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高宗如果真心想光复中原，应该向北进军，亲身做出表率，而不应再向南退到临安。赵鼎也是南宋着名宰相，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么？他应当与张浚协力同心，劝谏高宗亲征，为将士们鼓劲儿。那么，为何张浚劝高宗驾临建康，而他反请高宗返回临安呢？这里边有个缘故。
原来，上次张浚自请赴江边督师，常派参谋吕祉往来奏事。吕祉回临安时，每逢见到赵鼎，总是将前方战事夸大其词，言外之意是极力褒奖张浚，说得次数多了，引得赵鼎心里不爽。回到前方见了张浚后，又说赵鼎故意掣肘，使张浚信以为真，往往在给高宗的奏疏里提到此事，且带有愤懑之意。高宗也曾对赵鼎道：“将来你与张浚不和，恐怕都是出自吕祉，卿要当心了！”赵鼎答道：“臣与张浚本来亲如兄弟，毫无嫌隙，今既然吕祉从中离间，致张浚心生嫌疑，不若只留张浚在此辅政，让他尽展才智，臣告退算了。”高宗道：“待张浚归来，朕为他释疑。”自此将此事搁起，甚为不妥。你想，既然赵鼎与张浚共怀忠义，何妨坦诚相见，推心置腹面谈一次，使双方释怀？就是高宗，也应从中调停，不应使事态扩大化。既然赵鼎说要告退，高宗还要再等，岂不两相误么？如此说来，高宗和赵鼎都有失误之处。
不久，张浚来到平江，面请高宗移驾建康，并说道：“刘光世畏敌如虎，又傲慢不战，请罢免他军职。”赵鼎在一侧道：“光世世代为将，无端罢免，恐将士心怀不满，不肯用力。”又起矛盾。张浚变色道：“朝廷力图恢复中原，还能叫傲慢将帅逍遥军中，这仗还怎么打？臣以为必须赏罚严明，以振士气，方可进攻中原，讨平逆贼刘豫。”赵鼎又辩解道：“中原不是不可取，但是，取了中原，能保金人不来侵犯么？剿灭刘豫容易，对抗金国实难也”真是：谎话说十遍，不如亲眼见。
吕祉虽离间，赵鼎拗当面。
赵鼎既知有人离间，本应与张浚和解，反而当面与张浚对抗，更加证明赵鼎掣肘，吕祉所言不虚，故赵鼎将此事弄假成真了，与当时力荐张浚相悖太过。二人既然撕开面皮，张浚便气咻咻地道：“逆贼刘豫不平，就是多一层敌寇，况且在东南守株待兔，金军也未必不来。近年来，陛下一再亲临江上，将士们勇气倍增，屡败敌兵，成效是何等显着，难道就这样夺了将士之气么？”高宗看着张浚道：“卿言甚是，朕当一力委卿。”张浚乃退出。张浚走后，赵鼎坚决告退。高宗便将他降为观文殿大学士，任绍兴知府。
却说次年，就是绍兴七年，高宗命陈与义任参知政事，命沈与求同知枢密院事。不久，张浚又欲到江边督师，没有告诉沈与求，高宗诏准后，张浚遂启程前往。沈与求得知后，叹道：“此为军国大事，我作为同知枢密院事，而不与我商量，这叫我今后如何履行职权？”乃向高宗辞官，高宗不同意。没过几天，沈与求居然病死。沈与求是一个直臣，遇事敢于申明自己的意见，朝中大事很多人倚重他。他死后，朝廷内外都觉得痛惜，不在话下。
又过了几天，忠训郎何藓从金国回来，向高宗报说，道君皇帝和郑太后相继崩逝。高宗大哭道：“隆佑太后将朕视如己出，不幸先已崩薨。直望太上皇和太后能奉迎还朝，叫朕稍尽人子孝道，谁知竟崩逝异国他乡，怎不叫人肝肠寸断，痛不欲生？”遂命朝廷上下服丧守制。
数日后，百官以国家正逢多事之秋，请高宗以一日代一月，早早守制结束，思谋国事。唯独严州知府胡寅，请高宗按祖制服丧三年，但可以穿着孝服过问军国大事，为天下人树立典范。高宗正欲守制三年，张浚还朝，上奏高宗道：“天子服丧，与官僚和庶民百姓不同，应以宗庙社稷和国家大事为重，不在于那些繁文缛节，图虚名而误大事。今太上皇与太后梓宫尚未迎回，金人虎视眈眈，天下涂炭，百姓危难，愿陛下挥泪视朝，化悲痛为力量，一怒而安天下。这才是真正尽了孝道。”高宗便命张浚草诏，宣谕群臣。并告谕外朝，不必再上书论守制一事，宫中仍服丧三年。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原来隆佑太后孟氏，崩逝于绍兴元年四月，享年五十九岁。丧祭礼用母后临朝的规制，所以上尊号为“昭慈献烈皇太后”。后来又将“献烈”二字改为“圣献”，即为“昭慈圣献皇太后”。道君皇帝也就是徽宗帝，于绍兴五年四月崩逝于金五国城，享年五十四岁。郑太后去世，是在徽宗帝去世后的几个月后，享年五十二岁，自然也是死于五国城。高宗服隆佑太后丧，是隆佑太后崩逝后，随时就开始守制的。服他的生父徽宗帝和嫡母郑太后的丧，是等到何藓从金归来，才知道的，所以守丧与崩逝的日期已相隔二年。至此，高宗追尊生父太上皇道君皇帝为徽宗，郑太后上尊谥号为显肃。高宗生母韦贤妃，当时也跟着徽宗到了北国。建炎初年，高宗曾遥尊生母为宣和皇后。到如今，郑太后崩逝，又遥尊生母韦贤妃为皇太后。并对众大臣道：“宣和太后春秋已高，朕日夜思念，惶惶不安，屡次蒙受委屈也要讲和，也正是因为想请金人能够善待太上皇和两位太后，以便日后迎回奉养，无奈金人一直不许，叫朕无计可施。今上皇太后梓宫未归，宣和太后尚未迎回，不得不再派使臣前去奉迎。如果金人允许我迎回上皇太后梓宫，及宣和太后等，我便再委屈一点又有何妨呢？”说罢，遂招端明殿学士王伦入朝，令他为奉迎梓宫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