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是农历戊戌年，因此这年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变法图强运动又称“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领导这次运动的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维新思潮发展成为一个政治运动，是从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开始的。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无比悲愤。当时康有为还在北京参加会试，于是发动各省应试的一千零三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请求光绪皇帝载湉当机立断。“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五六月份，他又连续两次上书，进一步阐述变法图强的道理，指出若不及时变法，革旧图新，恐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并提出抚慰、鼓舞人心；迁都西安，以利再战；把对列强的赔款移作军费加紧练兵；根本的是要发愤变法，实行“富国”、“富民”、“教民”。
1898年5月，一向阻挠变法的奕病逝，康有为认为这是个有利时机，于是催促翁同龢提请光绪皇帝立即变法。光绪皇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表示变法决心。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变法失败，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变法的失败是在预料之中，因为：第一，变法一开始，就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慈禧太后更是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虽然光绪皇帝支持变法，但处处受到慈禧太后和后党重要人物如荣禄、内务大臣立山及庆王奕劻、端王载猗等人的箝制，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一旦慈禧发动政变，从颐和园回宫重新“训政”，他只好束手就擒。第二，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袁世凯的真面目认识不清。在变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变法派寄希望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袁世凯的支持上，其实那是幻想。时袁统帅七千多人的新建陆军，装备精良，被维新派认为是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康有为等人便向光绪皇帝推荐袁世凯。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令他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宜。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赴法华寺袁世凯寓所，以光绪皇帝密诏示袁，劝其效忠皇帝，诛杀荣禄。袁世凯当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慷慨激昂地保证：“若皇帝于阅兵时疾驰人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还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梁启超《戊戌政变记》）20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示“忠诚”。当晚，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
变法失败后，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就对变法派人物进行了疯狂的镇压。21日晨，慈禧先将光绪皇帝囚于中南海的瀛台，正式宣布重新“训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政变前一天，康有为已赴上海，并在英国保护下，潜往香港。梁启超也在日本人帮助下化装出走，流亡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积极设法营救光绪皇帝，很多人劝他逃往日本避难，他坚决不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谭嗣同传》）。28日，慈禧未经公开审判，便下令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斩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谭嗣同六人为“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临刑前曾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示了为变法不怕杀头的英雄气概。
“将相和”和“窝里斗”
“将相和”说的是廉颇、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不计较个人恩怨而团结合作的事实。《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对此有精彩的描述。
廉颇曾率军伐齐，大败齐国，夺取晋阳（今山东菏泽西北）。因其战功显赫，以勇气闻于诸侯，被拜为上卿。
蔺相如是赵国太监首领缪贤的门客，身份虽低微，但却有智慧和胆略，两次出使秦国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赵惠文王时，赵得楚和氏璧，秦昭襄王便使人给赵王书信，愿以十五城请换取和氏璧，赵惠文王和廉颇诸臣计议，遂派蔺相如为使，奉璧赴秦。蔺相如至秦，观察以秦对赵之蔑视，秦王得璧后绝不偿给赵国十五城，于是乃阴使从者怀揣和氏璧，抄小路回到赵国。秦王得不到璧，欲杀相如，但怕杀相如，终得不到璧，而绝秦赵之谊，不如厚待之，使其回赵。赵王以此称赞蔺相如出使不辱于诸侯，并拜为上大夫。
赵惠文王十八年，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秦伐赵，拔石城（今河南林县西南），明年又攻赵，斩杀两万人。秦王同时派使者告赵王，想双方会盟于河西渑池（今河南渑池西）。赵王带蔺相如如期赴会。宴饮中，秦王说：“寡人听说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国史官走上前去，书写：“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亦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瓿给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上前进瓿，因跪请秦王，秦王仍不肯，相如说：“如不击瓿，我将和秦王同归于尽。”于是秦王为一击，相如即召赵国御史书写：“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瓿。”于是秦之群臣说：“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祝寿。”相如针锋相对地说：“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祝寿。”直到酒宴完毕，秦王始终不能胜于赵。
经“完璧归赵”、“渑池会”，赵王拜蔺相如为上卿，位居廉颇之右（古时以右为上）。廉颇因而怒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且扬言要侮辱蔺相如，相如听到后，常常回避廉颇。因之相如的手下人都很不平，一致要求与其抗衡。相如解释说：“以秦王之威我都不怕，还怕廉颇，强秦之所以不敢侵犯赵国，因有我和廉颇在，今若我二人相斗，其势不能俱生，我所以为此都是先国家后私仇也。”廉颇听到后很受感动，肉袒负荆上门请罪，遂与蔺相如结成生死之交。廉颇、蔺相如这种不计个人恩怨的崇高精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被传颂为“将相和”的佳话。
大约经过一千多年，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中央政府除宦官专权外，又发生朝廷大臣的朋党之争，具体讲就是“牛李之争”，或者是牛李两党的“窝里斗”。争斗的一方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另一方是以李德裕、郑覃为首的官僚集团，牛李两党形成的原因，在于两党官僚集团进身的途径不同。牛党首领牛僧孺和李宗闵都是进士科出身，而李党首领李德裕和郑覃则都是门荫出身。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是宰相，李德裕便以父荫得官。郑覃的父亲郑殉瑜做过宰相，郑覃也以父荫得官。不管进士科出身的官僚或门荫出身的官僚，同屑腐朽的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并无优劣之分。因此，牛李两党的斗争，完全是统治阶级上层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毫无积极意义的“窝里斗”，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只能使朝廷官员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得快一些，朝政更混乱一些罢了。
在牛李两党斗争中，也贯穿一些是非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对待科举取士的问题。李德裕主张废进士科，按门第取士，以为“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旧唐书·武宗纪》）。进士多是寒士，即使有出入之才，总不及公卿子弟熟悉政务。郑覃在唐文宗时做宰相，同样主张废进士科。牛党的态度则相反，他们都是寒士出身，靠科举晋升为朝官的，所以赞成科举制度，反对按门第取士。在这个问题上，牛党的主张比李党要合理进步些。二是如何对待藩镇割据问题。李党主张对藩镇不能姑息迁就，要以武力讨伐叛乱。牛党则主张对藩镇要妥协，承认现状，相安无事。很明显，在对待藩镇这个问题上，李党优于牛党。因为藩镇割据是当时的最大祸害，抑制藩镇要比优容藩镇可取得多。
牛李两党虽有是非之争，但实质是争夺官位，是私人恩怨，是统治阶层内讧。他们的争斗虽没有战场上的残酷，伹互相排挤、攻讦、诬陷却是相当激烈的。在两个统治阶层内，自觉受尽委屈的世家出身的官员，集结在李德裕、郑覃的旗帜下，对平民出身的官员进行排斥。而平民出身的官员也集结在牛僧孺、李宗闵的旗帜下进行反攻，互不相让。一个党派得势，便尽量驱逐敌对党派，占据所空出来的官位。围绕这个问题，牛李党争从唐穆宗李恒到唐宣宗李忱，历经五任皇帝，斗争持续四十年（公元821—459年）之久。结果虽两党互有胜负进退，但造成朝臣力量内耗，使朝政混乱不堪。在唐文宗时两党斗争最为激烈，互相攻击不已，唐文宗曾叹息说：“去河北贼（指河朔三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李宗闵传》）到唐武宗时，李党当国，牛党失势。李德裕为宰相，牛僧孺、李宗闵均被逐出朝廷，流贬外地。到唐宣宗时，李党失败，牛党得势。这时李宗闵已死于贬所，牛僧孺被召回后也死去。牛党人物白敏中、令狐绚先后为宰相，李党全被清除，李德裕被贬到崖州（今广东儋县西北）做司户小官，不久死于崖州。至此，牛李两党争斗由于李党完全失败，才逐渐平息下去。
从“将相和”到“窝里斗”的事实看，朝臣以大局为重，消除私怨，互相忍让团结是多么重要啊！由此推论，任何一个政权，如果官员们不团结，搞内耗，那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