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伯伟西流农场（五师五团）
所谓“兵团接待站”是俗称，正式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安置办公室”。1969年4月兵团成立时并没有这个机构，后因8月份有大批知识青年将分配到兵团，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知青接待工作，大约在7月份时兵团临时组建了这么个机构。笔者有幸参加了接待站早期的一段工作，现将当时的一些经历和趣事写出，供大家回味。
组建接待站
1969年大约是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菜地劳动，连队王九书记把我叫去，说团部来电话，抽调我去“搞接待”，时间是三个月，井叫我马上准备，第二天就到团部报到。当时的准备工作很简单，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就出发了。开始我还以为是到团部工作，到了团部，才知道是到海口兵团司令部去工作。同时被抽调的还育我团另一个连队的巫宗文，他是化州“政治学徒”。所谓“政治学徒”是对比我们早到农场几天的一批化州城镇知识青年的称呼，他们原是作为干部苗子培养的，参加过农村的政治运动，但“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们的仕途，也像我们一佯被分配到海南农场。巫宗文年纪比我大，社会经验比我多，我跟着他，就像跟位大哥一样，处处听他的多。在团部呆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们搭乘团里的胶片车赶到海口。这车只到秀英仓库，不进海口市，所以我们在秀英附近换乘公共汽车来到海口市区指定地点报到。“接待站”的地点在反帝路78号，也就是原农垦局大楼“文化大革命”时，农垦局的干部都被下放到各农场，成立兵团后，兵团司令部是设在秀英即现在的海南农垦局的位置。所以反帝路的老农垦局机关除了有部分用做招待所外，大部分办公室一直是空着的，我们去办“接待站”时，很多办公室的房间还保持着当年人们离开时的原壮。
原农垦局机关人员下放后，局机关被改成招待所，留有一些服务人员和炊事人员，新建的接待站就是在原来农垦局招待所的基础上扩编形成的。原来招待所的食堂炊事人员和一些服务人员按他们的编制不动，叫做“后勤组”；我们这次从各农场抽调上来的11名知青和几位原农垦局的干部，另外组成一个“接待组”，两个组合起来叫“接待站”。接待站总负责（指导员）是军队干部老郑，我们接待组的组长是原农垦局干部老朱。接待组开始只有16个人，后来根据工作需要又陆续从各团抽调几批人员增补，最多时近30人。接待站直属兵团司令部管辖。
反帝路78号招待所总的接待能力不到200人，知青来的人数较多时，反帝路的招待所地方不够用，我们就临时借地方学校教室用（7、8月刚好是学校放假时间）。离我们招待所不远的海口九小和远在府城的原海南大学外语楼我们都借用过。招待所的住宿条件相对好些，分房间有床铺睡。临时租借的地方条件就差一些，睡的是地铺，在租借来的教室铺上床板草席，拉上蚊帐就是一个床位。有时没有床板就直接睡草席，人多时地方不够，还要互相挤着睡。因为就睡一晚上，大家都能凑合，没有什么意见。
接待工作
我们要做的接待工作是。将乘船从大陆（这是海南对内地的习惯称呼）到海口秀英码头的下乡知青先接到海口市接待站休息一晚，次日早饭后，由各团来车接送去农场。知青到各团的分配名单是上面定的，老朱拿回来，我们就根据名单安排吃住。一般到秀英码头的船都是在10时后等海水涨潮时靠岸，我们用兵团汽车连的车把新战友从码头接到招待所，安排到预先分好的旁间住下，吃中午饭。吃午饭前我们同大家宣布当天的日程安排，告知注意事项。下午通常都是自由活动，让新战友逛逛街，熟悉海口市。在当时的情况下，知青们很少会有心情满街闲逛的，一般都是在附近走一两条街，买点生活日用品，个把小时很快就回来了（当时的海口市也就是反帝路附近的几条街热闹点）。但有时也会遇上几个玩心重的知青会逛到吃晚饭前才回来。曾有一次一位女知青到吃晚饭时还没有见人，把我们急得要命，到处找，以为她刚来海口，走迷路了，担心得够呛。最后直到七八点钟才见她慢悠悠地走回来，手里还拿着一包东西，找她一问，原来她跑去海口的亲戚家去了，把我们给弄得哭笑不得。她走亲戚倒高兴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却是找她找到连晚饭都没好好吃，因为当时把接待知青的工作叫做“政治任务”，如果刚到海南就少了个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刚到海南，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自己将要去的目的地的情况，如：离海口的路程、团里主要从事的生产内容、有没有橡胶割（因为当时一些新建的农场只是种橡胶，还没有开割的胶树）、割胶是怎么回事、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艰苦不艰苦等等。当时知青革命情绪相对还是比较高的，想法也单纯，不像现在，首要考虑的是工资待遇如何。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农村是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大都抱着一颗热心，看能不能在兵团能有什么作为，能作什么贡献。对新战友的问题，我们的回答都比较“正统”和“革命”。如有一次，一位广州知青问我：“兵团战士有没有军装穿？”“有没有枪拿？有没有仗打？”我当时的回答是，“工作服就是兵团战士的军装。”“拿胶刀也一样干革命，兵团战士的战场就是胶林。”当问到农场生活“苦不苦”，我们的回答更响亮：“革命不怕苦，越苦越革命。”“到海南就是来吃苦的。”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些新战友对我的条文式的回答还是蛮佩服的，都点头说是。
知青到我们接待站时，离开家也都只有两三天时间，所以心情大都还处于一种兴奋状态，比较乐观。因为第二天大家就将分赴各地，晚上的活动基本上是“话别”。有一次从汕头来了一批知青，晚上他们有五六个人拿出随身带的“曼多林”（八弦琴）边弹边唱，情绪高涨，一直弹唱到近十二点，我催了几次他们才勉强分开去睡觉。他们基本上是用潮汕方言在唱，歌词我听不懂，但乐曲和歌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欣赏“曼多林”的弹唱神韵。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后来也托人帮买了一把“曼多林”学习弹唱，尽管技艺不成，但“曼多林”还是保存至今。
当然，毕竟是从城市里来，对海南农场生活的艰苦通常认识不足，碰到现实困难后思想也会有反复的。记得有一次我随车送一批从梅县地区来的知青到屯昌县黄岭农场，大约上午八点左右从海口出发，走中线，开始公路较好，车也不颠簸，“大解放”的车厢内气氛很热闹，大家有说有笑，用客家话唱着一些自编的山歌。我大约听懂一些，其中有一段套用《白毛女》中“北风吹”曲调的歌词，我现在还记得几句：人家有钱抽前门，我家没钱抽卷烟，花上一角二分钱，买了一包大钟烟……说说笑笑，十分热闹。走了两个多小时后，汽车离开中线国防路，转进通往屯昌县的公路，开始颠簸起来，加上近午，帆布篷给太阳晒了几小时，车厢内越来越燥热。随着车厢内温度的升高，人们的情绪却越来越降低，歌声没了，抱怨声开始出现了。十二点多，好不容易颠到黄岭镇，人们以为到了，谁知被告知，“离团部还有二十公里”，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跌到底点。进场的路更难走，汽车一颠三摇晃，开始有人因受不了长时间的颠簸，呕吐起来了，还有几个女知青竟然哭了起来。见此情况，我只好安慰性地鼓励他们，说海南台风多，雨水多，公路被水冲毁的严重，说不定你们一到团部，明天就组织你们修路呢？这话一说，马上有人出反应了：“明天就要劳动呀？”我当时回答“你来兵团是革命还是来享福的？”（这也算是在做思想工作！）有的则半开玩笑地说：“算了，我们明天跟车回去算了。”我也半开玩笑地说：“回不去了，这汽车就是你们团的。”大家无话。
语言误会
海南人讲普通话有个特点，“是、一、四、七”这几个字的读音分不清，全都是发一个近似“细”的音，为此还闹过一次误会。有一次好像是安排一名广州来的知青到中部四师某团，负责通知团部来车接人的是一名海南籍的女同志（原农垦局留守家属），说的普通话带很重的海南音。农场方面接电话的是个客家人，说的普通话也不标准。下面是当时双方的对话：
农场：“我们团这次分来几个知青？”
接待站：“分了一个。”
农场：“什么，只是一个？”
接待站：“不是十一个，就是一个！”
农场：“哦，九十一个呀。”
接待站：“对，就是一个。”
第二天，我正在分派运送车辆任务时（兵团汽车连每次都派出若干台汽车支援那些分配知青多而车辆又不足的团），那个农场浩浩荡荡来了三台车，两台四吨的大车，一台两吨半的小车（这是按91个人的数量派来的车，因为当时运送知青的汽车规定四吨车坐35人，两吨半的车坐25人）。农场来人兴冲冲地问我：“分给我们团的知青在哪里？”问清楚单位后，我告知他：“哦，你们团今次只分了一个知青。”“什么？”来人大吃一惊：“昨晚你们电话里明明白白地说，对，九十一个嘛！”他一句一顿地把后半句重复说了一遍。我也莫名其妙了。把昨晚值班的服务员找来仔细了解，才知道是“海南普通话”的发音上出了毛病。我笑着对那位农场干部说，你不知道海南人讲话是一四七不分的？她说的“九十一个”其实是说“就是一个”。一场误会，谁也不好说谁，事到如此，只好安排两辆大车临时跑去秀英仓库看有没有东西要拉回团，小车就拉一名知青“放空”回团。倒是这名知青因祸得福，一个人坐车头去团部，享受了“团级待遇”。
这事发生后，我们接待站定下一条规矩：接听电话一律安排我们知青值班，不再敢安排原来招待所的人员值班了。
接待工作结束
知青到来的特点是比较集中，所以我们接待站的任务也是非常重，带有突击性。在我的一本旧笔记中查到这样一段记录：
1969年7月25日早汕头市一千二百26日走；
1969年8月8日早，汕头市六百五十9日走；
1969年8月13日晚潮安地区八百三十15日走；
1969年8月19日下午广州南片八百20日走：
1969年8月20日中午广州东片六百21日走。
1969年正是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潮（也是最后的高潮），“安置办公室”在忙完一段后，年底（11月20号左右）就进行了“精简”，只留下10来个人。当时如能留在海口工作应是件天大的好事，大家都在想办法留下来，可我当时却相反，认为自己是从广州大城市来的，应下到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不应又留在海口这样的大城市。于是主动“创造”了个条件：在临解散之前的学习总结会上，有意识地不发言（平常我是发言的积极分子），大家轮着发言，到最后就剩我了，老朱说：“小邢，轮到你了，看看你有什么好经验？”“我学习不好，没有什么好经验，不说了。”我一反常态地回答，把老朱搞蒙了。他继续叫我发言，我不但没有发言，反而借题跟老朱顶撞起来，弄得老朱几乎下不了台，幸亏巫宗文从旁调和了一下。事情发展的结果很明显，我如愿以偿成了返回人员名单上的第一位。名单一宣布，我就马上高高兴兴地买了张汽车票回团了。留在海口工作的巫宗文后来写信告诉我说，其实当时内定我是留下的，老朱还是蛮喜欢我的。说真话，我与老朱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对他我也是很尊重的。在总结会上给他难堪，一点恶意也没有，只是想让他把我送回农场就行。后来有次出海口，曾到招待所去找过老朱，但没有见到。再后来，听说老朱调回老家四川去了，真遗憾！
没能留在海口工作，一点也不觉得后悔，回想起来，只是觉得好笑，当时的思想就是这么幼稚！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左得可爱”。反帝路78号的兵团接待站忙完那一段后，后来改名为兵团第一招待所。三年后的1972年8月底，我作为兵团第一批选送的“工农兵学员”离开海南的前一晚，恰好又住在第一招待所，与当年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在相逢中话别，别是一番心情：当年如果我不“犯傻”必定与他们一同工作至今，但如果不是当年返回农场，会有如今到广州读大学深造的机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