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周恩来痛惋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再度陷入僵局，呈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双方再向前迈进一步。中国的形势将是另一番情境。双方高层领导几经周旋，终于又走上了同仇敌忾的道路。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每况愈下。12月初，蒋介石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12月31日止撤出皖南和苏南；到同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会合。叶挺与顾祝同的双方代表就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等问题进行谈判。12月25日毛泽东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是直到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才真正开始转移。顾祝同的部队立刻对他们进行了围追堵截，新四军被迫转移到茂林地区，几天中就被击溃。新四军伤亡约9000人，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只带少数人突围。这就是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又继续高举反共大旗，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叛变，撤销新四军番号，革除军长叶挺的职务、交军法审判，并“缉拿”项英，军事上再次重申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命令各战区准备进剿，限二月完成。
面对国民党疯狂的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也对局势的变化做了最坏的打算，在皖南新四军被围在期间，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的同时积极部署军事行动，意图以全国政治、军事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中央先后指示彭德怀、刘少奇等八路军、新四军主要领导人，要求华北方面八路军从速准备七万机动兵力，随时待命支援新四军，华中方面新四军在苏北包围韩德勤，山东包围沈鸿烈，限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消灭，我应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沈，解决华中问题。并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表示，“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援”。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党的斗争，政治上，抓住一月十七日“通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进行全面反攻；军事上，巩固我党领导的五十万大军，从思想上、精神上提高抗日反投降情绪，准备反攻；组织上，重新建四军军部，驻国统区各办事处停止同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实行撤退，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送任何电文，中共参政员不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随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正式提交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表示蒋介石如不取消通令并实行十二条，则不能恢复国共谈判。新组建的新四军也迅速形成对华中反共军战略反攻的乍事布置，并计划向大后方进军，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中共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也陆续撤离。
国共两党之间出现了政治尖锐对立、军事上紧张对峙的全面对抗局面，国共合作的关系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历史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本着对民族生存负责的态度对处理皖南事变后的国共矛盾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强调和坚持的主要是政治反攻，对军事反攻问题则异常小心和克制。中共对国民党军事反攻终于只处于准备阶段，而未付诸行动，为以后国共关系的缓和埋下了伏笔。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极大地影响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全国人民尤其是海外侨胞和中间党派强烈反对内战，力主和平。面对国内外强大的压力和中共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基本处于防御地位，首先表示了缓和态度，积极寻求与中共妥协。
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蒋介石也要求部下就事论事，以指斥新四军为限，不涉及共产党及第十八集团军。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谈话、公开表明了国民党对处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立场。他一方面继续重复反共的陈词滥调，指斥和辱骂新四军，另一方面着力将皖南事变定格在“军纪”范围。蒋介石的态度，使中共担心的最严重步骤（宣布中共叛变、取消八路军）没有发生，避免了国共间冲突进一步扩大的诱因，标志着国民党反共政策由军事攻势转移为政治守势，这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豫南战役开始后，蒋介石积极部署国民党军队反击，迅速撤退了华中各剿共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也奉命撤围东移，使皖南事变前后国共间紧张的军事对峙局面结束。1月25日，当周恩来将我党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面交张冲并请其转交国民党中央时，蒋介石抓住时机，指示张冲找周恩来、叶剑英，表示希望恢复国共谈判，张冲随即找到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的意向，提出以华中新四军北移延期，新四军并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的办法，使国共关系得到缓和。张冲还极力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以示团结。表明蒋介石“1．27”讲话后，国民党在坚持反共政策的同时，仍有“不愿意最后破裂（国共关系）的一面”，“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既然国民党方面表示了“不愿意最后破裂”的意向，中共自然不会主动破裂国共关系。所以，蒋介石“1．27”讲话后，中共中央虽然强调了继续攻势，但实际上对国民党的缓和态度立即做出了积极反应，对国民党实行了让步。1月28日，毛泽东指示新四军：“惟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反蒋口号。”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对国共关系的变化有了新的估计，提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公布所谓八路军与中共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的态度，不发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2月2日，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就豫南战役问题指示：我们的方针是政治继续攻势，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随后中共中央又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共关系缓和的决定，如停止召开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土大会；军事上不打进攻战，停止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新四军也停止向大后方行动；要求部队抑制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指示八路军总部恢复向蒋介石通报敌情、战况；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恢复国共谈判和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也未明确拒绝。
这一切说明，蒋介石“1．27”讲话后，国共两党都调整了策略，以维持双方关系为目标，双方终于渡过了皖南事变后激烈对抗的危险期，步入恢复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