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的族群认同，在国家、宗教、民族三个层次上具有不同的强度，人们普遍认为国民身份是最重要的，而与现实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影响最深刻的则是宗教认同意识，民族意识只是情境性的，甚至按一部分被访者的观点看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的。保安族的民族意识从头开始就是一种国家的构建，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保安民族“传统文化”的褒扬。现实生活中人们最直接可以感受到并参与其中的“传统文化”恰恰就是宗教信仰。结果，在普通百姓中间，国家关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就被理解成了“教门里面的事情是国家尊重的，我们一定要把教门干好才对得起国家”。国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的肯定也被理解为“宗教的信条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国家都认可”。这样，国家的威望成为一种强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宗教信仰的力量，在普通百姓中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这些观念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进一步的影响是在临夏地区产生了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民族干部首先应当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成员，而一个优秀的民族的成员在教门上应该是无可挑剔的，所以，只有虔诚的穆斯林才有资格成为代表我们民族的干部。这些观念在甘青穆斯林地区不仅是一种现实的社会价值观，产生广泛的社会压力，而且也被干部群体普遍认同。保安族的三种身份认同是一种叠加关系，新出现的民族意识通过政策机制进入人们的观念世界，而族群意识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意识。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现实生活中三种身份意识的互动关系。如果我们把人们的族群归属意识和自我身份意识看作是一种观念的生态系统的话，作为自我意识的民族身份正是宗教身份和国民身份之间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媒介，如果脱离民族政策的支持，民族身份并不具有独立的社会意义。
三、结论
我国一直使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说明“民族”是什么。当把目光投入现实社会生活时，就会发现，“民族”现象远比这个定义所描述的复杂和丰富。在保安族这个案例中，“民族”身份首先是一种国家构建，虽然这种身份并不具有社会生活中族群互动规范的意义，但由于它连带着一系列政策措施，也成为一种普遍的身份意识。人们之所以成为“民族”，主要是因为国家这个他者的定义力量，而非社会自然发育的结果。在社会生活中的分界和人们的归属意识中我们看到，传统的、更具有社会性的族群身份是“回民”，由于国家与“回民”社会的关系，国民身份成为人们能够意识到的最重要的身份。在国民身份和宗教身份两者的博弈过程中，可以看到民族身份发挥了媒介作用。也许可以据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社会关联的意义上讲，“民族”的实质是传统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对群体文化差异的一种“组织”，人们的“民族”身份处于传统族群身份和国民身份之间，并成为两者互动的媒介。
这一点提示，应当在现代民族一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视野里关注族群的现代性问题，并在这个框架内解释中国的“民族”现象。关于现代社会族群与民族（nation）的关系，安东尼·D·史密斯认为，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现代世界普遍现象的关键，主要在于历史文化和族裔纽带的既有框架和持久遗产。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人们只有把握它们的族裔一历史（ethno-historical）的基础，把握现代趋势被持续的族裔纽带重新塑造并获得新生的方式，才能对此作出解释。{7}根据史密斯的分析，现代社会中，族群主要是一种具有一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群体，而“民族”则主要是一种具有共同认可的法律、与固定地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些族群在历史上也曾经据有自己长期居住的土地并建立过独立的政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影响，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演变的”。{8}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与物质基础相适应的。现代主义的民族理论认为民族一国家这种上层建筑正是对工业生产这样的物质基础的一种适应方式。如果在民族～国家这个上层建筑中考察社会的族群性和公民性，也许可以讨论这样一种理解：国家（state）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垄断暴力并对社会实施管理和监控。{9}民族（nation）是国家社会的文化组织方式，通过共享法律和公共文化达成社会的整合，{7}因而它也是一种用现代公民性来整合社会中传统的族群及族群集团的方式。民族一国家只存在于与其他民族一国家的体系关系之中，“国际关系”与民族一国家同时起源，{9}5这种体系的蔓延使得任何传统社会都必须以某种方式适应“民族一国家”的建构，重新组织内部的群体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文献中，人们用族群性（ethnicity）描述的那些社会现象，反映的是族群这种古老的社会结构因为政治单位的重组或者移民的大量出现而产生的现代性问题。所以，在某种情况下，族群与民族的相互转化——认同或者分离，反映的是一定政治区域内公民性整合族群社会的成与败。现代社会中，当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诉诸于建立独立民族一国家时，族群问题就被完全政治化了，而致力于以社会的高度整合和各种族群文化和谐共处的解决方式则倾向于使族群问题文化化。{8}
因此，毋宁说，在我国，国家以社会政治的方式建构“民族”，是一种在传统帝国既有族群关系历史基础上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的探索。当我们探讨民族自决理念和民族一国家的性质，探讨当前人们正在探索的多元文化政策和一体化进程的时候，处于：nation与族群之间的“民族”身份及其社会意义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便凸显出来。当然，保安族是一个人口规模很小，在历史和文化方面又与一些族群集团关联密切的“民族”。反映在这个群体中的看似叠床架屋的“民族身份”，在其他那些人口规模较大又具有较多文化异质性的“民族”中间，可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产生不同的社会群体身份互动状况。因此，仅从保安族的研究中尚不能对我国的“民族”到底具有什么含义作出完整、充分的解释，对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注释：
[1]老人对“保安人”过去的用法的解释是：这个词就指我们是从保安那个地方来的人，就像说“山西人”、“西宁人”一样，没有别的意思。
参考文献
{1}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c]．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印，1985．
{2}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的问题[A]．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论文集[c]．内部资料，1981．
{3}金炳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理论界部分热点问题研究概况[A]．毛公宁，王铁志．跨世纪民族问题研究与探索[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4}黄光学．中国的民族识别[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5}Tajfel，Henri．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M]．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2．
{6}Brown David 1989，Ethnic revival：perspectives on state and society[J]．Hutchinson and Smith ed．Nationalism：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Vol．Ⅲ，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7}史密斯·安东尼着，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8}马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和“文化化”[z]．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ISA工作论文，2002．
{9}吉登斯着，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一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作者简介] 菅志翔（1968-），宁夏灵武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北京，邮编：100800。电子信箱：jianzhix@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