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他骨瘦如柴、一蹶不振之时，弟弟国葆给他引荐了一个看病很厉害的丑道人，丑道人给他开的方子却是只有一个“静”字和“岐黄治身病，黄老医心病”的提示，并送给他一本《道德经》。曾国藩回到荷叶塘，关起门来，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读着《道德经》。重读之后，他才觉得这不过五千言的书真是字字在心，句句入理，与过去所读时竟大不相同。
曾国藩深有感慨，总结出了一句话：“大柔非柔，至刚无刚。”所谓“大柔非柔”，是说一个柔和的人，并不代表柔弱。而“至刚无刚”，是指内在刚猛的人，并不需要给人一种刚硬的感觉。也就是说在处理和别人的关系时，一定要表现出柔和的一面，不要显得过于刚硬。
在守父丧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曾国藩多读黄老之书，终于大彻大悟，完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转变，即从程朱之学转化为黄老之学。他通过对自己出山办团练五年以来遭遇的种种不利、挫折、失败的回顾，终于看出自身的弱点及方法和处事手段上的不足，如不能太自信、太强悍、太霸道、太不顾别人，也不能一味单干蛮干，一味刚强冒进，也不能一人得尽天下功劳美名，终于领悟了老庄关于人生渺小只能顺应自然的理念，又从切肤之痛中懂得了柔弱胜刚强的深远意义。黄老之学解开了他心中的疙瘩，帮助他走出困境。同治元年的一则日记，记录了他的这一大转变：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年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着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
他的这一转变，以后的事情就顺利多了。再次出山时，他即显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紧急，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得命即赴任，丝毫没有耽误。
事实上他确实是“迥不相同”了，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此大大提高。他对人对事完全改变了态度，摒弃了强势硬挺，而奉行刚柔之道。比如低下身架与左宗棠重修旧好，与江西官绅相处也不再似往日之咄咄，而是处处委曲，时时迁就。
终于，一切事情变得顺利起来。守父丧以前在江西遭遇的种种掣肘、牵制、拦路虎、绊脚石甚至钩心斗角、相互倾轧，都在他的变化和迁就之下，开始一点一点地缓和，阻力变小，事情变顺，江西之困不复存在。曾国藩又一次用自己的智慧和耐性，漂亮地脱出了困境。
5.耐得住困顿，才能跳得出困境
其实人生在世，无论是天纵英明、占尽先机，还是愚妄懵懂、一无所有，要想有所作为，成就事业，都会遇到想不到、数不清的重重困难，各种险厄危难、痛苦艰辛。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才会发出“世无艰难，何来人杰？”的感叹。因为他比其他人经历了更多的困境，就比其他人更了解危难。在一次又一次与困境和危难的艰苦搏斗中，他也就比别人有了更多的感悟和心得。
而坚忍、耐烦、能屈能伸、能忍能退，都是他一次又一次跳出困顿的秘诀。忍得住艰难才能超越艰辛，耐得往困顿才能跳出困境，特别是那些几无可忍、几无能耐之处，能忍得住、能耐得下，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杰”，也才能收获最终的成功。
比如他在京为官的十几年中，不论官做到多大，都从来没有富过，一直在借钱度日，为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柴米油盐发愁，其困窘也是非常不好过的，但他守住了贫穷，耐住了困境，严守自己发下的誓言，不管多困窘，也绝不拿半分不该拿的钱，甘于清贫，克勤克俭，从根本上堵住了自己的私心杂念，才不至于掉入欲望的陷阱。要是他耐不住这种困顿，放松自己，捞钱贪腐的话，势必早在京城就被金钱所困，失德失威，可能最终连性命也不保，更别指望有后来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
很多时候，困境其实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有恒心、有毅力、能忍住、能耐烦，坚持忍耐，在忍耐中完善自己，在忍耐中寻找机会，在忍耐中等待机会，把困境当成我们历练、磨砺、完善自己、为下一步的奋起所必须做的准备，那么，困境也就不再会是困境，不论多么困顿，也终会跳出困境，最终成功。
像曾国藩受长沙之辱，历尽冷眼和排挤，受尽折辱甚至欺凌，但他都忍住了，把这一切当成没事一样，上奏皇帝时都没把这些说明，而只是说为了便于更好地肃清匪患，才移师衡州的。“打落牙，和血吞”，耐住这一切，只为了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出一支强大的精锐。事实上，他的忍耐卓有成效。经过五个多月的全力训练，最终建起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精锐部队，出战之初就赢得了湘潭大胜。
湘潭之战，为出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愤走衡州募兵练勇，也成为曾国藩后半生事业的真正起点。
“在忍耐中等待机会”是一句最能体现曾国藩心境的箴言。当处境牵制重重、内外交困、险恶难当时，唯有忍耐，唯有蛰伏，唯有忍气吞声、忍辱负重、自励自强、积蓄力量、壮大自己，并等待和寻找一个最佳的出击机会，才能让自己跳出困境，赢得最终的胜利。
其实不仅仅是在长沙受辱之后，曾国藩耐住了困顿，并以强大的耐心和韧劲摆脱了困境，迎来了曙光。在他遭遇到很多困境时，之所以能够不被困住，其实都是他坚忍、耐烦的结果。
靖港之败的消息在长沙传开后，人言籍籍，纷纷指责曾国藩无能。布政使徐有壬尤惊恐万状，绕室徘徊，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止息。他与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请求弹劾曾国藩，并且罢遣湘勇。只因骆秉章认为此举不妥，才罢了此议。本来，曾国藩办团出征，因触犯了某些官僚的尊严和权益，常遭讥讽，他在家信中诉苦说：“今年（指咸丰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自靖港之败后，“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朝野唾骂，“为通省所鄙夷”。即使是他的至交好友，也不得不避嫌而远。他邀请郭嵩焘专办湖南不久亦设辞归捐输，郭嵩焘“引嫌避怨”，不肯与他共事；他勉强邀请刘蓉来省，刘蓉不久亦设辞归去。他写信给诸弟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云仙等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现除李次青（元度）外，诸事皆兄一人经手，无人肯相助者。”他的萧条孤苦可谓至极。但他没有倒下，以越拔脱俗的忍功，硬生生把这些扛了下来。
三河惨败，使湘军中被誉为“所向无敌，立于不败之地”的李续宾部六千多人全部被歼，弟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胡林翼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曾国藩更是日夜忧伤，伤心不已。不久军营又染上瘟疫，“行军数日，长夫病困，锅、帐、弹药、沿途抛弃”，大大减弱了江西省内湘军的战斗力；他自己“因久住建昌，无所作为，欲拔赴湖口，又恐闽贼来窜抚、建，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加之江西官场倾轧，也使他“公愤私戚，意绪瞀乱”。凡此种种，使曾国藩异常郁闷。但是，曾国藩仍然是镇定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坚持着，忍耐着。
还有蛰伏老家的孤苦无依之时，追剿捻军无功而返的落落寡欢之时，天津教案之后的舆论滔滔之时，他都是以忍耐为法宝，凭忍耐而熬过那些困境的。
俗话说得好：忍得一时之气，可免百日之灾。儒家与道家虽然“道不同”，但是在“忍耐”这个问题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孔子以为“小不忍则乱大谋”，道家则认为，忍耐是使自身远离灾祸的法宝之一。集儒家的深邃与道家的机敏于一身的曾国藩认为，忍耐是让自己仕途通畅、青云直上的法宝。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与攻击，多于来自大敌太平天国军的真枪实弹。他的幕僚赵烈文总结说：“（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因为与官场作战自是与太平军作战不一样，不是直来直去，真刀真枪，而是需要策略，需要方法，需要忍耐，需要坚守。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许多方正之士都被这些所谓的“世俗文法”磨得一事无成，困在传统和世俗之中，无力自拔。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这与他能屈能伸、坚忍耐烦密不可分。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鼓励他弟弟在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击退所有的挫折，摆脱一切困境。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当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遇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诚为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