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瓦拉奇和巴比·多义耳联手经营的吃角子机器兴旺了不到一年，新市长费奥雷罗·拉瓜蒂亚上任后，发誓扫除纽约市内所有的老虎机。弗兰克·科斯蒂罗应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恩之邀，赶在警方动手之前，把他手下的机器尽数转移到新奥尔良。
瓦拉奇们又试着去做弹子球机，但每周只有区区200美元的进项。他和巴比一咬牙，决定投资当时在黑社会内方兴未艾的彩券业。瓦拉奇自知入伙太晚，没有赶上“禁酒令时期”。凡是沾上黑酒生意的，无论多少全都发了。等1933年国会废除禁酒令时，这些人个个掂着沉甸甸的钱包，开张了他们在各行各业的新工厂、新公司，更有不少人投资股市或房地产，生意照样做得红红火火。当时彩券业的大户全是各族裔的黑道人物，像瓦拉奇们这样的确实算混得比较惨的了。
1930年，纽约的地下彩券，也叫彩票，是三位数，从000到999，每天的中奖号码由当天的赛马结果决定。中奖额为投入的600倍，但机会却只有千分之一。也可以只押一位数，中奖额为七倍。所以从长远来看，做彩券也是一个不错的行当。但一开头如果是小本经营，则风险很大，只要碰上几次大数额中奖便可能破产。
除去这样那样的开销和各方打点，我和巴比的账户上还有2000美元出头。苦心经营三个星期，总算有了1700美元的纯收入。结果这一天，好家伙，一下子来了一个大奖。有两个人押中了三位数，总共是14美元，乘以600，我们得付出去8400美元。我给威利·默尔蒂打电话，他当时是露其亚诺家族的彩券业老手。
我说：“明天我把老婆送你那儿去，你替我养着。”
威利问：“怎么了？”
我说：“我告诉你怎么了。我们破产了！我们玩完了！”
“我知道了，”他说，“先别付钱，稳住那两个家伙。”
威利到上头去通融，我们就对客人说，对不起，上头可能出了点差错，通知我们等24小时，请你们明天再来看正式结果……等等等等。
赛马的结果都登在了报纸上，威利能做的也就只是暂缓一下。他问我最大的那张票是多少，我说10美元。威利给各个彩券点打电话，问有没有谁可以把这张票接过去，没有人接。6000美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威利说，这样吧，把那张4美元的票一起给我，5%的利息，我替你们吃了，但是下不为例。
彩券好是好，不过没有钱就玩不转。那一关总算过去了，我和巴比的心里还是没着没落的，不知道我们能支撑多久。
…………
查理·露其亚诺的亲爹去世了，我去参加葬礼，查理说：“嘿，踏板车约瑟夫，别那么伤心。”
我难得有机会和老板说话，就对他说：“我对令尊大人的过世深表遗憾。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一大堆伤心事。我的彩券怕是做不长了。”
查理当天就找到我的老朋友、原洋蓟王的司机兼保镖弗兰克·利沃赛，要他替我解决资金。弗兰克和另外两个人给我凑了一万美元，算是做了我们的股东。他们后来一直帮着我们，到1936年，我每周彩券的税后收入做到了1250美元。
几年下来，我亲眼看见好多做彩券的个体户赔了、栽了、血本无归，就因为他们没有人给撑腰。
…………
这天也是我活该倒霉，没有开车，揣着一大捆彩券在大街上走，碰上了两个市警署的探子。当地的警察全被我们买通了，但是市警署的人，怎么说呢，你简直就没法儿跟他们打交道。
我的案子到了法院，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反正当地警署瞒下了我以前的两次犯罪记录，最后只判了我一个“监外执行”。
像我们这样在大街上混的主儿，没有个组织是真不行。
这段时间，瓦拉奇周围的几个重要人物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在1935年，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的势力被露其亚诺家族挤垮，洋蓟王本人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从此与世无争、颐养天年。他最后老死在病榻上，算是意大利黑社会重量级人物中少数几个有善终者之一。
其次是1936年，查理·露其亚诺因“组织卖淫罪”被捕。按瓦拉奇的说法，查理自己对娼馆妓院之类的事本来是不屑一顾的，无奈禁酒令废除后，纽约的各“科沙·诺斯卓”家族内合计有200余人“失业”，以查理当时所处的地位，他不能不管。查理·露其亚诺于同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0年。有传言说，后来在二战期间，美国海军部怀疑纽约各港口有敌国间谍出入，于是采用联邦调查局的建议，以毒攻毒，把这些港口交给黑社会组织把守。1942年，查理·露其亚诺从位于美加边境的丹乃摩拉监狱转移到离纽约较近的阿尔班尼。至于他具体做了些什么，瓦拉奇之辈不得而知。但是在1945年，查理的律师以其在战争中的贡献为由，申请保释被批准。查理在美多年，一直无意加入美国籍。作为一名异国侨民，保释出狱后即被遣返意大利。查理·露其亚诺于1962年在老家拿玻里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就在查理被捕的同时，露其亚诺家族的二老板维克多·靳诺万斯因涉嫌谋杀被警方传讯后，携巨款只身逃往意大利，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多年。二战期间，维克多向墨索里尼政权捐款25万美元，并因此而被授予荣誉勋章。
于是，露其亚诺家族的第一纵队长弗兰克·科斯蒂罗成为临时执行老板。但这个弗兰克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对家族的事务撒手不管，只热心于营建自己的商业王国。瓦拉奇说，弗兰克·科斯蒂罗是一个外交家，熟识名人政客，谙达上层路线。其实他更是黑社会中少有的企业家。在30年代末期，他所经营的彩券业、赌博业和酒类批发业已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他的吃角子机器遍布各州，并开始向房地产和石油等“合法行业”发展。弗兰克收买贿赂政府官员的本领堪称一绝，他甚至可以周旋于相互对立的政敌之间。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恩被刺杀后，他生前的死对头接替了州长的职务。弗兰克·科斯蒂罗根本不理会这些，转手就把原先拨给休伊·朗恩的20%吃角子机器利润送给了新任州长。不过，偶尔也会有让弗兰克感觉难堪的时候。他曾暗地里资助托马斯·奥雷利竞选纽约州最高法院院长，不知道警方已经监听了他的电话，结果被媒体大曝光。在“科沙·诺斯卓”里，弗兰克·科斯蒂罗尽可能地将自己与那些明火执仗、胡作非为的强盗区别开来。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不惜动用黑社会的力量，比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因洗桑拿而操纵宾馆全体员工罢工之事。
一时间，露其亚诺家族群龙无首，任由几个纵队长在那儿毫无章法地折腾，让瓦拉奇们吃尽了苦头。
一天，巴比·多义耳从安东尼·本德尔那儿回来，说瓦克兄弟为争夺一个姑娘，把埃迪·卡坡卞科的头砸开了瓢。埃迪小伙子是我们的人。巴比问：“你认识瓦克兄弟吗？”
“认识，”我说，“他们是路琪赛家族的。”
“那好，安东尼要你去搞定他们。”
我说：“巴比，挑谁也不应该挑上我呀。你知道季坦诺·路琪赛和我过世的老丈人是最好的朋友。存心跟我捣乱是不是？”
“没那么严重，”他说，“没说让你杀了他们。只是教训教训。”
说也没用，我知道安东尼·本德尔是故意的。我就说：“OK，他们在哪儿？”
“不知道，你自己找去。”
我寻思，只要找不到他们，也就不用“教训”他们，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耗着。大概安东尼摸透了我的心思，一天早上，一个叫胖子安东尼的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正在找瓦克兄弟，我说是，他问：“哪一个？”
我说：“哪一个都成，他们只说是瓦克兄弟。”
胖子安东尼就说，他和哥儿俩中的一个约好了，那天下午两点在3街和97道的一个什么地方谈一笔生意，但他会去得晚一点。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和他们了断，这就是个机会。你明白了吧？他们都安排好了，你不想干都不行。
人也替我找好了，强尼和托米，一人带一根棒球棍。我是接合同的，不用自己动手。
我们开车到了胖子安东尼说的地方，瓦克果然在那儿，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从车里跳出来。他一看见我们就傻了。两个打手对付他，我把那个不相干的人推到墙根，说：“你别管闲事。他伤了我们的人。”
通常像这种情况只消打他的腿，但是强尼和托米没头没脑一通揍，我叫他们住手已经太晚了。后来我听说那小子在医院里躺了半年。
我算是彻底得罪季坦诺·路琪赛了。而且我知道安东尼·本德尔特小人，他决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本来瓦克兄弟和埃迪·卡坡卞科为一个姑娘打架，也不算什么特别的大事。打架总会有输赢，但输了以后又拉上家族的人来搞报复，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按章程是要上公堂的。“公堂”也是当初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的改革之一。法官团一共六个人，纽约的五个家族和新泽西州的诺瓦克家族各出一人。如果最后的裁决出现平局，任何一位老板都可以出面投一票。
当时快到圣诞节了，要等到过完了节才升堂。以前每年的圣诞节路琪赛夫妇都请我们去他们家开派对。那天梅尔卓跟我说季坦诺的太太凯蒂打电话来请我们，我不知怎么的，心里竟然有些感动。
我们到了路琪赛家，喝了几杯酒后，季坦诺避开众人把我叫到楼上，问我是谁下的命令。我能说什么呢？安东尼·本德尔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要是出卖了他，那就尽等着穿小鞋不说，弄不好还会引起又一场家族间的火并。我于是说：“你就当是我自己干的好了。就算我告诉你是别人，你又能怎么样呢？”
他说：“听着，我现在就可以废了安东尼·本德尔那小子。”
“季坦诺，你听我说，我相信你讲的话。但我们就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好不好？就当是我自己干的，好不好？”
正式审判的地点是在乔利·乔斯的餐馆里包了一间雅座。对方是季坦诺·路琪赛带着瓦克兄弟的纵队长。季坦诺本来是用不着来的，我知道他这一趟完全是为了我。我们这边有安东尼·本德尔和巴比·多义耳。我们家族的法官是个“老油球”，叫沙笛诺。“老油球”是我们对那些生在意大利、后来到了美国的第一代移民老头儿们的称呼，带点贬意。不过沙笛诺这个“老油球”很聪明，每次安东尼·本德尔出庭时他都坐在他旁边，管着他不要胡说八道。
那天季坦诺·路琪赛一反常态地宽宏大度，临走时大家握了手，每个人都是轻松愉快的样子，只有瓦克兄弟的纵队长一脸怒容，而且从此以后路琪赛家族的人对我都很冷淡。
安东尼·本德尔算准了，这事要么是我倒霉，要么就是季坦诺·路琪赛吃哑巴亏。更可恶的是，这混蛋尝到了甜头，后来又不断地故伎重演。
这件事让我和巴比·多义耳之间产生了隔阂，我想我迟早会和他分道扬镳。我抽出我们合伙做彩券的利润中我自己的那部分，开始试着放些高利贷。
“科沙·诺斯卓”中做高利贷的人不少，但方法却各是各的，利率也不尽相同。我定的利息一般在20%上下。比如我这星期一借给你1000美元，从下星期一开始，你每周还我100美元，12个星期还清。利息是从一开始就算好加进去了的，所以对一些老债未还又借新账的客人，我实际上赚了他们双倍的利息。比如一个人借了500美元，按理他应该每周还我50美元，12个星期付清。好，时间过了一半，他还欠我300美元，这300美元里头已经包括了利息，对不对？他又来了，说手头实在太紧，再借给我500美元吧。我呢，只给他200美元，加上先前的老账300美元，一共就是500美元了。然后从这时候开始，他每周还我50美元，12个星期还清。不服气？不服气你找别人借去。说实话，他要是有能耐找到别人，也不会到我这儿来了。我们管这叫“奶油高利贷”，其奶油部分，或者说最可心儿的部分，就是双重利息。
你问我是怎么做起来的？很简单，先做成一两笔，话就传出去了。你简直想象不到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想借钱。我只在布郎克斯做，我家住那儿，还有哈伦东区，那是我的老据点。我挑人也是有讲究的。你不能贷款给做正经生意的小商小贩，他们缺钱了来找你，过后一寻思，又觉得你盘剥了他们，脑筋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就跑到警察或者检察官那里把你给告了。也不能借钱给穷人，到时候他们要是砸锅卖铁都还不出钱来怎么办？你还能把他们熬了吃了？好多做高利贷的就是因为这种又赔钱又被媒体曝光的事给搞砸了。我不想跟人打架，也不想和谁过不去，我只是想赚钱，想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地当成一桩正经生意来做。所以我放高利贷这么些年，虽然没有大发，也没有赔过本，所有的账一笔一笔都是收上来了的。很快，我就有了150多位固定客户，有1万多美元“在大街上”替我赚钱。
我也有周转不开的时候。借钱的人太多了，手头现金不够，我也只好去借高利贷。这第一是为了信誉，人家找你两次借不到钱，就不会再找你了。第二是我能弄到利息10%的贷款。为什么？因为对方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知道我能还上，没有风险。一来二去，我的一个上家，约翰·罗伯兹成了我的合伙人。他负责提供现金，我负责发展新客户。他不仅是我的合伙人，也是安东尼·本德尔和其他“科沙·诺斯卓”的合伙人。我知道他在安东尼最大的四五家夜总会里都有股份。约翰·罗伯兹没有加入“科沙·诺斯卓”，因为他有一个兄弟是警察。一直到后来，他才混进了安那斯塔西亚家族。
我和约翰联手放出去了六万多美元。老规矩，我从客户那里收20%，他从我这里取10%，也就是说，我俩对半分。这件事自然是瞒不过安东尼·本德尔的。恰巧就在这个时候，那小子在赛马厅里赌输了几大笔。有一天，约翰·罗伯兹跟我说，安东尼找他去细细地盘问了半天我们的高利贷生意，听那意思是要插一杠子进来。安东尼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太清楚了。他要是插进来，无论干活不干活，至少拿走三分之一。我对约翰说，既然他没挑明，咱们也装糊涂。没过多久，就有人放出一句话来，说你们要是想挤对谁，就挤对踏板车约瑟夫。我对约翰说：“事到如今，我也不好为难你了。安东尼再找你，你就从你那一份里头划给他。他若是想要我的份子，让他自己来跟我说。”
安东尼果然来了，他把我约到新泽西州的公爵餐厅。“科沙·诺斯卓”的老板和好多发了大财的人都在那边买别墅，讲究的是一种“乡村情调”。公爵餐厅就是他们在那里经常光顾的去处。安东尼说他在赛马厅那边急等着用钱，要我把放出去的债全部收回来。我说所有的客户都照章办事，按时付账，我凭什么硬逼着人家立时三刻还钱？我说我可以把约翰·罗伯兹的份额算出来，先找别人借钱垫上，但利息要从中扣除。
安东尼说：“那他不等于白借你钱了吗？”
我说：“当初和我合伙，是他提出来的。现在要撤走资金，也不是我的主意。你如果马上就要钱，只能这么办。”
我和约翰·罗伯兹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一结账，我还剩了差不多3万美元，我怕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