他们整合于地方社会的程度就越大。根据这一假设，马来西亚的笔笔人被认为是被同化较深的华人。而这一推断背后的范式实际上就是“熔炉”范式。事实上，作为华人的一种，芼芼人的政治信仰跟其他非笔笔华人是相似的：都认为华人在某些方面是被政府歧视的。笔笔人讲马来语，但我们应该记住，他们自己认同为华人，而且这一观点也被其他族群和国家所接受。
与此相似，在马来西亚受中文教育的人或者那些从事华文教育运动者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马来西亚意识。这些华人可能推动华人文化的认同，但现在他们都已认同马来西亚国籍，事实上如果对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提出质疑，他们会感到气愤。今天如果他们表现出更大的族群情感，那是因为他们完全认同了马来西亚，因此期望与主体民族拥有同样的待遇。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在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力来促进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界定马来西亚华人认同。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他们的行为是否合适是另外的问题，关键在于，他们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对马来西亚的不忠或他们的马来西亚意识淡化。
整合应该被看作是对国家社会的参与，而不应该以涵化和同化的程度或者政治上占支配（统治）地位的民族所界定的民族文化的统一等等来衡量。显而易见，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关系到少数民族是否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得到相同的机会，是否被大族群社会所接纳。例如：Bernard P．Wong（1979）171已经观察到的美国华人的情形，“法律的保护和开放的经济机遇已极大促进了华人参与到当今美国生活中”。
那么我们又怎么来看待受华文教育者表面上对中国及华文刊物的极大兴趣呢？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文化关联”（Ham relevance）的概念（Tan：1989）。中国是华裔族群的发祥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因此中国在历史和文化上对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有文化上的关联，这对受中文教育的华人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有能力阅读华文就意味着他们接触到或更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
当一名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非中国公民）来中国参观时，他跟其他非华人旅行者对这些地点将有不同的感知。首先，华人们把中国看成祖宗的发祥地和他的文明发源地。其次，他不单只是观光，中国历史的景点都使他把在书中读到的中国历史特定时期联系起来，也可能使他联想到通过阅读熟悉的某些诗人或他们的诗句或某些英雄贤达。在这一点上，受过中文教育的华裔与中国公民有些文化上的相似之处。但也仅此而已。客观地说，华裔族群自己认同了各自的国籍，所以就有必要来区分文化认同与国籍认同和对国家的忠诚。在华裔族群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理解。对文盲来说，中国只不过是他们的祖宗发祥地，对那些熟悉历史和文学传统的人来说，中国的意义远不只这些。那些没有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可能也了解了中国的历史甚至中国文学，但是那些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一般会懂得更多或者感觉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就强。一个仅仅欣赏历史古迹风景的人与一个看到景点就会想起几首唐诗的人是不同的。所以语言对华人的文化认同影响很大。
中国文化的关联性与华裔族群的关系在一些方面可以跟讲英语的人对英美文学的特殊兴趣相比。受英语教育的马来西亚人对不列颠文学传统的认同并不等于排斥对马来西亚国籍的认同。但是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当然也是文明的发源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阿拉伯圣地的关联性、阿拉伯的事物（特别是阿拉伯语言）与阿拉伯以外的穆斯林的关系作比较。
熔炉理论以及将中国与华人的文化相关性等同于认同中国的混淆理论经常使华裔族群，特别是受中文教育者受到当地的政客甚至学者的不公平的挑剔，并认为他们在意识上倾向中国或者没有认同他们的居住国，这个谬误主要是没有考虑到华裔的感知和客观经历罢了。
中国人忽视当地华裔族群的本土意识同样误导了对这些人的政治态度。例如，在中国仍有人把海外华人到中国参观说成是“回国观光”，事实上，这些华裔只是参观，并没有回国。过去华裔来中国投资被称作是爱国，还有人争辩“海外华人”能帮助发展中国经济。事实是，华裔在中国的投资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考虑——赚钱。当然选择中国投资时，会讲华人语言是他们的优势，即懂得语言，能动用他们的文化资源甚至必要时动用亲属网络。我们在此再次强调区分义化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已承认华裔族群是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但忽视华裔族群的本地认同的现象还存在，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认识二战以后的变化和“唯中国”意识所引起的偏见。“唯中国”的观点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当一名华裔马来西亚诗人写诗表达他的爱国激情时，中国的作家有可能会赞扬他热爱中国，而他实际上表达的是对他的祖国——马来西亚的爱。例如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汇天（即吴天才）的《土地的呐喊》于1989年在中国出版。一些中国的写作人在为他写书评时，以为他所写的祖国指中国，其实诗人所指的是马来西亚。
五、跨境华人认同
汉语是世界各地华人的共同语言。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现在乃至将来都将是跨境华人的交流媒介。但对于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来说，通用的语言是普通话，在中国内地称作国语，但在东南亚华人中却称作华语。近些年来，举行了许多讨论华人的会议。在那些由华人组织、主要由来自各国的华人参加的会议上，英语和普通话被用作会议语言。我过去常听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说，华人集会还使用英语，真让人遗憾（有些人说这是一种耻辱）。1991年8月，首届华人企业国际会议在新加坡召开，马来西亚的中文报纸对会议组织者用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会议语言进行了一系列批评。如上所述，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把使用中文的能力作为华人认同的标志，很明显这里也有些“种族”的感情。然而，事实是，英语仍是全世界跨境华人便捷的共同语言，其次才是普通话。
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华人来说，普通话已经并且将变得更加重要。冷战结束后来自各国不同政治制度的华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间的国际性会议的举办，在国际舞台上推动普通话的应用。台湾与大陆间相互投资的扩大以及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增加，也将无疑会提高普通话的地位。总而言之，经济地位的提高势必会加强语言的使用。
作为全球性的中文杂志，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有助于促进普通话的使用，让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华人读者了解华人特别关注的问题。网络系统的使用提高了作为世界通用华语的普通话的地位，这方便和促进了华文大众媒体。尽管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但通讯卫星系统的使用使一个国家的华人能看到其他国家的华语电视节目。
华语大众媒体的改进和全球化使华语读者在文化上更加亲近，这促进了华人更多地共享中华文化。同时，全世界华人社区的多样性也更加易于理解。《亚洲周刊》面向全世界刊行，因此，它必须意识到在不同国家某种普通话使用的多样化。在“致读者”栏目中，人们定期讨论全世界华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我觉得这个栏目非常有趣。
然而，可公认的跨国华人认同并不存在。只有那些较为大汉族主义或有“种族倾向”的华人才持有各地华人形成某种“种族”的观点，也就是持有大民族主义的观点，所有的华人都被描述为“龙的传人”。虽然这些“有种族倾向”的华人把中文读写能力看作华人认同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们仍然把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华裔看作是所有华人的荣耀，尽管这位华裔只把他／她自己当作华裔美国人或华裔印度尼西亚人。
从这个方面看，作为全球性的华文刊物，《亚洲周刊》也有意无意地把全球各地的华人描述成一个民族，世界各地华人的成就被说成是全体华人的成就。比如1992年8月26日有关华人运动员在巴塞罗纳奥运会上取得成绩的报告。但像印度尼西亚羽坛名将阿兰·布迪卡舒马和苏茜·苏珊迪会认为他们属于某个跨国泛华人社群吗？有趣的是，中国的报纸杂志经常使用这些华裔印尼人的中文名字（如魏仁芳和王莲香），而这些人已经取了印尼名字。与此相似，美国网坛名将米歇尔·张除了认同华裔美国人外，还会认同跨国华人吗？中国的新闻媒体就曾把他（张德培）描写成“华人之光”-全球华人的骄傲。
某种华人“种族”（race）的观点主要基于民族中心主义，而不是社会现实，因为在跨国的语境中，华人是作为不同国籍的民族相互往来的。不同国籍的华人间交流和交往机会的增多实际上使华人更加意识到了他们彼此间的各自认同，并使他们认识到相互尊重各自认同的需要。诚然，不同国籍的华人可以通过“我们都是中国人／华人”来突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便如此，这个表述也有差异。中国的华人可能会说“我们是中国人”，而东南亚的华人则喜欢说“我们都是华人”。在这种语境中，这两种表述都指不分国籍的华人，但东南亚的华人避免用含有中国国籍之意的词——中国人。
在表达“我们都是中国人／华人”时，不同国籍的华人实际上在强调三个认同要素之一，即标志因素。世界各地的华人共有“华人”这个标志，但这一相似之点对于整体认同而言，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认同是以主观认同为主，以及利用文化特征为认同的象征。“我们都是华人”这个短句的表述实际上表明多样性的存在，因此，需要用一个强调紧密关系的称呼。族群性可随情况因时、因地而异，在某种场合下，一个人可能可以甚至被迫改变族群认同甚至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们对“华人”这一共识的标志具有不同的理解，但如果标准欠缺的话，它确实可以作为中国国籍的基础。例如，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约6万华人学生从印尼“回”到中国（Godleyr和Coppel，1990），很明显，他们把国籍认同改为中国，这是基于他们的“华人”认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完全成为中国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适应中国内地的生活，因而很多人去了香港。据Godley和Coppel报道，在离开中国40多年以后，许多现在生活在香港的当年的学生仍然讲印尼语或爪哇方言。
综上所述，世界各地的华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种族”，就跨国而言，他们彼此以不同国籍的华人自居。认同最终是一个在一个国家的生活经历形成的主观认同问题。尽管已有大量的论着论述东南亚的华人，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族体。
六、结论
本文说明了在族群认同方面，华裔族群认同的持续并不在于任何汉语使用的持续，因此需要区分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今天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尤其自巴斯（Barth）的具有启发性的着作问世以后（1969）。对全世界华人社区的比较性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即使不讲任何一种汉语语言的华裔一样可以自我认同为华人。
然而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语言部分一可表现认同的类型；而文化涵化的不同层次导致了对华人认同的不同理解。华人文化有不同的模式，同时也有不同的华人认同，对那些能读、写汉语的华人而言，这种汉语的读、写能力是华人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持续的关键因素。
表1总结了我们对语言和华人认同的讨论，表中A、B型的人自认为是“纯华人”，C、D型的人则可被称为“芼芼人”——从描述的意义上讲，非指如马六甲地区的笔笔人那样的次族群，这是涵化程度较轻和涵化程度较重之间的对比，在东南亚，后一种人被叫做“土生华人”。当然，既然今天世界上很多——至少在东南亚——的华裔都是当地出生的，那么这个称呼也就不十分恰当了。在马来西亚，那些“纯华人”不仅爱使用“笔笔”来指马六甲地区的笔笔人，也用来指那些总体上被涵化较多的华裔。在印尼，也有托托（Totok）华裔（“纯华人”）和帕兰那堪（peranakan）华裔（“芼芼人”）。但在很多国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来称呼所谓的“纯华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纯华人”自视为华人而不把被涵化了的华裔视为纯华人，因而他们才使用这种有贬义的词来称后者。
亲昵语是通常在家里使用的语言，也是族群内部交流时使用的语言，这儿指同类华裔中使用的语言，但因为不是所有的华裔都是说同种华人语言，所以A类华裔可能不得不使用英语或别的语言与涵化华裔（C类华裔）交流，而A类华裔的内部交流语言要么是普通话要么是其他华人的汉语语言。事实上，在一些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A类华裔可能不得不妥协，和他们的孩子讲英语，虽然他们的内部交流语言是某种汉语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