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特定的思想内容用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出来，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特定的思想内容”，绝不是玩文字游戏。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的意义特征。特定的思想内容用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出来，是说在注重思想内容的同时，也注重表达形式；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特定的思想内容，是说在重表达形式的同时，也注重思想内容。否则，就会“因辞害义”。
请看下面这几句话：
场面这么好，音调这么嘹……我也曾听过报……太阳出来望见他洗尿这是从一首自由诗中摘出来的诗句。诗人片面追求韵脚，生硬地把“嘹亮”略成了“嘹”，把“报告”略成了“报”，把“洗尿布”略成了“洗尿”，这怎么能使读者看得懂呢？
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不能成为表达思想的枷锁，但完美的形式可以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如果不顾思想内容，因辞害义，就会影响表达效果，也就谈不上什么表达艺术了。
可见，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一致，才有好的表达效果，也才是艺术的表达。否则，就不能有好的效果，也就谈不上什么艺术。
所以，我们说，注重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的完美结合，内容与形式具有一致性，是口语表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
（4）入乡随俗，注意适应性所谓入乡随俗，注意适应性，就是说，我们在说话时要适应时间、场合以及自己的身份。即，“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什么身份说什么话”。否则，就会影响表达效果，也达不到交际目的。《战国策》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卫国有一家人去娶新媳妇，这新媳妇一边上马车，一边指指点点地问婆家的人：“车辕两边的马是谁家的呀？”赶车人说：“是借的。”新媳妇听了这话，忙对赶车人说：“轻点打它，也别猛抽那驾辕的马！”
马车到婆家门口，伴娘搀扶着新媳妇下了车，新媳妇又指手划脚地对伴娘说：“做完饭，要把灶里余火弄灭，不然，会失火的！”
当新媳妇走进院子，看见当路的地方有个石臼，连忙说：“快把它搬到窗户下面去，在这儿会妨碍走路的！”
知道这件事的人，都笑话她。
这位新媳妇从上马车到进婆家门，一共讲了三次话，从这三次讲话的内容来看，都是很有道理的，而且非常重要。第一次，嘱咐赶车人不要猛打驾车的马，因为马是借来的，所以应该倍加爱惜；第二次，吩咐伴娘做完饭后要熄掉灶里的余火，新婚之夜，宾客乱纷纷的，稍有不慎，引起火灾，就会乐极生悲；第三次，指使仆人将妨碍走路的石臼搬到窗下，以利行人往来。
可是，为什么人们要笑话她呢？原因就是她说这些话时没有考虑具体的场合与身份。她的三番话，若是在娘家说，人们会觉得她是个很体贴家人，很会过日子的好姑娘；若是结婚三天之后再说，人们则会称赞她是个善于持家的好媳妇。因为按古时候的风俗，新媳妇进门三天之内，是不能多言多语的，何况是在新婚之日呢？所以虽然新媳妇的话说得很合情合理，但因说的场合不对，所处的身份不同，却受到了别人的嘲笑。
由此可见，时间、场境和身份对说话效果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而要使我们所说的话适应时间、场境和身份的要求，我们就得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①根据时间的紧缓，决定说话的长短。
我们的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的。不同的时间，对话语的长短有着不同的要求。时间紧迫，话题就要集中，话语就要简明；时间充裕，话题则可谈得宽泛些，话语也可舒缓些。如果不顾时间长短，我行我素，势必影响交际效果。比如：
洪峰即将到达某县，县秘书长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他说：
同志们，洪峰就要到达我县境内，情况非常紧急，为此，县委决定召开这次防汛抗洪动员大会，请大家会后认真组织群众做好防汛抗洪工作。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县委书记、兼县党校校长、兼五讲四美三热爱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办公室主任、兼普法领导小组组长、兼防汛抗洪救灾总指挥魏群言同志给我们讲话！
秘书长的话音未落，台下便已出现不满声。
为何不满？不言而喻，是这位秘书长说话没有考虑时间的因素。洪峰即将来临，抗洪救险已成燃眉之急。这时候，时间就是生命，语言应简洁、简洁、再简洁，可是，他却慢条斯理地历数县委书记的官职，显然是不知轻重，难怪台下不满。
与这位秘书长相反，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很知道在讲话时注意时间的长短。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前曾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并且经常出席集会，发表演说。
一次，他在集会上排在他人之后最末一个发言，因前几位演讲者都是长篇大论，以致轮到他发言时时间已经不早了，艾森豪威尔见时间已晚，而听众又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便决定舍弃原来准备好的演讲内容，用简短的语句演讲，他说：“每一篇演说不管它是书面形式的，或是其他形式的，都应该有标点符号。今天晚上，我就是标点符号中的句号。”
艾森豪威尔的话音刚落，听众们便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艾森豪威尔对人说，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演说。
听众们感觉甚好，艾森豪威尔自我感觉良好，都是有道理的。在时间短促，听众不耐烦的时候，即使是有内容的长篇大论，也难能为人所接受，而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可谓有多重意义：既对别人的演讲表示了肯定，又完成了自身的演讲任务，同时还节省了时间，获得了听众的好感。
②根据场合的正非、悲喜，决定说话的风格。
根据不同的情况，场合可做多种分类，而每一类别，对说话的风格都有不同的要求。
场合可以分为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正式场合指公共活动的场所，如课堂、会场、办公室等，这种场合说话应严肃认真，不能随便乱扯。非正式场合指日常交往的地方和娱乐场所，如家庭、商店、街头、饭店、电影院、舞厅等。这种场合说话可以随便一些，像聊家常一样，平易、通俗、幽默、风趣，而忌摆官架子。
场合还可以分为喜庆场合与悲伤场合。喜庆场合一般指婚宴、节日、联欢会等。这种场合说话应轻松、明快、诙谐、幽默，有助于欢乐气氛的增加，千万不要说让人不高兴的话。曾有个小伙子，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当新郎新娘向来宾敬酒时，小伙子见身着婚礼服的新娘比平时俏丽得多，便说：“你今天真是‘面目全非’。”接着，又对新郎说：“来，让我们‘同归于尽’。”
这两句话把新娘新郎说得心烦了好多天。其实，不光这毛头小伙子说话不分场合，就连声名远播的梁启超，也在这地方失误过。
1926年，在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跟他苦苦相恋三年之久的情人陆小曼结婚时，梁启超为证婚人。因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合是婚外恋的结果，所以梁启超有看法。于是，在婚礼祝辞时，就对他们教训了一番。
他在致辞中说：“徐志摩先生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上难有成就。其次，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从今以后，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俩人都是离婚而又再婚的人，要痛自悔悟！祝你们今天是最后一次结婚！”
听了这段祝辞，徐志摩和陆小曼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宾客们也面面相觑，不明白这梁公怎么在人家的婚礼上说出这么一段话来。
为什么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的婚礼祝辞会带来这种结果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祝辞时没有注意区分场合。梁公作为学者名流，徐志摩的前辈，平时劝诫徐志摩几句是理所应当的，可是，在人家结婚的大喜之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出这种训诫的话来，未免不尽人情。
悲伤场合一般指有伤、病、亡者的处所。在这种场合说话，忌讳很多，比如，去病房探望病人，一定不要说“死”、“好不了啦”等听着让人不痛快的话。这本是常理，但有的人却不在意。有位朋友就曾对笔者说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她生病住进了医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不过是有点拉肚子。住院的第二天，她的一位同事去看她。见了同事，她很高兴，觉得这同事把她当朋友看。谁知，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她的心里开始发烦了。原来，这位同事喋喋不休地给她讲，某某人开始拉肚子，后来一查是肠癌，不久便死了。说者本无意，但这听话的人一类比，心里便不痛快。
③根据身份，说出自己该说的话。
身份指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一个人的辈份。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或辈份高的和辈份低的人所说的话，不仅风格不同，而且感情的含量和词语的选用也不相同，所谓“什么身份说什么话”。因而，我们在说话时，一定要根据自己和对方的地位或身份，来选择使用话语，使之“各安其位，各守其职”，说出得体的话来。否则，便会引起听话人的不快，影响交际。
有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参加了省统计局的招聘考试。笔试时，他力挫群雄，名登榜首。同学们都来向他祝贺，说他录取有望，得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不料，他在面试时，却栽了跟头。究其原因，毛病出在他不会根据身份说话。
面试那天，他忐忑不安地走进了考场。因为他知道，这面试的十分钟将决定他的命运。为了给考官们留下个好的印象，他准备说几句恭维话。谁知，几句话一出口，竟弄巧成拙，惹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
原来，他开口便说：“各位老师辛苦了，我看咱尽量快一点，别耽误大家的时间。”在座的考官中，有主任、有专家、有学者，他一个应考的学生，怎么能以领导的口气向考官提出要求呢？听到大家发笑，他好像也觉得不妥，坐在椅子里，双手不停地颤抖着，心也扑通扑通地乱跳。待回答考官提出的问题时，又说了不符合自己身份的话。
考官问：“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
他回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他记不起来了，沉默了好久，又说：“这最后一项原则我忘了。”
考官把答案完整地说了一遍之后，对他说：“你再复述一遍。”
“既然你回答了，我就不用再说了。”他振振有辞地答道。考官有些不满，因为考官让他复述，是看他是否记住了，考察他的瞬时记忆力，而他没看出这一点，竟以为复述是多此一举，拒绝回答。很显然，这样做无疑是对考官的顶撞。作为一个学生，说这种顶撞的话是极不得体的。
显而易见，面试的结果，这位大学生被省统计局拒绝在了门外。
（5）深入浅出，注意通俗性口语表达不同于书面语表达。书面语表达遇到难懂的词语，可以查字典；遇到不易理解的句子，可以慢慢琢磨。而口语表达则不行，它具有易逝性特征，声音转瞬即逝。听不明白也就只能留下遗憾了。口语表达的这种易逝性特征要求我们说话时一定要注意通俗性。即使是理论性很强的问题，也要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只有这样，才易于为人所接受。要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必须注意如下要求：
①要使用规范的词语。
我们在说话时应该注意运用规范性的词语，少用对方不熟悉的方言、生僻词语或文言字眼。叶圣陶先生历来不赞成口语表达使用文言语句，他说，看见用口语写的文章里夹杂着文言字眼和语句，就“觉得不舒服，仿佛看见眉清目秀的面孔上长了个疙瘩”。（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22页）他热切地希望人们从文言词句的“旧镣铐里解放出来”；特别是那些没有什么文言修养的人，更不要去“捡起那副旧镣铐套在自己的手脚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2页）其实，不光是文言语句，方言土语、生僻词语，也是束缚我们口语表达的镣铐。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②要使用大众化的口语。
语言有口语和书面语之分。口语较之典雅庄重、准确精练的书面语，具有简洁明快、生动活泼的特色。而这种特色正是通俗易懂原则的精髓。因此，我们要想使自己的表达通俗易懂，就得学会使用口语，尤其是大众化的口语，以贴近生活的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很赞同这种作法，他主张要“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博采口语”。毛泽东也告诫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他还指出：“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毛泽东不仅要求别人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请看下面这段记述毛泽东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的话：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起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罗，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上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
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农民都笑起来”，说明农民听懂了毛泽东的话，宣传教育起到了作用。这一效果的取得，不能不归因于使用大众化的口语。他挑选的词语，比如，“八字”、“走运”、“风水”、“坟山”、“倒台”、“屙尿”、“穷光蛋”、“法子”等等，农民很容易懂，所以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如果他满嘴新概念、洋名词，农民不但不会笑，还会摇着脑袋走开，宣传教育当然谈不上什么效果。事实证明，这种作法非常有利于口语表达。
③要善于使用比喻。
美国著名口才家戴尔·卡耐基，在他所著的《语言的突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时你辛辛苦苦忙了半天，结果仍旧无法把自己的意思解释清楚。这件事你自己明白得很，可是要使听众一样对它明了，就必须做深入的解说。怎么办？试试把它与听众确实了解的事物相比较；试说这一件事像另一件事，说这件陌生的事像听众所熟悉的事。”卡耐基所说的方法，就是比喻的方法。
比喻，可以把人们感到陌生的东西变为熟悉的东西；把深奥抽象的道理表达得浅显具体；把平淡无奇的事物描绘得生动形象。例如：
加里宁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一次，他向某地农民代表讲解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尽管他作了详尽严谨的论证，但听众似茫然不得要领。有人问：“什么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更珍贵？是工人还是农民？……”
加里宁反问道：“那么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更珍贵，是右脚还是左脚？”
全场静默片刻，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农民代表们都笑了。
一大篇抽象的道理没能说服农民代表，而一句形象的比喻却让农民们明白了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