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忧愁笔，写尽真善美
1861年5月的一天，印度加尔各答市的一个贵族家族里，迎来了第十四个儿子。他被取名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这将是一个响亮的名字，52年后，它被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收录，而且这是第一个出现在这个文学奖名单中的亚洲名字。
如果我们回溯泰戈尔的成就便能知道，正统的学校教育留在他印象中的，除了背不出课文而罚站凳子的情景外再无其他了。可以说，这个曾经哭闹着想要进学校的孩子，后来便哭闹着想要离开那里。
尽管在幼年时没有在学校里获得文学熏陶，但泰戈尔依然很早就迈进文学的殿堂，这全得益于父兄。泰戈尔的父亲精于修行，他严格要求泰戈尔学习印度古代典籍，而泰戈尔的几位兄长，也是文艺界中鼎鼎有名的人物。他们也曾在年幼的泰戈尔面前背诵着的哈姆雷特的独白，教他把几个字串起来，作一首帕耶尔诗。他们甚至也曾像个宣传员一样，带着小诗人和他的新诗到处宣传。泰戈尔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诗作时，不到八岁。虽然那时他的听众只有哥哥，家里的仆役，门口的管理员。这一切都比学校老师的教训要有用得多。
在所有的文学启蒙中，真正让泰戈尔“对于文学登堂入室”的，是那本《罗摩衍那》。年幼的他，曾坐在楼廊里，在黄昏的微光中读着那本封面带着大理石文的史诗，为着悲惨的故事流泪。他也曾听着家中仆人用富于韵律的节奏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唱得优美动人。
那时的画面，直到五十多年后，还深深地印在泰戈尔的心里。这一切都是文学之神在泰戈尔的心田里种下的种子。渐渐地，它们发芽。十四岁时，他发表了爱国诗篇《给印度教徒庙会》，五年后，他就已经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了。最后，他的文字被写进了印度和孟加拉的国歌中，凡是说孟加拉语的地方，都有人在吟诵他的诗篇。
用泰戈尔自己的话说，他与诗歌青梅竹马，而且小小年纪诗歌就成了他的新娘。从八岁写下第一句诗，到死前口授的最后一段诗章，他与诗相伴一生。就连他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因诗集《吉檀迦利》获得的。
诗歌的确如他所言，是个“贤良的妻子”，助他功成名就。即使你不曾听说过他，也一定知道那句“生如夏花绚烂，死如秋叶静美。”他的诗歌光芒太盛，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他的另一个典雅同伴，散文。
他的散文，如他笔下的秋叶，是静美的。情怀淡淡的，情感是淡淡的。哪怕是深到刻骨的相思，用他的笔写来，也细腻、静穆，如香茗入品，浓而不烈。
他的散文总有浅浅的悲感缠绕，无论是水样的女子，还是孟加拉漫天的阳光，不管是人还是自然，在他笔下似乎总有些力不从心的忧怨。可是，它们又总是向上的，基调也总是乐观。他似乎在用一支忧愁的笔，赞颂人间真善美。那些散文流动着浪漫的光彩，充满了人生的哲思。它们和他的诗一样灵动，却少了几分宗教的神秘，多了几点清新的意味。
他揭去了文字华丽羞涩的面纱，让它们落在平凡的日子里，变得平淡而随性。因此，他的散文里不再有诗歌中处处可见的神。匆匆行旅，风中招摇的罗望子树，爱人的纱丽，离别的一眼瞬间，就连那闲坐的散淡光景，都成了是他纸页上的贵宾。
伟大的诗人在散文里似乎变成了邻家的兄长，他率真地向我们表露他对青春的追忆，对亲人的怀念。他就像一个画家将日常之景与日常之情悉数描绘。同时，泰戈尔用质朴的文字，承托着他对自然，对人，对人生和社会的哲思。
因为“他始终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之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印度古代的仙人。他关心自己民族的兴亡，反对殖民主义……”（季羡林），所以，他的散文中也充满了深刻的人性关怀，充满了对文学，社会变迁，信仰，哲学的思辨。他派文字作兵士，去讽刺不公，批判压迫，劝诫不良。这是他的散文为人称道之处，也是我们所以爱他的原因了。
他的文章里，充满和谐之美，正如印度人说：“他是我们圣人中的第一人：不拒绝生命，而能说出生命之本身。”让我们一起踏上他为我们铺就的浪漫之路，去体会他那绚烂生命的庄严与美丽。
译者的话
我决定去印度和所谓的“灵魂自由”无关，只是觉得该出去旅游了。因为当时正读泰戈尔，于是选择了印度。
我带了泰戈尔的散文集，从此，它便成了我的向导。
我开始循着他的文字，找地图上未曾标注的风景。
尤其喜欢恒河的黄昏，看河边女子温柔的眼眸，日子便当真散淡起来，轻若流云。
在印度，女人比哪里都像水。
幸好有了泰戈尔，我才看见其他旅人没有见过的光景
我怀念泰戈尔带给我的印度，那是我遇见的最柔软的时光。
我把这段时光，和我的感激都放在这本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