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朋友兼敌人腓特烈大帝同意这些意见。1764年腓特烈问利涅王子道：他们为何摧毁雅典与罗马仁慈的贮藏所。那些人文主义．也许是人道的卓越教授--耶稣会士？教育将遭受……但是与我如弟兄的国王们、多数的天主教徒、多数的基督教徒、或最虔诚且最听命于教皇的人，都把耶稣会士推倒在地上。而我，一个最异端的人，却尽量收容耶稣会士：我保护这一种族。达朗贝尔警告腓特烈大帝说，他对这种友善感到懊恼，并提醒腓特烈，耶稣会反对过他的征占西里西亚，腓特烈大帝责骂这位哲学家说：你无须担心我的安危；我一点也不怕耶稣会士。他们能够教导国家的青年，而且教得比别人好。战时他们站在另外一边，那是真的。但是身为一个哲学家的你，实不该责备一个以仁慈和人道对待全人类的人，不管他属于什么团体、什么宗教。试试使自己多像个哲学家，而少像个玄学家吧！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解散整个耶稣会时，腓特烈大帝便拒绝教皇的训谕刊布在他的领土里。耶稣会的财产和功能，因而得以在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维持下来。
叶卡捷琳娜二世（俄国女皇)对于居住在1772年并吞的一部分波兰土地上的耶稣会士，并未加以干扰。对于后来迁居俄国的耶稣会士，她也加以保拶。耶稣会士在那里辛勤工作，直到他们的复兴(1814年)。
四、教育与进步
耶稣会既已消失，现在谁来教育法国青年？时值混乱，但也敞开教育革新的大门。
因告发耶稣会而得意的路易斯，抓住这个良机，以一册《国民教育论文》(1763年)，呈献给法国。该书受到哲学家的表扬。他建议，法国学校不应由一个宗教团体手中落入另一宗教团体的掌握--例如落入基督教兄弟会或祷告会的控制。他绝不是无神论者；他至少赞美教会对道德的支持。他希望道德观念深植人心，受到尊崇。但是他不愿看到僧侣操纵教育。他承认许多传教士都是出色的老师，其耐心和虔诚无可匹敌，但他指出，教士的控制学校，迟早会禁闭心灵，令人无法产生新观念，并使学生忠于外国的权力当局。教导道德规范，应摆脱宗教色彩；"道德法的重要性．远胜于神和人为的一切法律．又即使这些法律未曾公布，道德典范仍旧存在。"路易斯也希望以国家主义者的理想，去从事教育；国家主义便是新宗教。"为国家着想。我主张国家当局自办教育。"师资须由俗人担任，如为教士，则须住在俗界，而非属于某一教派。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教人怎样生活，而不是教他如何升天堂，不在教他盲目服从，而是要他努力于专业、行政及工业艺术。教学用法文，而不用拉丁文；拉丁文课应减少，英文、德文课加多。课程须包括很多科学，科学从最低年级教起；就是5-10岁的孩子也能吸收地理、物理及自然史的知识。学校应增添历史科目：然而"写史家与史书读者均感不足的，厥为哲学思想"：路易斯在此把胜利归于伏尔泰。较高的年级应学习艺术与鉴赏力。应多做准备，让妇女受教育，但没教育穷人的必要。农夫的儿子。在田里学到的东西．胜过他在学校得到的。更多的教育，仅足以使他不满意于他本身所属的阶级而已。
爱尔维修、杜尔哥和孔多塞都为这最后的意见而震惊，但是伏尔泰则持赞成的立场。他在致路易斯的信中说："谢谢你禁止劳动阶级受教育。我耕种土地，需要的是动手操作的工人，而不是削发受戒的僧侣。把特别无知的弟兄送到我这里，让他们驾我的大马车。"在致主张教育普及的达米拉维尔信中说："我怀疑那些只能靠臂力过活的人，是否有多余的时间受教育，在他们变成哲学家之前，将死于饥寒。……我们必须教导的不是劳力的工人，而是都市的中产阶级。"在其他论著中，他迁就初等教育应普及大众的建议，但是他期望中等教育要有充分的限制，以便让为数众多的劳动阶级，担当社会的劳力工作。伏尔泰认为教育的第一项工作。在于结束教会的灌输信仰。他认为后者乃是大众迷信和宗教狂热的起因。
由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要求，狄德罗于1773年草拟《俄国政府大学计划》，他和路易斯一样，公开指责传统课程，这和我们今日所听到的说法相同：大学的文理学院依然教授……两种死文字，这两种死文字只对少数公民有用，而且学了六七年都学不透彻。在修辞学的名义之下，说话的艺术教授在先，思想的艺术施教于后：在逻辑的名义之下，满脑子填满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狡辩；……在形而上学的名义下，无关重要而使人困惑的问题拿出来讨论。铺下怀疑论及偏见的基础。在物理学的名义下。无休止地争论世界上的物质和系统，对于自然的历史(地质学、生物学)却只字未提，对于化学、个体的运动和重心。也毫不论及；实验课极少，解剖标本几乎没有，地理学也未被列入课程中。狄德罗呼吁教育由国家管理，聘请世俗教师，教授更多的科学知识；教育应该切合实际，产生优秀的农艺学家、技术人员、科学家及行政管理人员。拉丁文应于17岁以后才学习；如果学生将来用不到拉丁文，则不必学；但是"一个文人若没有希腊和拉丁文的知识。则不足以为文人"。由于天才在任何阶层都可能出现，所以学校应为所有人而开放，不收费用；穷家子弟应得到免费的书籍和食物。
法国政府在如此驱策之下，努力防止因放逐耶稣会士可能引起的教育中断。耶稣会遭没收的财产，大量用来重建法国500个学院。这些学院为巴黎大学的一部分；路易大帝学院改为师范学校，用以训练师资；薪水合理，教师免于市税，退休后有养老金。圣本笃教团的僧侣、祈祷会会士、基督兄弟会会员可担任教师，但是哲学家极力表示反对，获得一些效果。天主教教义仍列为课程的一部分，然而科学与现代哲学取代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一些俗界教师开始灌输哲学家的思想。学院里建立实验室，并拥有实验物理学的教授。技艺及军事学校见于巴黎及各省。有人警告说新建的课程将改善智力，而非品格，将削弱道德及纪律，并导致革命。
然而，哲学家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教育的改革。大体说来，他们相信人性本善，一些虚伪而邪恶的教会方术及政治活动令人败坏；他应该做的是使自己不使用诡计，归于"自然"--自然一词并无令人满意的定义。正如我们将明白的，这便是卢梭学说的精华。我们曾经指出爱尔维修坚信"教育能改变一切"甚至于持怀疑论的伏尔泰，有时也认为"我们为猿猴的一类，能经由教育做出合理或不合理的行动"。相信扩展及改良教育能促进无限的进步，成为新宗教一贯的教条。天堂与理想国是两个相对的水桶，在命运的水井中七上八下；一个水桶沉下去，另一个上来；它们轮流成为人们希望的对象。当两个水桶空空地升上来时，恐怕文明就会失去重心，趋于凋谢。
杜尔哥于1750年12月11日，在巴黎沙本神学院讲演他的新信仰，题目是"人类心灵不断的进步"：人类，从其最早的起源看来，在哲学家眼中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就像每个人一样，有其幼年期及成长期……举止逐渐温和；心智愈有教养；至今仍各自分离的国家间，关系较为接近了；贸易及政治关系使地球上各角落息息相关；而人类的整体，经由治乱的变迁，透过苦乐的交替，仍继续其前进的旅程，虽然脚步缓慢，但一步步迈向更接近完美的境界。伏尔泰表示迟疑的同意：我们可以相信理性及工业总会一再进步；有用的艺术将获改善：使人们感到痛苦的邪恶、偏见--这些并非吾人最小的祸患--将逐渐从统治者之间消失；而流传广远的哲学．将给多灾多难的世人以精神安慰。1774年这位行将就木的哲学家，对于杜尔哥的得势表示欢迎，因为伏氏对大众毫无信心，他所殷殷期待的是国王的开明。我们不能教育下等社会的人，也就是他所说的普通人类社会；在他们知道用脑筋思考之前．已因一天的辛苦工作而累倒了；但是我们可以教育少数人，他们位居高贵，我们也可以教导王君。这个"开明君主"为人类进步的领袖之梦想，正是大部分哲学家期望人类进步之憧憬所寄。他们屡次预感到革命可能发生。但是他们害怕革命，而非希望它发生；他们相信理性将战胜统治阶级，牧师和统治者将听命于哲学，同时，他们将使可以防止革命并让人类走上康庄大道的改革获得实现。因此他们赞扬腓特烈二世的改革：他们谅解叶卡捷林娜二世的罪恶；而且要是他们健在，他们将为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感到快乐。我们对于政府的信仰除了只是那种复活的希望以外，还有什么呢？
五、新道德
一项棘手的问题存在着：如果没有宗教以超自然的希望及惧怕维持社会秩序，则国家能否存在呢？如果大众不相信渊源于神的道德规范，不信仰无所不知、奖善惩恶的上帝，则大众的道德能不能维系呢？哲学家们(除了伏尔泰以外)声称此种动机不是道德所需要的；他们承认，对于有修养的少数人说来，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对于其他人也一样吗？而且有修养的少数人，其道德是否源于其所丧失的信仰，是否由于他们以前曾接受的宗教教养而来呢？
哲学家们为自然道德的效能而打赌。伏尔泰对自然道德表示怀疑，但是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马伯利及杜尔哥及其他人都主张可以脱离神学而独立的道德，因此虽历经信仰的盛衰，仍足以坚强存在。贝尔主张无神论者可能与信教者一样有品德：但是他认为道德就是和理性协调的习惯，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理性为何物，他并未解释。社会或个人之间，谁应该是理性的裁判者呢？如果"社会"或个人不协调．除了权力之外，谁能判决是非曲直呢？社会秩序只是执行法律和规避法律刑罚者之间的竞争吗？道德仅仅用来计算侦知犯案的可能性吗？图桑在《道德》一书中(1748年)阐释自然道德；他也解释品德就是"忠于实践由理性所加诸的责任"；但是多少人是理性的呢？或者说如果他们能够理性，他们理性了吗？而且决定行动的人格，是否比理性形成得早呢？理性不是具有最强烈欲望的发泄对象吗？这些都是自然道德之前的一些问题。
大部分哲学家同意，自爱的普遍性，为所有意识行动的基本渊源，但是他们相信教育、法律及理性足以使自爱转变为互相合作及社会秩序。达朗贝尔相信自然道德寓于：一个简单而明确的事实--人们的互相需要，以及该需要所加诸的互惠责任。由于这道理大部分被接受。因此所有的道德法有秩序而不可避免地与它产生关联。所有与道德有关的问题，其解决与否，全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感情有时候阻遏问题的解决，但是从不能破坏问题的解决。而每一则特殊问题的解决……导致基本的原则，那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自利。后者则为所有道德责任的根本原则。某些哲学家认为这就是假定在一般人之中，理性普遍占优势--那就是说，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受到充分的启迪，足以用正确的眼光，看到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使个人的自私自利和团体的好处调和，不生冲突。伏尔泰对这种自私主义者的理性，不表赞同。对他来说，推理似乎是一种很不平常的行动。他宁愿把他的道德建立在与利己主义无关的利他主义之上。他说这种利他主义源于上帝灌输于吾人的公平意识。他的哲学家朋友责难他在这个论题上，无异向宗教投降。
假定利己普遍性的哲学家们，大体上认为快乐至善，所有的快乐都可以享受，只要它们无损于团体或他个人自己。借用教会的方法，格里姆、霍尔巴赫、马伯利及圣朗贝蒂相继撰写问答教授法，以解释新道德。圣朗贝蒂以《一般问答教授法》为题，向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发表演讲：问：人是什么？
答：具备感觉及理解力的生物。
问：如果这样，他应该做什么？
答：追求快乐，避免痛苦。
问：这不是利已吗？
答：这是必然的结果。
问：利己欲同样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吗？
答：是的。因为每一个人均以自卫及获得快乐为目的。
问：你认为快乐是什么？
答：一种享乐多于受苦的持续状态。
问：要获得这种状态．我们必须做什么？
答：培养我们的理性，并且依此行动。
问：理性是什么？
答：认识有助于我们幸福的真理。
问：利己不是常常引导我们发现那些真理．并依据那些真理而行动吗？
答：不，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实行利己。
问：你是什么意思？
答：我的意思是，有的人利己正确，有的人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