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一直在耐烦二字上下功夫，凡事都告诫自己要耐得住烦，要守得住心，要忍得下性子，控制自己，强迫自己，认真、仔细、稳重地处理一切事情。不但当官要耐烦，做人、做事、处世、修身、学习、练字……做任何事都要耐烦。耐得烦，才能忍得住，忍得住才能守住心，守住心才能静下心，静下心才能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得妥当服帖，恰到好处，才能让自己轻松脱困，变逆为顺。
3.胸怀都是委屈撑大的，受得了辱才解得了困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练兵统兵，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练成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最终战胜十倍、百倍于己的太平军，立下千古奇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那种能屈能忍辱的负重精神。
早在练勇之初，长沙官场上的各种排挤和侮辱，就足以将他打得趴下，站不起来，甚至永世不得翻身。但曾国藩并没有被击倒，而是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以坚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最终练成一支威名赫赫的湘军。
曾国藩练勇之初，其实就没有想过要带一支“团练”，一支啥也不会只会打架的“乡兵”，他一开始一心想的就是要带出一支强悍的“新军”，一支劲旅，绝不是只会守守家园的“团丁”。在给当时的巡抚张亮基的信中他直截了当地说：“唯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弦……难可遽镇也。”他要改造“团练”，要把团练带成正规军。因“改图之速”，更要“立竿见影”，所以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
但是，和湘勇们在一起操练的“兵老爷”绿营兵们受不了了，这些平日里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哪受得了这个苦，上自提督，下至兵士，都对曾国藩怨恨不已。后来在提督和教官的挑拨下，绿营兵和湘勇时生摩擦。先是辰州兵挑起事端，又有永顺兵与湘勇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势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常打群架。
当时的湖南提督，名叫鲍起豹，他对曾国藩很不满意。湘军操练很辛苦很严格，而提督管的绿营军则是吊儿郎当，战斗力极差。相形之下，就有了是非。民间普遍认为湘军好，绿营兵差，话传到鲍起豹耳中，他认为湘军的存在是在寒碜绿营；而且湘军工资比绿营高。湘军普通士兵月薪为四两二钱，比绿营兵高出百分之四十，为此，鲍起豹心里不平衡，绿营兵心里更不平衡。两支军队又时常在一起，统一操练，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士兵都喜欢赌钱。有一次，湘军与绿营兵聚赌，因为口角引发械斗，湘军士兵打了绿营兵。鲍起豹就要将湘军士兵提去处罚，曾国藩没办法——手下打伤了人，且犯了赌博，只得将肇事士兵送去绿营挨军棍。绿营毕竟是清政府的正规军，作为“团练”的乡勇，最多算是庶出的子嗣，唯有忍气吞声的份。所以曾国藩只能在忍气吞声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视忍耐本身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又有一次，湘军操练，同场还有绿营兵，不小心，湘军一枪打了绿营的一个勤务兵。鲍起豹就对曾国藩说，你把走火的士兵找来，捆到绿营，打上三百军棍！三百军棍是什么概念？至少把人打得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团练不是国家正规军，手下既然伤及正规军，自然得按民人袭击军人的法条进行处罚。只是，真把人送过去，曾国藩很难受。没办法，最终还是送过去了。至于平时，绿营欺负湘军的事例亦不少，哪怕是曾国藩的亲兵，也常被打骂。
有一回湘勇哨官鲍超和塔齐布带着几个勇丁在长沙城中闲逛时，受到绿营兵的讥讽，塔齐布和鲍超毫不退让，双方矛盾激化。这几个绿营兵气极回营，添油加醋，极言湘勇欺人，于是鸣号列队，大张旗鼓地来打架，这回下手更狠，打死了人。曾国藩以为，可算找到机会立威了。他对鲍起豹说，你得把肇事绿营兵捆过来，由我依法处置。依法，这个绿营兵就是死罪。曾国藩对绿营兵仗势欺人的行为早就不满，于是郑重地发公文给提督鲍起豹，明确要求逮捕肇事士兵。
鲍起豹二话不说，还真就把人五花大绑地送到了曾国藩的审案局。但实际上却派人四处散布曾国藩要严惩打架的绿营兵的消息。两队打架常有的事，却为何只惩罚绿营兵？绿营兵的愤怒一下子被点燃，聚在一起冲向塔齐布的住所，一顿打砸抢，亏得塔齐布躲在草丛中才幸免此劫。
这群绿营兵砸了塔齐布的房子后，又冲向曾国藩团练大臣公馆，挥舞刀枪找曾国藩算账，甚至有人咆哮要杀死曾国藩。曾国藩没料到绿营兵会如此丧心病狂。曾国藩被堵在屋内，进退不得，只得派人向巡抚骆秉章求救。可是，骆秉章更是只老狐狸，明明只一墙之隔的两个衙门，却一直让绿营兵闹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才来到审案局，且不仅没有惩罚那些绿营兵，还当着曾国藩的面给他们松绑，向他们赔不是。还要求曾国藩放人。走投无路，曾国藩无奈，只好放人。这是很屈辱的一件事情：当着那么多无知无识的乱民乱兵，堂堂二品大员、钦差团练大臣，明明有理却不得不低头，还做声不得。只能“打脱牙和血吞”，生生地忍住。
这件事过后，一连好几天曾国藩都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想着自己身在热孝之中，却能夺情出山，无非是想匡时济民，上报君恩浩荡，下为黎民造福，也为自己一展鸿抱。却不想到长沙的这七八个月来，事事不顺心，处处不如意，每天困心横虑，隐忍硬撑，实在疲累之极。他细细分析之后，终于看清，长沙不是做事的地方，官场暮气沉沉，绿营积习难改，他们什么正事也干不了，而曾国藩要是想干一点事出来，他们则会处处使绊，时时掣肘，根本不会让你干成事，如果死守这里，只会被他们困住，终将一事无成。因而，长沙绝非久留之地，必须离开长沙。
1853年8月13日，曾国藩给朝廷上《移驻衡州折》，请求到衡州练勇，并保衡州安宁。皇帝准奏。于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勇带着屈辱脱出长沙这个牢笼，奔向衡州。不想从此摆脱了一切掣肘，安心练兵，终于开启了湘军的辉煌之旅。当然，其中的艰辛过程又非三言二语可以道尽。但是，凭着曾国藩一贯的坚忍和恒心，经过五个月的苦练，终于练成一支一万多人的湘军，声威大振，并从此步入了自己的辉煌人生。
1854年2月，太平军围湘潭，朝廷调湘勇征剿，曾国藩统率着军容整齐、军威肃穆的一万七千名水陆全师，浩浩荡荡开进长沙，军容之盛，军规之严，立时把萎靡不振的绿营比了下去，湘勇终于扬眉吐气。这正是曾国藩愤走衡州之后五个月中“打落牙和血吞”、咬牙坚挺的结果！在湘潭激战中，湘勇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激烈作战，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取得了清廷在与太平军对战中真正的第一场重大胜利。有力地证明了湘勇的作战实力，朝廷对此褒奖有加，这算是为曾国藩这一年多来的咬牙坚挺缔造了一个完美的结果。
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由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见要不是当时情势所激，要不是他那种不服输的倔气，哪会有后来的曾国藩！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对一切的挫折和困境，他不是怨天尤人，不是服输退却，而是打脱牙和血吞，绝不服输，而是咬牙坚持，忍辱负重，徐图自强。他虽是一介文人，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与枭雄的完美结合体。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受过的委屈数不胜数，经历的挫折也不可谓不多，打过的败仗更是数不胜数，甚至无数次身陷绝境。也正是因为这些委屈、这些挫折、这些败仗，才使他养成坚忍卓绝、傲视富贵的坚忍性格。“坚忍”不仅使曾国藩树立了“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信念，同时也使他成为晚清历史上一等一的人物。
4.蛰伏老家，身入困顿专心黄老
1857年2月27日，正在江西南康大营的曾国藩与弟弟国华、国荃收到父亲在老家病逝的讣告，悲痛难抑。曾国藩马上给皇上拟了一个《回籍奔父丧折》，决定回家奔丧：
微臣服官以来，二十余年未得一日侍养亲闱。前此母丧未周，墨襄事；今兹父丧，未视含殓。而军营数载，又功寡过多，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赎之罪。瑞州去臣家不过十日程途，即日奔丧回籍。
曾国藩想到目前局面，处处掣肘，硬着头皮顶下去，日后会更困难，无故撒手不管，上下又都会不许，不如趁此机会摆脱这个困境，把这副烂摊子扔给江西，给朝廷一个难堪。这水陆二万湘勇，除开他曾国藩，还有谁能指挥得下？到时，再与皇上讨价还价不迟。曾国藩觉得以此时之境遇，是越早离开越好，决定不待皇上批复，当天即封印回家。
原本是暗含了赌气和要挟的回家守制，使的是“欲擒故纵”之计，却不想皇帝将计就计，真的答应了他开缺回家在籍守制的请求，而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像把他忘了似的，就让他待在家里，读书、守墓、尽孝，再也不管他了。
这一段时间，原本以为离了自己就没人指挥得了的湘勇，却捷报频传。先是收复蕲水、广济、黄梅、小池口，接着水师外江内湖会合，夺取了湖口，打下了梅家洲。四月，又一举攻克九江城，林启容的七千名太平军全军覆没。为此，官文、胡林翼赏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赏加巡抚衔，杨载福实授水师提督，彭玉麟授按察使衔，均赏穿黄马褂。消息传来，曾国藩又喜又愧。喜的是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勇，建立了如此辉煌的战功；愧的是自己过去自视太高了。这一年多来不在前线，湘勇水陆两支人马在胡林翼、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的指挥下，反而打得更好，而自己只能守在老家，一无所事，一无所成。曾国藩心绪如麻，纷纷乱乱，不知如何是好。脾气也变大了，性情也变暴躁了，每天气郁难平，非常苦闷，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吐过血，身体、心情都到了最坏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