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与不削藩，要根据当时具体情况而定。该削不削反受其害；不该削而硬削，也必然激起祸端。西汉和明朝初年的削藩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西汉文帝刘恒时，政论家贾谊上《治安策》指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就是说要将王国分为若干小国，以削弱其力量，否则尾大不掉，很难驾驭。起初，汉文帝对贾谊的建议很重视，但因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很棘手，因而犹豫不决。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诸侯王蔑视朝廷，不听朝廷指挥的现象更加突出、更加严重了，他才下决心把齐国封为六个小国，立齐王刘肥的六个儿子为王，又把淮南国分为三个小国，立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
汉景帝刘启时，中央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尤以吴王刘濞和朝廷的隔阂日深。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兄刘仲的儿子。文帝时，有次吴太子入朝和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对弈，发生争执。被刘启失手打死。因此吴王刘濞就和文、景帝有隙，常称病不朝。为了防止诸侯王势力增大，发生叛乱，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建议朝廷借诸侯王犯错误之机，削减其封区。他说：“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削楚王戊的东海郡，削赵王遂的常山郡，削胶西王印的六个县。这就引起了诸侯王对景帝和晁错的不满。
如前所说，七国中吴王刘濞蓄谋叛乱，由来已久。当时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郡和豫章郡，因此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茁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叛军顺利地打到今河南东部，因而朝野震恐，景帝更加恐慌，就听信了爰盎的谗言，捕杀了晁错，夷灭了三族，并派爰盎乞求刘濞退兵，条件是退还已削诸侯王的封地，七国反叛罪皆赦免。刘濞不仅不退兵，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叛军至梁国（今河南商丘），为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所阻。至此时，景帝才下决心以武力镇压。他任命太尉周亚夫与大将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这次叛乱。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七国都被废除。事实证明，这次削藩的建议是正确的，削藩的具体措施是得力的，但对正确建议的提出者晁错却进行了诛杀，这实在是令人深思和遗憾！
时间过了一千三百五十五年，在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逝世，二十二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他刚把祖父埋葬掉，就派遣军队奇袭开封，把分封在开封的周王朱辅逮捕，废为平民，贬谪到云南。接着，又有人连续告发封在武岗（今湖南武岗）的岷王朱楩、封在荆州（今湖北江陵）的湘王朱柏、封在青州（今山东益都）的齐王朱转、封在大同（今山西）的代王朱桂都有不法行为，朱允炆下令都给予严厉的惩处。
对亲王在地方上的种种不法行为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朱允炆这种一连串的暴风雨般的措施，不仅不能稳定国内局势，反而激化了矛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朱标即皇太子（朱允炆的父亲）早死，九子朱杞和幼子朱楠也早夭，其他诸皇子和从孙一人都先后封为藩王。据史载，这些亲王每人都有一万五千左右的警备部队，称为“护卫”。明王朝的亲王不但军队少，且对地方没有财政和行政权。诸亲王除了王府的警备部队外，对地方军权并不能直接掌握，还够不上独立王国的威胁。不过这已使少年皇帝朱允坟如芒在背，深感不安。加上他的亲信大臣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的参谋，把本来并不存在严重问题的事倒弄得激化了。
就在上述思想和行动下，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叛变，率军南下，宣称皇帝被奸恶的高级官员包围蒙蔽，已不能以自己的意志行使职权，对这些奸恶分子必须肃清。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即安靖内部灾难的军事行动。朱允炆对朱棣的这种激烈反应，并不感到意外，他下令出军讨伐。
靖难军跟中央军的战争，历时四年。朱允炆本来占有多方面的优势，甚至拥有最好的将领，但他没有任用，太常卿黄子澄极力推荐李景隆当总司令，但李景隆一败再败，却只对他撤职了事。公元1402年，靖难军渡过长江，挺进应天（南京）城下，谷王朱橞和撤职家居的李景隆作为内应，开城门迎降。朱允炆得到噩耗，纵火焚宫自杀（有争论，待史学家考证定论）。
朱允坟既死，朱棣继位，于是大屠杀开始了。对太常卿黄子澄处斩，全族被杀；对前任兵部尚书齐泰处斩，兄弟全体被杀；对皇家教师方孝孺，屠杀十族（连朋友学生包括在内）；对户部侍郎卓敬处斩，灭三族；对现任兵部尚书铁铉磔死，儿子们全体被杀；对左佥都尉史景清磔死，他的亲友全部处死；左副都尉史练子宁磔死，全族处决；大理寺丞相邹瑾自杀，全族处决；大理寺少卿胡闰绞死，全族处决。
靖难合法屠杀，大约死一万四千余人，真是残忍，而又骇人听闻！与乃父朱元璋屠杀功臣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
两次削藩事件虽已是历史的陈迹，但它向人们说明在处理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中，必须讲求政策和策略，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