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有一位咖啡店的墨西哥小姐叫露依莎，“我们每次去都是她接待。7月5日那天我们要了咖啡和苹果派。她肯定记得，她认识我们。”没错，是有露依莎这么一个人，她也记得娴泰和肯尼。“但星期天我们从来不开门，从来不！”咖啡店经理为露依莎作证道。
如此折腾了一年之久，竟找不到一个证人来为1998年7月5日那天娴泰和肯尼的行踪作证。莱思·莱文说，直到此时他才相信，娴泰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
1999年12月，预审开庭前几天，突然有个自称是皇宫大酒店的调酒师找上门来，说他在头年7月5日下午看见过娴泰和肯尼。律师们当场为他录了像，但后来并没有提交法庭，因为此人的证词纰漏太多。他对18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所提供的一些非常详尽的细节，不免令人对其超常的记忆力产生怀疑。更令人生疑的是，就在这位证人露面之前，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曾经找到律师们的办公室，交给他们一张娴泰亲笔写的条子，要他们付给来人200美元。律师们就此事追问娴泰时，她东拉西扯，颠三倒四，末了也没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娴泰的律师们甚至不愿意让公诉方知道这件事，因为那位“证人”如果出庭，肯定会在交叉取证时露出马脚，使被告方弄巧成拙。
娴泰和肯尼还写下一长串“熟人和朋友”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说他们也能在某些问题上为娴泰两人作证。但等到律师和侦探们照着号码拨过去时，好多人一听是关于娴泰的事，马上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娴泰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女人，她总是希望她周围的人都围着她团团转。她可以一天给律师打十几次电话，每次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以至引起监狱中其他犯人的不满，狱方只得禁止她使用电话数日，以示惩罚。她也从不分白天黑夜，节日周末，如果哪天晚上她失眠，那她的律师们就活该倒霉。后来律师们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重新和她约法三章。
娴泰也是一个主观武断自作聪明却毫无自知之明的人，她一贯的作派就是要别人都听她的，对她的辩护小组也不例外。她经常驳回律师们的种种建议，有几次连肯尼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但只要是娴泰认准的事，谁也休想改变她。
一般来讲，在一场官司中，委托人只需要对以下的问题作出决定：一、是否承认“有罪”；二、是让陪审团裁决，还是免去陪审团，由法官一人断案；三、是否出庭作证，并且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独立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其他策略性的问题和辩护技巧等等则应留给律师。
随着开庭日期越来越近，而被告方仍未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再三劝阻，一定要向新闻界讲她的“故事”。理由是，如果她不站出来说话，人们知道的就只是警方的一面之词。律师们已经听了太多娴泰的“故事”，知道她会说些什么，也知道最后将是什么结果。后来双方总算达成协议，如果娴泰一定要对公众“亮相”，每次采访都必须有她的律师或侦探在场，以防止娴泰过分地胡说八道，或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一些记者提出的带有圈套的问题，而被公诉方抓了辫子去。
比如，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的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娴泰为什么有几个不同的生日时，在场的侦探莱思·莱文马上替娴泰回答说：“有的人有不止一个社会安全号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罪犯。”主持人又对二位凯梅斯说：“看来你们俩的麻烦不小呵。”肯尼回答道：“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样。”主持人马上追问：“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的呢？”律师们立即指示娴泰和肯尼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在采访接近尾声时，主持人对肯尼说：“我看了你在大学里的成绩，别的科目都差不多是B和C，倒是戏剧表演得了一个A。”一位律师忙叫道：“打住，打住，你不能问这样的问题。”英国国际电视网络公司独家采访娴泰母子后付给他们7000美元。娴泰请节目制作人用这笔钱为她和肯尼买了几套衣服。她特别关照在订购衣服之后，让店方把她衣服上标明尺寸的“16号”标签统统换成“12号”。后来娴泰和肯尼就是穿着这些衣服上《60分钟》节目和出庭的。
娴泰特别腻味被捕后警方为她拍的照片，她希望在开庭之前重新照一张。狱方派人为她做了头发，还根据她“不要看上去像监狱”的要求，特地将摄影师请到12层的图书馆。摄影师带去了化妆品、梳子、眼镜、围巾、手套及一些小的道具装饰品。临走时，娴泰旧病复发，企图顺手偷走化妆品和围巾，被狱方发现后记大过一次。
1999年12月8日，本案预审在位于纽约唐人街中心圣特雷路100号的刑事法庭大楼开庭，讨论被告方提出的一项动议，关于不予在法庭辩论中引用娴泰和肯尼在刚被捕时说的某些“言不由衷”的话。可能是监狱的饭菜不合口味，娴泰看上去瘦了一大圈。七天的听证共有18位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执法人员出庭作证，最后，法官同意从记录中删除娴泰对警方说的几段话，例如，她曾经做过助理律师，她懂得她的权利；再如，假如允许她事先征求律师的意见，她也许可以向警方提供有关伊琳·苏尔曼的线索；以及肯尼对办案人员否认他有车等言论。这就是说，在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这些证人出庭时，他们不可以引用娴泰和肯尼说过的这些话，公诉方也不可以利用这些言论攻击被告。
2000年1月27日，开始审查挑选陪审团成员。首先从近1000名候选人中用小组筛选法挑出100名左右，再逐一进行评议。被告方请来了资深犯罪心理学家亚瑟·威德博士作为顾问，他建议被告方尽可能挑选蓝领阶层，如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建筑工人和门卫等，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娴泰则希望最好是清一色的黑人和南美族裔，“他们比较富于同情心”。在她的辩护律师中，麦可·哈迪和霍赛·慕尼茨就分别是黑人和南美人。
法官冉娜·乌维勒首先对诸位候选人解释了娴泰与肯尼被指控的罪名，讲述了伊琳·苏尔曼的失踪，然后指出，本案没有尸体、没有DNA、没有血迹、没有目击者、没有现场证据，是一个完完全全建立在间接证据或旁证上的案子。
“旁证并不比直接证据好，也不比直接证据差。没有尸体并不意味着没有谋杀。只要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即使没有尸体，你们也可以裁定谋杀罪……如果你坚持认为只有尸体才能证明谋杀，没问题，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但是你不能进入这个陪审团。”
乌维勒法官没有提到的是，在此之前，纽约州有过两起，全美国已有十几起没有尸体，但被告最后被判谋杀罪的案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根据西方国家司法界的传统观念，没有尸体则不能证明被害人已经死亡，这样的案例一般只能按失踪处理。
陪审团候选人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认识任何一位被告、律师或可能出庭的证人；在此之前他们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对本案的了解，是否会影响他们能否仅仅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是否有语言或理解上的障碍，等等。
经过两个星期的筛选评定，组成了八女四男共12人的陪审团，其中有：公立学校助理厨师、电话公司技术员、图书管理员、股票经纪人、民政部工作人员、教师、律师事务所秘书、建筑工人、推销员、两名邮递员，和一位有经济学学位的妇女。按照惯例，第一位入选陪审团的成员为陪审长。此外还有六名候补陪审员。
2000年2月14日，对娴泰·凯梅斯和肯尼·凯梅斯的审判正式开庭。首席公诉人康妮·佛南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了她长达3小时的发言。
“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两名被贪婪和狂妄泯灭了良知和人性的罪犯。从加利福尼亚到拉斯维加斯，从佛罗里达到纽约，警方循着他们邪恶的踪迹一直追到苏尔曼大厦，在那里，他们杀害了伊琳·苏尔曼。等你们看到和听到我们即将呈交给法庭的证据和证词，你们将会得出唯一而简单的结论：伊琳·苏尔曼已经不在人世，是这两名被告杀害了她，因为她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非得把她除掉不可。而且只要人们找不到她的尸体，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掠夺盗窃她的财产——那座价值数百万的苏尔曼大厦。”
康妮接下去告诉陪审团，早在杀人藏尸之前很久，娴泰和肯尼就已开始精心策划如何把苏尔曼大厦据为己有。康妮提到娴泰用过的20多个别名和化名，她打给产权鉴定公司查询苏尔曼大厦有关资料的电话，以及乔装成苏尔曼夫人以骗取公证员在一张伪造的契约上盖章，那张契约将苏尔曼大厦转让给娴泰控制下的一家海外公司。康妮还提到，娴泰、肯尼如何利用苏尔曼大厦的月租收据练习伪造伊琳的签名，并试图用谎言从一位苏尔曼大厦的工作人员凡列莉·麦勒奥那里获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码。康妮指出，根据娴泰的笔记，二位凯梅斯已经知道了苏尔曼夫人准备将他们赶走。康妮说，伊琳·苏尔曼是一位善于察言观色，曾在商场上摸爬滚打数十载的精明的女商人，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她周围的人和事。当她得知肯尼在苏尔曼大厦里四处查看，发现肯尼在经过保安摄像探头时总是把头扭开或以手掩面，她就对他产生了怀疑。康妮提醒陪审团成员不要忘了，当肯尼被捕时，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了两大串苏尔曼夫人的钥匙。
“伊琳·苏尔曼绝对不可能把苏尔曼大厦的钥匙交给一个外人，特别是一个她认为可疑的人。肯尼要得到这些钥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从苏尔曼夫人身上强行夺取。”
康妮还提醒大家一个事实，在过去的15年里，伊琳·苏尔曼从未在苏尔曼大厦外度过一夜。当康妮列举出十几位将要出庭的证人时，肯尼的脸色变白了，总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的娴泰也停下了笔，而且神色凝重。
被告方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首先致开场白。他强调：“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谋杀的假说……公诉方有很多的推断和猜测，但他们找不到一个证人来证明那些强加在娴泰母子头上的罪名。没有尸体就是没有尸体。”麦可说，无力破案的警方把娴泰和肯尼抓来当替罪羊，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这场审判就如同古代条顿族实施的‘神裁法’，把嫌疑者的手放进沸腾的油锅里由神裁决，如果那双手仍然完好无损则定为无罪。”
代表肯尼的迈尔·沙其接着说，这桩案子就好比是筑室于沙上，因为没有牢固的基础——尸体，房子再漂亮最后也还是会被推倒的。
两位被告律师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那些证据：化名、手枪、电子枪、假发、装在伊琳·苏尔曼电话上的窃听器、伪造的契约、伊琳已故丈夫沙缪尔·苏尔曼的护照、伊琳·苏尔曼的护照和社会安全卡、苏尔曼大厦的钥匙，等等，等等。
在接下来的12个星期43天里，公诉方向法庭展示了425件物证，包括上千页各类原始文件和一万多页复印件，传唤了一共129名证人。
伊琳·苏尔曼的副手蒙奇·梅乐斯连续三天出庭。他证明苏尔曼夫人从不独自离开苏尔曼大厦，而且从不把钥匙交给任何人，包括大厦工作人员。伊琳所有的衣服上都有特制的大口袋，装着她的老花镜、手绢和钥匙，这三件东西从不离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因为眼神不济，她的钥匙上都用红色指甲油做了记号，找起来比较方便。
罗蒙·卡沙尔，苏尔曼大厦20多年的总管作证说，当苏尔曼夫人失踪以后，她的钥匙和红框老花镜也不翼而飞。
静·勃格是娴泰在佛罗里达的朋友。她告诉法庭，1998年5月，她和丈夫准备到巴哈马度假之前，娴泰托她去那里一位药剂师的药房“为一位82岁的老太太”买药。据娴泰讲，这种药在美国买不到。后来勃格夫妇因故取消了那趟旅游，娴泰说没关系，她自己会给那位药剂师打电话订购。那瓶药就是警方在林肯车里搜到的粉红色的麻醉剂或蒙汗药。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娴泰也曾经在同一家药房给肯·凯梅斯买过几种不同的安眠药。
纽约警署紧急行动处警官兼电子枪技术员在证人席上说，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购买的电子枪的电压为20万伏特，如果与人体接触5秒钟便会造成头痛、晕眩、昏迷及大脑损伤。如果长于5秒钟则会使人虚脱。他还说，警方曾使用过的同类产品的电压是5万伏特。
为公诉方出庭的其他证人有：
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娴泰和肯尼的司机兼清洁工。
唐·奥其和诺莉·斯韦尼，被娴泰和肯尼请到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两位公证人。
思坦利·帕得逊，卖给娴泰和肯尼枪支的原拉斯维加斯建筑工程师。
娜萘蒂·维柯斯基，娴泰一手栽培的私人公证员。
弗兰克·麦卡林，拉斯维加斯流浪汉，娴泰用他的名字为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投保后两周即发生火灾。
爱尔华·希克莱俐，伊琳·苏尔曼的朋友，服装设计师。
桑妮娅·芭普蒂丝，巴哈马群岛一家海外投资银行的业务助理，娴泰在该行开设过投资账户。
海伦·潘多拉基，伊琳·苏尔曼的朋友，1998年独立节期间正在生病，伊琳失踪那天上午曾打电话问候她的病情。
杰夫·费格，伊琳·苏尔曼的房地产管理人。
麦克司·休尔、朱迪·海曼和真正的墨尼·盖林，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马球俱乐部”公寓的邻居。二位凯梅斯盗窃了他们的信用卡、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并非法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行骗。
凡列莉·麦勒奥，苏尔曼大厦主管，娴泰和肯尼曾试图向她骗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码。
蔡章，伊琳·苏尔曼的朋友，马来西亚裔服装设计师。
阿兰赛丽·列微拉，伊琳·苏尔曼失踪之日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工作人员。
卡珞·翰莘，伊琳·苏尔曼的朋友，画家兼记者。
彼得·雅各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制作人，1998年独立节期间，除“墨尼·盖林”——肯尼外，留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房客。
鲁迪·瓦卡，伊琳·苏尔曼的朋友，苏尔曼大厦食品供应商。
公诉方传唤的证人还有，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办案人员、参与本案的其他执法人员、笔迹和文件鉴定专家、毒品学家、心理医生、苏尔曼大厦的其他员工和房客、伊琳·苏尔曼的医生和其他朋友、娴泰和肯尼的朋友、肯尼的前女友，以及来自产权鉴定公司、房地产估价公司、房地产发展公司、保险公司、银行、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社会安全卡管理局、税务局、宾馆、餐厅、停车场等等的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