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年）史学家。江西修水人。建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论再生缘》等。
陈寅恪早年曾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有中国最佳“读书种子”之称。20年代时，他的朋友，留美博士吴宓说，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能熟练运用世界十几种文字，其中有几种已失传。他读书多，许多书不但谙熟章节，甚至还能背诵。如四部典籍，随你翻哪一本书，读哪一段文字，他都能正确说出在哪一卷甚至见自第几页上。据说，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见面谈话后也称他“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就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
“欲纵观所未见之书”
陈寅恪生于书香门第，家中丰富的藏书，吸引着他从小就读了一本又一本，他几乎看遍了家中所有的藏书，养成了空下来就想读书的习惯。常发誓：“欲纵观所未见之书”。
晚清以来，国家多难，内忧外患，激起了陈寅恪向西方学习的热情。十二三岁时就跟着大哥，踏上了出国留学征途。从日本到西欧，陈寅恪越学越坚定了自己“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的想法。认为：振兴几千年来中华文明蕴育出的文化精萃，才是民族挺立之根本。十六年中，他留学国外，曾在许多大学读书。每当读完了所需的几门课程，他就转校。结果虽然满腹经纶，却因没有自始至终读完学校的全部课程而不能获得毕业文凭。为此在20年代初，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聘请导师时，梁启超郑重其事推荐他，但北京政府教育部却以陈寅恪没有大学毕业为由拒绝聘请，若不是梁启超一再坚持，并声称自己虽著作等身，却不及陈先生几百字论文等，陈寅恪真还差点进不了清华园。
留学期间，陈寅恪很用心读书。在德国时，有一时期官费停止，断绝了经济来源，但他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只买少量的最便宜的面包，在图书馆度过一天。为了读书，还得把钱节省下来买书。他在一封信中说，“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重要看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几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国外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异之矣。”他真是千方百计读书。
陈寅恪读书还善于运用西方比较语言的方法。1918年，他已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古文学和佛经，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在此期间，他又掌握了西方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即用一种文字的佛经与另一种不同文字译本的同一佛经相比较，从中掌握语言规律及变化。通过这种方法，陈寅恪通晓了多种古代语言并熟习佛教内典，达到熟能生巧，巧能生华，这使他后来能广泛利用多种语言文字的资料来佐证历史，且运用自如，其所论精辟，为他人所不能及。
从常见书中发现不常见问题
陈寅恪读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从一般人都能找到的常见书中，发现问题，提出和解决新问题。
1932年，他的学生蒋天枢在听陈寅恪讲授晋至唐文化史课时，所记的课堂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本课程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而实事求是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态度。”这段话，可以说是陈寅恪读书方法的总结。
1928年冬，陈寅恪在北海图书馆看书，看到满文版《几何原本》七卷。为弄清满文版《几何原本》的来龙去脉，他对照了利玛窦、徐光启在万历年问合译的《几何原本》，发现版本不同。又同清人梅彀成主编的数学丛书《数理精蕴》中十二卷本《几何原本》核对，感到二者也不相符。他又转向考证《数理精蕴》，说“尝读数理精蕴本，怪其与利徐共译本体裁绝异。仅就利徐共译本删节者，皆不相类，颇致疑于清圣祖及诸臣删改之说”。他根据早年留学欧洲时所作的德文本、英文本《几何原本》笔记，如海外图书馆夏乌氏（sommervoyel）耶稣教会著述目录中满文几何原本，及法兰西人支那学书目，认定满文本与《数理精蕴》同出自耶稣教会另一教士版本，比利玛窦、徐光启译《几何原本》简略得多。对此，他深表疑问，说：“寅恪因之疑此满文译本及数理精蕴本，皆间接直接出于浩氏相类似之本，而数理精蕴本恐非仅就利徐共译本所能删改而成者。”读书要在不疑和可疑处获得新知，这就是陈寅恪读书不断进步的一个原因。
天头地脚批注得水泄不通
陈寅恪熟读群书，还有一种独特的读书方法，即用批语和评点。
陈寅恪从德国留学回来，除带回他的书以外，还有一部分是他经过筛选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分门别类，现存有藏学、蒙文、法华经、梵文等六十四本。这是他留学十六年的部分读书笔记。
他读书时采用密点、圈点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可见用力之勤勉。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其内容和文字的丰富，为通常学者所不识。通常他还喜欢将几种基本的书，以平日阅览时意见，或发现其中有新的问题时，写在每页的书头。
八九十年代，陈寅恪写在书籍天头地脚的眉批已被陆续整理发表，如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王邦维在《中国文化》第二期上公布的《陈寅恪读高僧传批语辑录》；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卷二上发表的陈寅恪《读（弘明集）（广弘明集）札记》；《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包敬第整理的《陈寅恪遗作（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批注》等。人们于此当可一窥史界一代宗师读书的辛勤。
读书望文生义，不足道也
陈寅恪说，读书要先识字，懂得多种语言。他自己就能运用十几种文字和语言。
1923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曾写信给国内的妹妹，请她代购《大藏经》。他说：“西藏的藏经，多龙树、马鸣译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源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文字。从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两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书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只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校勘一遍，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下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国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逐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见后恐益难得矣。”此信关于为什么要学语言，学语言与研究学问有何关系，及怎样读书做学问，谈得再明白不过了。
陈寅恪因为读书广博，善于选择增进自己学问的书籍。20年代初期他在柏林时，有一天，同学毛子水上他那儿，发现他正伏案读kaluza的古英语文法。毛认为当时在德国已有较好的同类书，便问为何费工夫读这样一部老书。陈寅恪说，正因为它老的缘故。毛过后一想，认为陈不是戏言。因为无论哪一种学问，都有几部好的老书。在许多地方，后来的人自然有说得更好的，但也有许多地方，老书因为出自大家之笔，虽然过了好多年，都有可以启人深思处。
陈寅恪驾驭语言的能力已达信手捻来、出手成章的程度。回国后，他仍继续学外语。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每逢星期六上午，他坚持去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一直坚持到钢和泰回国。他学语言，并非为了多掌握一个语种而已，而是为学术研究。例如学梵文，就是为了研究佛经。他曾多次与钢和泰比较、分析各种语文版本的《金刚经》。他学习满文、蒙文、藏文，也是为了研究佛教经典。
史中求识
中国诗词文字，无不留有历史痕迹，陈寅恪善于以诗证史，他的读书已达到一切遗存皆史料的最高境界了。
1944年，在四川成都，有人发现一方唐砖刻有跳丸，围观的人数后说有六丸。陈寅恪根据白居易诗“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中所描写的唐时百戏，认为这是胡伎，应该有七丸。观者再详细数，果真是七丸。当人们刚刚体会到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重要意义时，陈寅恪又出口说道：“日本正仓院考古记图版陆南棚漆弹弓背，亦绘跳丸之伎，所印图版，史见六丸，惟左手指尖黑暗不明，未审其上别有一丸否待考”。陈寅恪历史知识如此渊博，胪列史料如数家珠，令闻者惊叹不已。
从来历史学家、大学问家都十分重视史料，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是在分析史料中发现真理，探索规律的。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香港学者许冠三，曾对陈寅恪作的《柳如是别传》中引用的史料作了抽样统计，发现仅《复明运动》一卷，所征文献共在三百一十种以上。其中诗文集八十五种，包括《左传》、《史记》在内的史传二十三种，地方志二十四种，新闻、纪略类十九，杂记、随笔类十六，丛话、野史类十二，年谱九，实录四……在诗文集中，钱牧斋一人独占十二，钱氏同时代的士人二十余种，内顾炎武五，黄宗羲、吴梅村各二，余下的以唐宋名家居多，杜甫、李商隐、韩愈、柳宗元、苏轼、欧阳修等，应有尽有。
书读得越多，越不敢妄说，陈寅恪实质上是用他总结王国维时的方法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可概括为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用这三种方法，他晚年发表约七十七万字学术著述，参考引用了各类文献九百零七种，六千一百四十四次，内容分别为哲学二十四种，佛教二百二十六种，道教十七种，政经二十一种，语言三十一种，文字一百八十种，史地三百四十九种，综合二十七种，科技二十一种，艺术十一种。
1948年陈寅恪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当局将他作为抢救国宝第一批名单，派专机从北平将他与胡适一起接往南京，但陈寅恪却没有去台湾，他在南京转道上海，来到岭南大学。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对政治局势判断得如此明了，不能不说源于他的读书功底。对此，他这样说：“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的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正因为这样，他的学术研究和读书生活，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也不为左右倾思潮所左右。
张培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