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族群对问题13的反映是“民族团结加强了”，“少数民族地位提高了”，在此不再一一罗列。需此一提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法》贯彻不透，大多数报道人对此不甚了解，回答笔者问话时只说没有什么实惠。特别是防城各族自治县改县设区、归属防城港市之后，人才、投资、信贷等利益让给了港口区及东兴市，负担、包袱却留给了这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区。许多人对此抱有一定的看法，甚至也有类似“宁要自治县，不要自治区”[16]的牢骚。
对问题14，大多数族群反映良好，认为这样做使“少数民族当家作了主”，其最终结果是“加强了民族团结”。毋庸讳言，这种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或许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不周不全之处及漏洞所在。因而反映在问答卷上，8％的大板瑶、22％的细板瑶及19％的偏人认为这一政策“没有落到实处”，应引起重视。
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据统计：“（防城港市）1995年末全市干部总数为19185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9 315人，占干部总数的48．6％，市四大领导班子中，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占41．8％，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少数民族占45％，高于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的平均水平。”同时“还建立了一支有一定文化、素质较好的少数民族后备干部队伍，乡村组后备干部占后备干部总数的55％”。[17]
既然少数民族干部“高于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的平均水平”，为何还有少数族群以不太小的比例认为民族干部政策“没落到实处”呢？事出必定有因。
据调查，偏人原为偏族，后划人壮族，而现今鲜有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干部，瑶族各族群在防城区板八乡具有最高学历（自学大专）的大板瑶民族干部邓某头衔是“人事助理”，另两位山子瑶陈姓老干部一管监察，一管统战，地位无足轻重；上思县花头瑶李某，60年代毕业于广西民族学院，曾多次参加民族调查识别工作，有相当的工作才能及几十年的民族工作经验，如今到了“知天命”之龄，却仍然只是县民委的一个秘书而已。上层情况又是怎样呢？被各瑶族族群奉为代言人的花头瑶盘某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县人大副主任，细板瑶文化水平最高，其代表李某位居市人大副主任，亦无多少实权。倒是解放初期，“1954年6月，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瑶族干部冯道学为副县长”，[18]培养了一名瑶族县长。
总之，民族干部政策的贯彻与执行是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安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事，不可流于形式。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是民族政策的重要方面。据抽样调查，各少数民族对各级政府制定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表示赞同，但在执行过程中又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问题，造成某些族群对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虚假认同及不认同。其一，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在中考和高考中有“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19]（具体如升学考试加分等）及“高等学校录取学生，对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降低录取分数。对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20]等优惠条件。为此，有的人自报了少数民族，不够条件的创造条件报了少数民族。有关部门把关不严，甚至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听之任之。
据悉，江平镇某中学部分学生虚报京族、瑶族，有的甚至报了黎族，理由是其祖先来自雷州半岛，会讲黎话。[21]防城区虚报少数民族，尤其是瑶族的现象更为严重，本来文化水平就不高，读书人甚少的瑶族在中考、高考中无力竞争，加上照顾指标被他族占用，使得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优惠，打了大折扣，令他们感觉不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为此有的瑶胞愤愤不平。[22]怪不得出现几个瑶族村庄解放以来无一人上大学的奇怪现象，也难怪防城港市少数族群人口比率逐年增高，汉、壮族人口的比率却反而下降。请看下表：[23]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防城港市各族群对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基本上是正面认同的，反映在这一政策正确积极的一面；与此同时，在执行、贯彻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偏差、失误，因而出现两种倾向，一为认同，一为不完全认同，认同是汉、壮等族群的片面追求实惠的歪曲，不完全认同则表现在京瑶各族群对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在贯彻执行中被误导、错误或日不正确理解背景下的保障权利的要求，应当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如前所述，与笔者理解不尽一致的是，在中国社会，汉语“民族”有三重含义，即：（1）中华民族；（2）56个实体民族；（3）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而族群则具有更完备的含义，即在前三种基础之上外加各“民族”之下的各个次级群体——“人”。相形之下，汉语“民族”则仅可视为中国民族政策所识别出的一种族群。因此在“民族”与“族群”二词之辨上，如果可以说各次级群体选择后者而不认可前者的话，那么，现今防城港市偏人自认是偏族，山瑶话汉人自认是瑶族，雷州人自认是黎族，即是这些群体对现行民族识别政策的不认同！
4．地域认同地域认同也是众多族群认同意识的一方面。不同族群表现在不同地域上认同意识有别。由于认同意识内属于复杂、微妙的内心情感世界，因而，对内即便是同一族群也许会因地域之别而认同不一。不同姓别，来源不同，其地域寻根意识就不一样，此其一；其二，对外，当各族群因谋职打工等原因背井离乡，在远离故土的他乡，尽管族群不同，但因来自同一地域，他们又会带上浓厚的乡土观念，并因而团结一心，构成新的地域群体。前者在上文“族群自我认同”中已作论述，不复赘言，现仅就后一部分展开讨论。请以下列问答作为参考：
问题15：在你们族群内部，是否因地域不同，而有亲疏之别？
统计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族群以大部分选票对笔者的问题作了肯定回答，只有个别族群，如偏人，因居住连片，且防城一带为其唯一聚居地，无感性认识，仅凭理念作此否定选择，认为否定似乎有族群不团结、闹分裂之嫌。其实则不然，“远亲不如近邻”，人们的情感因时空的距离而疏淡乃情理中事。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请作进一步探讨。
问题16：当你们外出谋职或打工，同屯、村、乡、县或区的人，尽管不是同一民族或支系，你们是否仍很亲近，在老板或他人面前称之为老乡？
题头括号内为总选票数，下面四项为实选票数
资料显示：90％以上的选票对这一问题作了肯定答复。大多数族群给予了全票肯定，有的族群选民在无亲身感受的情况下，也凭理性认识选了“大多是”、“或许是”。京族等少数族群100％认为“是”。
以上两例说明：地域认同是族群认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对内的族群自我内部认同如此，对外族群间的认同也是这样，它以己我认同为前提，以血缘或地缘为基础，以自我个体为中心，向外层层扩散，好比一石入水，其波纹以同心圆形式向外推进，最后因时空距离之差，愈演愈缓，渐趋终灭。[24]
注释：
[1]谢世忠：《认同的污名——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变迁》，台北：自立晚报社1987年，第37-58页。
[2]谢世忠：《认同的污名——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变迁》，台北：自立晚报社，1987年，第27页。
[3]同上，第29页。
[4]据防城区板八乡政府偏人报道人韦金凤之父韦金良报道。
[5]据防城区板八乡政府偏人报道人韦金凤祖父韦善能报道。
[6]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第72、149～150页。
[7][8][9][10][11][12][13]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第72、149-150页。
[14]张有隽、徐杰舜：《中国民族政策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5]东兴镇牛轭岭村委会：《牛轭岭村简介》，1997年。
[16]徐杰舜、吴淑兴：《实施自治法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17]防城港市民侨委：《防城港市少数民族基本情况（汇报材料）》，1997年5月7日。
[18]《上思县志·社会》（送审稿），1992年版，第22页。
[19]《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5条。
[20]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81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报告》。
[21]即防城区附城乡大王江、鲤鱼江等地雷州话汉人的滨海散居部分。
[22]据防城区板八乡大板瑶报道人邓某报道。
[23]1994年指标参考防城港市民侨委：《防城港市少数民族基本情况汇报》，1994年11月2日；1995年指标参考1995年《防城港市年鉴》，防城港市民侨委：《防城港市年鉴》资料民族部分汇编．1997年9月15日。
[24]费孝通：《差序格局》，《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参考文献
{1}李亦园．台湾的社会问题．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张有隽，徐杰舜．中国民族政策通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
{4}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七）．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5}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李远龙，土家族，1966年生，湖南永顺人。历史学硕士，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教师。南宁，邮编：53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