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几件事：
当古公亶父欲立少子季历并其子昌为继承人时，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即奔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避免了西周前期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一场纷争。
吴太伯的后裔、吴王国第十九位国君寿梦有四子，长诸樊、次馀祭、三馀昧、四季札。季札最贤，寿梦欲立为太子，季札坚让，因此他只好立诸樊当国行事。寿梦卒后治丧期满，诸樊又要让王位给季札，季札仍坚辞不受，吴人固请立季札，季札于是弃家而躬耕田亩。诸樊卒时传位给弟馀祭，设想最终传位给四弟季札，以圓先王寿梦之意。馀祭卒传位给弟馀昧，馀昧卒欲传位给弟季札，季札坚让并逃去，于是国人只好立馀昧之子僚为王，以后公子光（诸樊之子）就唆使蓄士专诸刺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季札返国，哀死事生，顺其自然，不使吴国发生动乱。
曹宣公卒后，国人欲立子臧为君，子臧离去以成全曹君，时人普遍反映，子臧可谓守节矣。
吴太伯、季札、子臧以其高风亮节远离权位，实属难能可贵，载之史册，可为人们的借鉴。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借鉴的人是有，可惜为数不多。君不见，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官场上，主要倾向是不择手段的争夺、疯狂的争夺。这有官场惯用的逢迎拍马，有使人肉麻的谄媚巴结，有弄虚作假、取悦长官欢心的欺骗，有金钱打通关节，干起买卖官位的勾当，更有甚者打击陷害，铲除阻碍自己仕途上的障碍。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要感悟人生，认识人生，人只有淡泊名利，才能有人格。一个人要摆脱功名利禄的困扰，必须清心寡欲，向人性最大的弱点私欲开刀。私欲是万恶之渊薮，人类所以能干出许多没出息的事，主要是私欲作怪。如果谁设想下一道命令禁止私欲，那是理想主义，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否定自我，节制私欲，则是每个人永恒的课题。在人类社会中，不断膨胀的私欲超过一定限度，便会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走向违法犯罪。所谓一定限度，指的是你要发财，那就“君子爱財，取之有道”，你要当官，那就坚持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为官之道。
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大潮中，谨防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是在新形势下衡量一个人自身品德修养的严峻考验。在赖昌星的红楼里，一百多个达官贵人中箭落马的事实，就很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
只要人们节制私欲，谨防诱惑，加强自身修养，就会逐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