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和隋朝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两个很重要的朝代。在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的大分裂后，由雄才大略的嬴政统一中国，建立了秦王朝；在南北朝一百七十年的分裂混战后，最后由杨坚统一中国，建立了隋王朝。但这两个王朝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都是二世而亡。接它们继起的帝王对其灭亡的教训都是很重视的，把它作为“前辙之鉴”。
刘邦在建立西汉王朝后，对于秦的“二世而亡”是十分警惕的。他要政治家陆贾总结一下包括秦朝在内所有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为他提供借鉴。陆贾根据黄老学说，又结合当时国家历经长期战乱破坏、经济凋敝的情况，写论文十二篇。其主要观点是：“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急故也。”（《新语·无为》）他主张不要“极武”，不要“用刑太急”，而要“文武并用”，说这是治国安邦的“长久之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很欣赏陆贾的意见，把他的十二篇论文合为一书，并命之为《新语》，流传后世。
唐王朝建立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君臣经常讨论隋朝灭亡的原因，并引为借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政权如果黑暗腐败，过分暴虐，使人民无法忍受，就必将被人民推翻。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有百姓，若损其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其腹，腹饱而身毙。”“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还反复引用战国荀子的话，把人君比作舟，把人民比作水，来警惕自己和教育太子，如曾对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作人君，水所以比作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就进谏和纳谏的问题，他曾问魏征：“入主何而为明，何而为暗？”魏征答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魏征又引用隋末的事例说，隋炀帝偏信近臣虞世基，而虞世基处处蒙蔽他，隐匿农民军攻城掠地的情况，以致国破家亡，君臣俱死。因而他结论道：“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雍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引文均见《贞观政要》）李世民君臣根据隋亡的教训，还对用人制度等许多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形成了贞观期间，文臣武将辈出，各司其职，因此在他执政的二十三年间，国内政局始终是稳定的。
刘邦和李世民都是创业皇帝，他们深知创业的艰难，守业的不易。所以称帝后，总是警惕自己重蹈前朝灭亡的覆辙，也反复告诫子女不要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古人总结提出的这些治国方略和观点是很可贵的。不管社会如何变迁，有些基本精神，不光是封建社会，在各类经济形态的社会里都是应该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