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起到205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我们上述的76%，期间相距40多年，其中城市化加速进程主要发生在2010年至2020年间，时间跨度至少在10年左右。城市化是一个产生巨大需求的的社会现象，为此，美国经济学家、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曾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他说城市化是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和源泉。世界现代化发展历史也表明，城市化是一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支撑。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当前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1.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认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在1970年达到一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一万亿美元，其后10年，中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随后的情况怎样演变呢？我们注意到，当达到一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值后，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超过87%，日本的城市化率是64%，而中国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2%。直到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高达397983亿元（约合6.04万亿美元），城市化率却只有不到50%。这个巨大差异就是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巨大潜能。我们预判，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增加到10亿，未来20年中国会建造2万到5万座摩天大楼，等于10个纽约市的大楼数。到2025年，超过170座城市需要公共交通系统，是欧洲的2倍还多。这是世界公共交通历史上最大一次的繁荣。
中国从现在起将每年有2000多万的城市新增人口，需要与之配套的设施之巨是可以想见的，比如基础设施、公共事业、住房和住宅等消费品。与此相对应的是钢材、水泥、能源、电力需求急增，又加快了经济重工业化的进程。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特别是汽车社会的来临，将继续加剧与传统城市结构的矛盾，进而推动新的城市化进程，为轨道交通、机场、港口、城市间高速公路、城市其它基础设施以及相关产业带来发展契机。这个需求每年需要上万亿元的投资，而这样巨大的需求少说也将在中国持续至少20年。巨大的需求必将带来连续不断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
在中国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我们还关注到了中国组团式城市群的崛起。所谓“组团”是指区域内不同规模尺度和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之间通过形成网状联系和等级系列的相互协调，共同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就是以城际合作、城乡一体的形式，在使区域的社会经济生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使组团中的每个城市附着于一个坚实的社会经济基底，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注解26，中国市长协会，“组团式城市群 新一轮财富增长平台”， 《新浪网》，2004年3月4日。）
组团式城市群已率先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环渤海地区形成，而且这种经济区发展的成熟度正处于由南向北逐渐展开的过程当中。一旦当上述“三维制高点”在中国成熟与完备后，全国将有人口50%，国内生产总值的80%，工业总产值的90%%，进出口总额的95%在此地域上生成，即以区域非均衡的经济发展，达到全中国相对均衡的社会进步。依据计算，有可能使用国土面积的20%，获得中国财富总量的80%，彻底减轻了全国其余高达80%面积上的发展重负，完成在高水平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公平，由此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全面小康社会。
在组团式城市群战略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长江三角洲的15城市打造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成立于1992年，由上海、南京、扬州、镇江、南通、泰州、苏州、无锡、常州、杭州、湖州、宁波、嘉兴、舟山、绍兴15个城市组成。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南京、苏州、宁波等15个城市的市长于2004年2月15、16日会聚南京，举行峰会，讨论如何连手打造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据新华社报导，这个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四次市长峰会”的会议，将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重点讨论“世博经济与长三角经济合作”，并协商解决8个方面的问题，从“培育建立区域性科技市场”到“推动区域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早在1976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次提出世界存在六大“城市群”观点时，就已经把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列入世界的前六大城市群之一，其它五大世界城市群为：一、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该城市域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二、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三、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四、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五、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注解27，陆彩荣，“戈特曼创想的科学效应”，《光明日报》，2003年8月22日。）而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则为第六大城市群，由上海、浙江、江苏3个省市的沿江地区及杭州湾地区城市构成。目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口超过7400万，面积1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在全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占了10个；在最新选出的全国综合竞争力10强城市中，长三角则占了4个，接近半数。长三角地区只占全中国1%的土地和6%的人口，却创造了18%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中，长三角地区的贡献份额超过了32%。
珠江三角洲是未来中国另一个世界最大的“巨型城市”。如果形成，珠江三角洲附近的9个城市将合并为一。据悉，中国已有了规划蓝图。即将诞生的这个超级城市将成为中国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的中心，范围将从广州一直延伸到深圳，包括在其中的城市有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惠州和肇庆。该计划将在未来6年内完成，合并后该地区将成为一个覆盖16000平方英里的生活区域，足足是英国大伦敦地区的26倍，城市人口也将超过4000万。此外，正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的高铁将总长3100公里总长路程上的这些城市连接起来。未来，这个区域还将有150项改善基础的建设项目，其中包括能源、水利以及电信等。
对中国巨国效应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中国未来经济保守说还将高速增长10年，当然，在这期间，我们并不排除由于外力影响（包括地震等在内的自然灾害、战争、世界经济危机等因素）致使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震荡、阻断甚至倒退。
梯度增长：从沿海到内陆
“东方不亮西方亮”，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大国的经济进程。
依照工业化国家经验，工业化的实现过程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应由非农部门提供。但是，在1949年以后在长达近30年的中国，农业在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进行的长期不等价交换、支持工业体系独立和完善的同时，自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却无力被后者有效地加以吸收，以致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大量过剩农村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多造成贫困，使劳动力素质低下，转而又导致过度贫困。这样便大大弱化了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能力。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迫使广大农村陷入了“资本缺乏──过度贫困──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大量二元社会经济现象：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甚至刀耕火种的农业同时并存；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并存；一部分具有工业化、现代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员辽阔的以传统方式生产和生活的农村同时并村；少量优秀科学家、学者等民族精英同大量文盲、半文盲人口同时并存。
与上述相应的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现象。长期来，中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制。1949年至1978年的近30年时间里，由于贯彻政府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方针政策，加上中共党内“左”倾指导思想下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轻视发展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经济路线，造成了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日益畸形发展和膨胀，众多中小城镇则得不到应有发展的局面。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生产性建设、轻非生产性建设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长期来欠账很多。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性转移的严重瓶颈。不仅于此，中国城乡两个经济系统之间行政格局形成的人为壁垒，严重阻碍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自由广泛的流动。加上当局用实施口粮配给制和户籍管理制，中国农业过剩劳动力完全失去了正常进入城市经济系统的自由度，从而在制度上把广大农民摒弃于工业化过程之外。
与上述相应的是中国初步工业化短缺症，即支持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足、能源匮乏、资金短缺、科学技术落后、教育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除了经济发展中的总量短缺原因外，结构性短缺也是过去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是说，从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既存在某些部门的资本存量闲置，同时存在着部门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在初步工业化以后，经济发展缺乏资本存量调整活力，从而大大抑制了其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顽症不断地以经济周期波动形式表现出来，而更多地表现在一些“瓶颈”部门，它们成了中国生产能力和资源约束的硬约束，常常使处于扩张冲动的经济运行不得已突然减速，甚至停顿下来，从而不可避免出现在高涨状态下跌入低谷的现象。
孤立地看，上述这些历史形成的发展条件，常常被视作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然而，本书的笔者认为，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当它们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配合适当的政策倾斜和发展环境，上述种种“包袱”却意外地逐渐演变成了若干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未来，这一因素还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极大差异的国家，上述的大国效应再度发威，中国呈现出了具有替代性、连续性、持久性发展特点的经济局面：
——非均衡蕴涵着效率改进和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以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例，二者之比经常为1：5左右。只要持续存在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生产率就可望获得持续显着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乃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相当大程度上便是来源于农业劳动力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而向非农业部门持续大规模转移过程。
另一个例证是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之间的缺口。据有关方面估计，1978年至2000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约有1/4至1/3的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由于能源、运输和部分原材料供给短缺而闲置着，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也往往因为这方面缺口而被打断。如果能源（主要是电力）、运输（主要是铁路运输）和部分原材料工业投入有长足增长，那么，它们有可能带动加工工业部门以数倍于这些部门本身进行产出。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在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之间长期形成的非均衡增长状态开始得到缓解，通过资源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以及消除“瓶颈”环节，中国经济效率的改进迈出了举足轻重一步。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重要结论：
1、落后部门并存有利于加快技术进步。过去，人们一直用“卫星上天，老牛拉犁”来形容中国技术和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这不能不说是非常贴切的。中国一方面拥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才拥有的原子弹、航天、电子等产品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在农村许多地区依然沿用着数千年延续下来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老牛拉犁”便是其中一类。与其它二元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技术档次差距是最大的。然而，就是这种一种技术档次上的巨大差异，蕴涵了推动中国经济技术进步非常有利的条件。技术档次差距大，意味着经济中的落后部分有获得技术迅速进步的可能性，落后地区可以跳跃性地越过好几个阶段后来居上。
在同一经济中，高档次技术会对使用低档次技术的部分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且在国内，先进部门向落后部门传递先进技术，与在国际间实现这种传递，其成本显然要低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中军工技术向民用部门的传递，城市企业技术向乡镇企业的传递，以及工业和科技部门帮助农村科技兴农的传递等，都是颇有成效的。未来，随着阻碍技术转让的藩篱进一步拆除，由技术传递而推动技术进步将在中国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2、城乡消费水平差异对某些工业部门成熟期的延长。作为长期推行城乡隔离发展政策的后果之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乡消费水平差距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日趋扩大。农业与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之比，1952年为1：2.4，1978年升到1：2.9。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1983-1985年间曾达到1：2.3，到1989年又回升至1：2.7。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导致了不同的消费结构，如城乡居民在较高档次消费品上的拥有量差距就相当大，由此形成了中国消费需求独有的“断裂”现象，即当城市居民对某些耐用消费品需求高潮过去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农村居民的大批量需求却刚刚开始。这一现象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二次消费高潮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市场需求相对持续期。平心而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上的严重滞后，对工业增长的影响不但不是消极的，而且还是非常有益的：
（1）这种差距避免了对某一档次消费品需求浪潮的集中到来。与其它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在同一区域内的收入差距是偏小的，这种收入偏差很可能在某个时期形成对某类消费品集中而普遍要求而出现较大的供需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城乡消费差就起到了分散消费需求的有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