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坚忍，曾国藩居官第一要义
坚忍不拔，有耐性，这是曾国藩做官的第一守则，也是他一生虽然起起落落、困境不断，却总能突破危局、超越困境的重要秘诀。
曾国藩的坚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一生当中，咬牙坚持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管什么样的屈辱，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在别人眼中过不去的坎，翻不过的山，在曾国藩这里，都能忍过去。这种气质和品行似乎在他年轻时就已经形成。
清代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了曾国藩能忍的一个故事：
曾国藩还未闻达时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他与另一书生同居一室，虽受百般轻侮也能忍气吞声。那个书生性情怪僻。曾国藩的书桌离窗有数尺，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个书生发怒道：“我的光线都是从窗中来的，你这一搬把我的光都遮住了，我读书都看不见了。”曾国藩说：“那我的桌子放在哪里？”书生指着床侧说：“放这里。”曾国藩就听他的放在了床边。半夜里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了，还扰人清睡！”曾国藩便无声默念。
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能忍、会忍，把一切都放在心中，而不是喜怒形于色的人。但是他的这种忍，不是懦弱，也不是畏惧，而是隐忍，是在忍耐中自强，在忍耐中奋进。其本身性格中的坚定、执着和激情，又把他的这种忍变成了努力向上的动力，因而才能受难受之气，忍难忍之事。
他常给朋友、家人讲，湖南人有一种坚忍之志，而一个人一旦有了这样的忍性和坚定，还有什么事做不成，什么境界达不到呢？因为具备这种坚忍的性格，尽管他一生中遇到困难无数，但曾国藩都能够坚持到底，忍耐到底，最终让胜利属于自己。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奉命“剿捻”。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捷的特点和僧格林沁败亡的教训，曾国藩逐渐确立了“河防”的战略。
第二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徐州与刘铭传商定了“河防大计”，计划利用大江大河的天险地利，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先限制捻军的行动，再进行分段防剿，慢慢缩小包围圈，直至最终消灭之。但曾国藩最终无功而返，完败而归，朝廷怪罪，同僚议论，兵士怨怼，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曾国藩一人身上，都认定他所定下的“河防大计”不够好不成功。
而实际上，曾国藩被免职后，李鸿章带领淮军击退捻军，用的仍是曾国藩的“河防大计”。曾国藩知道自己失败不在于“剿捻”的战略失误，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主要是清政府不愿把“剿捻”之功再授予这位已扑灭了太平天国的大功臣，以免其功劳太高，将来难以驾驭。但曾国藩什么也没说，也全部忍了。
曾国藩常提示自家兄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唯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突出地体现了他的“忍让”功夫。
同治元年（1862）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事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所部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有多人死亡，士气低落。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然而，此刻由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却为保镇定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扣下应发给湘军的五万两厘金自用。这不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郁的心情。
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们无不大骂沈葆桢忘恩负义，因为沈葆桢是曾国藩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的，而且他这个巡抚还得归曾国藩这个总督来管。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湘军大营所有人都气愤填膺，大骂沈葆桢。
一众幕僚及曾国荃都主张上奏弹劾沈葆桢，告他防守不力，丢失城府，吏治无方，劣幕操纵；弹劾他不顾大局，断绝湘军供饷，造成金陵围城军的困难，后果难料。一定弹劾得他丢官回家去。
曾国藩听了大家的议论，也准备据此好好参一下沈葆桢。以现在自己的身份，以朝廷亟待让湘军攻下金陵的迫切心情，以江西丢失的城县，以沈葆桢的不顾大局，参掉一个沈葆桢太容易了。然而，他思忖再三，又冷静下来，想到沈葆桢是自己一手保荐的，又是自己节制下的巡抚，因为军饷问题而告自己手下的官员，也太没有涵养。再说了，目前是九弟曾国荃围困金陵，只待城破，这大功便无别人的份。谁都眼红，曾国荃锋芒毕露，已是众矢之的了，若再为他争饷，必然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思前想后，他放弃了弹劾沈葆桢的念头，决定还是以忍让来处理这件事。
好多人都为曾国藩鸣不平，但曾国藩觉得忍让一下也没关系，后来他还解剖自己，认为自己忍字功夫还是不够。
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问题上，曾国藩的宽容和忍让，为他和曾国荃减少在官场的矛盾，集中更多的精力处理政务、对付外敌提供了保障。
他的忍，更是坚忍。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寄客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真心帮他的忙。那几年曾国藩艰难异常，是大家公认的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要不是他的坚忍，不是他能忍而且不馁，哪会有后来的惊世奇功。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叶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在这一时期，曾国藩进行了最深刻的反思，其中对“忍经”琢磨最多。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依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跳出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困境。
忍耐其实是一种智慧。事实上，一切能忍、会忍、善忍，才能戒骄戒躁，不忮不求。曾国藩说：“傲为凶德。”做官多讲气节，由于过分强调，以至于流于傲慢而不自觉。每当遇到屈辱，就不忍耐。由于过于骄傲，造成君臣不和，朝廷纷乱必为祸害。由于不懂忍耐，造成同事之间的矛盾，彼此相斗相争，冲突不断。所以，只有坚忍是居官的第一要义，能忍能让，能屈能伸，能进能退，才是居官不败的要诀。
为官不能忍，必不能成大事。官场本身就是变化莫测的，辉煌也许只是暂时的。用一颗张扬的心去面对官场，这样的日子是不堪想象的；只有能用隐忍、克制、收敛的心去面对的人，才能真正吃透官场，傲立官场，驰骋官场。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要“忍得住，耐得烦”，学会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妙周旋中攀升，当退则退，当进则进，进退有度，能屈能伸，才能永远立于不败。这才是曾国藩一生有起有落却平安顺达、有荣有辱却安然无恙，困境重重却总能化险为夷，危局无数也总能安然脱出，大功得以成，大德无以伤，并最终成为千古一完人的不二法门！
2.凡事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耐烦，也是曾国藩为官、为人、处世、处事的一大守则。他常说“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若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不论做官、做人、做事，“忍得住、耐得烦”都是曾国藩信守的人生原则。
所谓耐烦，本是湖湘方言，意思是有耐心，能忍耐，不急躁、不怕麻烦、不怕烦闷，还有做事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意思。
湖南人说这个人“耐得烦”，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稳得住脚、沉得下心、忍得住累、耐心、细致、认真的人。这样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遭遇什么样的险难，都能安然自处，平安度过。曾国藩对此认识很早，而且一直都是个很能“耐”的人。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曾国藩的故事。
曾国藩刚进京时，去拜访同乡前辈，天下起了大雨。到达前辈家时，已全身从头到脚全淋湿了，前辈却不在家，家中丫鬟请他坐在厅中等。谁知这一等就等了三个时辰。
眼看天色已晚，曾国藩只好先行告辞。当天整个下午下着大雨，曾国藩在椅子上坐了三个时辰，椅子周围都湿了一大圈，唯独两个鞋印干而清晰。因为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了三个时辰。
他刚走，那位前辈就回来了。一见到客厅中的脚印，又听说他竟然等了三个时辰，大吃一惊，这一定是三个时辰都一动未动，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必须要是心性坚定、个性稳定、不急不躁、能够持之以恒的人才有可能。而这种安定沉稳、坚毅的个性，也必是个人后天修养而来。如果连坐都能如此安定沉稳，不急不躁，由此推之，将来何愁不能官拜将相？这位前辈急派人去把曾国藩追了回来。
曾国藩的“耐烦”，在同僚中也是尽人皆知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有一位叫黄延瓒的朋友放到外地做了地方官。地方官的特点是，案牍律例，各种杂事，不胜其烦。临别之时，曾国藩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
弟有一言，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其曰“耐”乎。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矣。
黎庶昌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为人笃学朴讷，天性肫挚，志趣远大，不事矜饰，很受曾国藩赏识。在曾国藩的帮助下，黎庶昌做了江苏吴江县的知县。但黎庶昌到任后，却遇到了政烦俗敝、盗贼纵横、上几任积欠的漕尾钱粮达到五千余石的难题，即使挪垫公款，也无法堵上这个窟窿。黎庶昌因此非常郁闷，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曾国藩知道后写信劝告他：
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烦琐，亦磨砺也。吴江征收之难，风俗之悍，皆为大府所深悉而曲原。无事忧谗畏讥，尚希振作精神。遇有烦难之事，耐劳耐苦，徐听事机之转，则所在皆坦途矣。
曾国藩在信中又说：
但望少安毋躁，以待事机之转移。慎勿操之过蹙，便觉度日如年，徒损襟怀，而于事仍无济。如能守一“耐”字诀，久之自履亨衢。
也是用的一个“耐”字诀，希望他不烦不躁，耐住性子，忍住烦琐，走上顺畅大道。
李鸿章出来带淮军的时候，曾国藩也专门嘱咐他，要想带好兵，就要把握住两条：“第一贵在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第一就是要忍得住别人对你的挑衅和侮辱，耐得住烦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第二条要处理好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可见耐字功夫确实是当官、做事、为人之至要。
曾国藩认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耐得烦”。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妙周旋中攀升，都需要一份耐劲。如果耐不得烦，守不住穷，安不下心，那么，就会诸事不顺，时陷危境。这于做官、做人、做事都是不利的。这其实也是曾国藩的经验之谈，因为他就曾经历过因“不耐烦”而引发的严重后果。
咸丰七年春天，在江西瑞州城外大营中的曾国藩，正是内外交困、艰辛异常之时，不仅战事不顺，江西各方调谐艰难，自己又无实权在手，实在举步维艰。恰在此时，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心中既伤心老父弃养，更烦忧自己眼下诸事纷乱，实在没心情再忍耐下去，于是奏报丁忧并陈请开缺之后，未等清廷下达谕旨，就擅自委军回到老家荷叶塘守制去了。
这对于当时正统领大军对敌作战的曾国藩来说，是相当错误的做法。一个大军统帅，置军情于不顾，甩手就奔丧回家了，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任何皇帝都不会允许的。军务不同于寻常政务，它更为紧要，更为严肃。若军务需要，即使父母丧亡，也可不令前敌将帅回籍的。正在家奔丧守制者，若遇有紧急军情需要，还得夺情赴军。因为“忠”比“孝”更为重要。比如曾国藩母丧期间的墨绖出山，就是这种情况，但这一切，都要听凭朝廷的定夺。无朝廷命令而擅离职守，本该获咎。好在有朋党大员们的说情，清廷才没有追究，并赏三个月假，让他在家治丧。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甩手”的本意，是“欲擒故纵”之计，趁父丧想就此要挟朝廷给他实实在在的权力，才能真正调兵遣将，以对强敌，不然只能在江西处处受牵制，事事不顺利，剿匪势必遥遥无期。但曾国藩这盘棋却下错了，因为太急躁，没能“耐烦”而冲动地扔下军务跑回了老家，虽然皇帝没有过分追究，却也就此把他雪藏了，不理不睬，不闻不问，这一待，居然就在家待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这一年多，他待得并不安稳，表面上读书守孝安心闲适，实际上心中却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因为他不顾军政要务，不等皇命即擅自归家，朝中官员弹劾不断，湖南官绅也对他此举颇有微词。连他一手推荐提拔的左宗棠也大骂他不该丢下国事而奔丧事，舆论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既恼恨自己没能“耐得住烦”，又急躁“欲进故退”“欲擒故纵”计策的落空，使他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言，要是皇帝一直这样雪藏，不理不问，那他岂不是要就此终老吗？那不仅自己的一腔抱负无处施展，这么多年在湘军和剿匪上耗费的心血，那不也白废了吗？
曾国藩既有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性情也变得粗暴起来。他深悔自己没能耐住，才让自己困守在老家，无所事事，心乱如麻，却又无可奈何。每天研究黄老之术，以使自己能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
当咸丰皇帝再次命他出山时，他便顺从多了。见梯即下，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应命，并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同时他对人对事也完全改变了态度，不再强势硬挺，而奉行刚柔之道。比如低下身架与左宗棠重修旧好，与江西官绅相处也不再似往日咄咄。终于事情变得顺利起来。
他自己总结说：“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之后他对“耐烦”二字更加用心。告诫自己处事要有耐心，要平心静气。“一经焦躁，则心绪少佳，办事必不能妥善。”时时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的性情，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让自己从容平静，心平气和，方可处变不惊，稳如泰山，各种事情才能处理妥当，才可以冷静理智地面对困境，想法脱困。
曾国藩的“耐”字诀，更强调的其实是困知勉行、努力发奋的意思，只要能熬得住，挺得久，忍得远，耐得烦，打得通，过得去，便是好汉，便是成功。同治五年正月，他在给正在练字的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造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这正是“耐烦”二字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