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听，知道皇帝是怀疑自己故意装穷了，这可真是冤哪，但又不好明说自己确实是没钱，好歹也是京官，俸禄虽少，但买件衣服总还是够的，而且这样的职业形象，也确实是会给皇帝丢脸。皇帝哪里知道出身寒微的人做京官的苦处。但怎样才能消除皇帝的不高兴呢？幸好曾国藩急中生智，应变神速，一刹那就想好了答词，于是马上跪下，解释道：“皇上圣明！微臣把袖子打上补丁，是为了要写字时可以减少摩擦，延长衣服的寿命，这样就可以挤出一些钱来接济家乡的贫困子弟，为他们购置一些书籍笔墨。”
“哦，原来是这样。”皇帝果然消了怒气，说，“你对你家乡倒是情谊深长啊。”
曾国藩的灵机一变，居然在皇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年轻虽轻，却重情重义，不忘根本，宁愿自己节俭也为乡里效力，是个不错的人才。曾国藩在京城能顺风顺水，十年七迁，三十七岁做到二品大员，与道光皇帝对他的这个好印象密不可分。
善于应变，还表现在曾国藩的临危不惧、临难不慌上。比如在祈门时，虽然险难重重，危机四伏，曾国藩实际上比谁都更着急，甚至再次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表面上，他仍是波澜不惊，从容平静。一些僚属和小吏已经觉得祈门危在旦夕，都在偷偷地密谋逃跑。曾国藩装作没看见一样，白天他照旧批文、发函、见客、下棋、读书，安之若素，稳如泰山。
十二月十三日，太平军又突破两道防线，攻占了东山制高点，架起大炮向清营猛轰。曾国藩闻听，面无人色，因为他知道，祈门三面环山，千仞万堑，插翅也飞不出去了。唯一可通行的那条大道，也已被太平军封死，而且，太平军正在步步逼近。曾国藩合计多时，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空城计”。根据眼前的形势，何不大胆一试，傍黑以前，他传下令箭：把各哨卡的官兵撤掉，埋伏到中军大营的两翼；把所有的营门大开，虚张灯火。众将不敢违令，一一照办。曾国藩自己则面烛独坐，神情安闲地照常办公。
此时太平军离祈门不过二十里。李秀成连破清军十三座大营，抢占了多个高地，战事进展得十分顺利。天黑时，命各军稍事休息后，又集中兵力向山里进攻。可是他一看到祈门大营的情景，就有些不敢前进了。只见清军所有的营门都敞开着，既无哨兵也无守军，稀疏的灯光散落在山坳里。偌大的营盘，死一般寂静。李秀成看罢多时，起了疑心：曾国藩耍的什么鬼名堂？看形势，清军并不多。据可靠的消息说，他们的精兵都摆在安庆、太湖一带。活捉曾国藩，端掉他的老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又一想：曾国藩奸狡异常，善会用兵，绝不会“棋胜不顾家”。倘若一着棋走错，岂不落个前功尽弃？李秀成决定暂时不进攻，观察观察再说。谁知这一等，等来了大将鲍超，一举击退太平军，太平军撤离祁门，改路奔西面去，祈门之围解除。
这种善于应变、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也只有既能通变，又能守稳的人，才办得到。
曾国藩说：“人常有变，因不得不变。人生变幻莫常，何以从喜誉恶毁间获得变法是一机巧。”他一生遭受毁谤无数，唾骂无数，挫折无数，困境无数，他都能应时而变，顺势而为，让自己立于不败，无不因为他的“变术”。
他的变，是方式上的变，行为上的变，更是思想上的变，灵魂深处的变。他的知交好友欧阳兆熊说他一生有三变：
文正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掺以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更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辞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干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着《挺经》，言其刚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言“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可知其趋向矣。
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个精通变术、善于应变的人。曾国藩一介书生，赴考中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可谓变化万端。又儒冠带兵，十多年恶战不休，几起几落，更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变幻动荡中，或因自身刻意追求，锐意进取；或迫于时势动荡，以变应变，不论多么险难之境，他能一次又一次脱困，都与他的善于应变密不可分。
曾国藩说：“变乃生之大法。”一个“变”字，在他的身上被运用得轻轻松松、自由自在、洒洒脱脱，一切的困境危局都在他的“变”中化为乌有。“变”不是阴险狡诈，不是使奸耍滑，而是急智巧思，是机谋策略。没有变招的人，很难立身于世；没有变术的人，根本成不了赢家。曾国藩精通应变之术，并以之为处世立身的利器，才终于能游刃官场，纵横天下，并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4.善用妙计良谋，方能解除危境困局
《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意思是说，用兵打仗是一种千变万化、出其不意之术，需要运用种种方法欺瞒敌人。所以，明明能征善战，却向敌人装作软弱无能；本来准备用兵，却伪装不准备打仗；要攻打近处的目标，却给敌人造成攻击远处的假象；要攻打远处的目标，相反却伪装作要在近处攻击；敌人贪心就用小利来引诱他上当；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实力雄厚就要谨慎防备；敌人强大就暂时避开其锋芒；敌人容易冲动发怒，就设法挑逗他，使其失去理智；对于小心谨慎的敌人，要千方百计骄纵他，使其丧失警惕；敌人安逸就设法骚扰他，搞得他疲劳不堪；内部团结的敌人，要设法离间他，让他分裂。在敌人没有准备时，突然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凡此种种，是军事家用兵取胜的奥妙，只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是无法事先传授的。
作为一个熟读兵书、又饱经战事的儒将，曾国藩对这番话再熟悉不过了。更深谙用兵打仗不仅仅是斗勇，更是斗智。战事如棋，千变万化，只有把计策智谋运用恰当，才能占得先机，处于上风，赢得胜战。
在与太平军十多年的争斗抗衡中，曾国藩也经常面临惊心动魄的险境困局，但他懂得用一些计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从而取得了许多胜利。比如夺武昌，先使“美人计”意图瓦解太平天国年轻大将石祯祥，又使“木马计”打入太平天国内部做内应，终于拿下武昌城；再如为了整治军威，仿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忍痛杀了金松龄；为鼓励士气，赏赠特制的腰刀；与皇帝打太极，破解“勤王”的难题；还有为士兵发厚饷等，都显示出了他高超的智谋。
曾国藩带湘军攻打武昌，三路人马合围，却久攻无果。二十来天过去了，还没有什么进展。武昌城大，两万人马根本就不能把城围死，城内的太平军依旧可以从外面获取粮草。湘勇攻了几次城，都被太平军打退。
战事越拖越长，使曾国藩苦恼不已。而且据探报，翼王石达开正在驰援武昌，不日将到。石达开可是着名的硬将，他来到，这仗更难赢了。湘勇全都集中在这里，这一仗若再打败，那就彻底完了。为筹谋攻下武昌之策，曾国藩一夜不寐，时而躺在床上，时而披衣徘徊，拿不出一个好主意来。
后来他与刘蓉、彭玉麟他们一策划，强攻既然不行，那就智取，定下了几条计策。先是让丢失了武昌的湖北巡抚青麟伪装成湘军大将的俘虏，带了一班人进城去向太平军献俘，顺便就把几百湘军士兵带进了城，潜伏下来，只等攻城时机一到，就做内应大开城门，放湘军进城。一个漂亮的“木马计”完成。
这还不算，曾国藩和水师头领彭玉麟等，又定下了一个“美人计”。当时守武昌的太平军首领是年轻将领石祯祥，他是翼王石达开的从兄，不仅武艺高强，能征善战，而且极具指挥才能，是太平天国的得力猛将。为了攻下这块硬骨头，彭玉麟和鲍超找了一个姿容美丽的妓女，扮成彭玉麟的妻妹，在酒桌上勾引石祯祥，石祯祥果然上当，爱上了如花似玉的妓女。“美人计”也告成功。
然后又侦测到武昌城内原先建有地道，如果从地道偷入城内，运送一些湘军进城，以做内应，那么破城则更有把握。
就这样，三计齐下，武昌城一举攻破，曾国藩也不必再为攻城而日日烦心了。
对于带兵将帅而言，严明的纪律超过一切。如果不能做事“令行禁止”，再强的部队也是一盘散沙，也不可能打胜战。故而曾国藩对于部队的纪律极为重视。只有服从命令，上下一心，团结共进，才有打胜战的可能。所以曾国藩不惜用大力整治军纪，以显军威。
咸丰三年夏天，太平军西征进攻南昌，在江西与“长毛”作战的江忠源和江西巡抚张萧向湖南求援。曾国藩派罗泽南、朱孙诒、金松龄率领三千多人前去救援。
谁知在战场上，罗泽南泽字营冲锋在前，中了敌人的埋伏，死伤几十人，罗泽南手下的骨干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阵亡，而同去的龄字营士兵却不管不顾，不予援手，只顾自己逃命，造成罗泽南营的重大损失，后面的部队主将便是金松龄。
说到金松龄，这人也是一名悍将，能征善战，而且还与曾家有旧，交情匪浅。可是，他犯了大忌，置自己的袍泽兄弟于不顾，这最让曾国藩不能容忍。败不相救的情况在清军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见不鲜，也的确是清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军之所以会有这种积弊，是军队的将与兵之间、将与将之间、此军与彼军之间的统属性太差，没有形成“万人一心”的形势。绿营军本身就是“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将与兵不熟悉，将与将也不和睦，造成“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太平军之所以接连胜利，全在内部团结，誓同生死。曾国藩期望的，就是自己的军队能像太平军一样团结一心。谁知道金松龄把这种陋习带到了湘军营中。如果不对此事严加处罚，今后湘勇就会步绿营的后尘，后果不堪设想。金松龄见死不救，罪不可赦。虽然求情的人众多，但曾国藩还是决定杀一儆百，严惩金松龄，肃清这种不正之风，于是忍痛挥泪杀了金松龄。
虽然曾国藩心中也十分不忍，但杀这一人的效果是明显的。经过金松龄事件之后，湘勇犹如铁桶一般，牢牢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军队。
为了使湘军更具战斗力，曾国藩还采取了“一手褒、一手贬”的计策，整肃湘军纪律，激发湘军士气，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褒是赏赠作战出色、不怕死、勇猛向前的将士特制的腰刀，以示最高荣誉。
由于岳州和武昌、汉阳的攻克，湘勇的大小头目都升了官。胡林翼升为湖北察使，罗泽南升为浙江宁绍台道，彭玉麟升为广东惠潮嘉道，杨载福擢常德协副将，鲍超擢参将，李元度、李续宾、王鑫等营官及郭嵩焘、刘蓉、陈士杰等幕僚都有迁升。
湘勇官兵打仗立了功，可以按朝廷规定升官晋级，这是出自天恩。曾国藩想，还必须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个人对部属的奖励和赏识。用什么方式呢？过多地发赏银，他觉得有违于自己“不怕死，不要钱”的誓言；拜把结兄弟，这是山大王的行为，他又鄙夷不屑为。曾国藩想了很久，终于想出赠送腰刀这个好主意。武职不用讲了，即使是文职，既然在军营效力，就要有尚武精神。以个人名义赠送腰刀，既表达了自己与对方的特殊感情，又是鼓励湘勇的尚武精神。第一批受刀者，人数要少，仪式要安排得异常隆重，使他们感到无上的光荣。这把亲赠的腰刀，今后要成为湘勇官兵人人企望的最高奖赏。
于是打造了五十把精美的腰刀，刀面正中端端正正刻着“殄灭丑类，尽忠王事”八个大字，旁边是一行小楷“涤生曾国藩赠”，边上还写有编号，曾国藩特意挑了一个艳阳明媚的日子，举行授刀仪式，能够得到第一批腰刀的下属，都是英勇善战或者足智多谋的人。这一举动大大激励了湘军将士的士气，也使他们更愿意听命于曾国藩。
一手贬，就是总结这几次大战的经验，对于能战能防，临败不溃的队伍和官兵，予以嘉奖，对那些溃败之营，尤其是靖港之战不听指挥，拼命逃跑的官兵，上自营官，下至伍卒，一律裁撤。第一个拿来开刀的便是曾国葆的贞字营。这个营在靖港战役中最先溃逃，除了五十余名跟着曾国藩败退的勇丁外，包括曾国葆在内，一律开除回到原籍。全军共裁撤三千多人。裁撤整顿后的湘军共有陆师二十营、水师二十营。水陆师各设统领两人，陆师由塔齐布、罗泽南充任；水师由彭玉麟、杨载福充任。塔、罗、彭、杨都听调于曾国藩。湘勇的建制更加健全，战斗力也就得到了大力提高。
其实不仅仅是带兵，在为官、在处事上，曾国藩也是一个运用计谋的高手。有很多计谋丝毫不露痕迹地就达到了目的，解除了困境，实在算得上是用计的高手。
曾国藩率部攻克南京之后，湘军人数达到十几万，十来个省份总督、巡抚都出自湘军系列。对于功高震主的曾国藩，当时的清廷肯定是如履薄冰。为了避免兔死狗烹的历史性悲剧，曾国藩决定自剪羽翼，主动提出裁撤百分之九十的湘军。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则朝廷一时拿不出数额庞大的饷银，导致很多兵士闹事；二则这些骁勇善战的湘军多年没有种地，日益变得骄横跋扈，遣散后很可能落草为寇，贻害百姓；三则当时天下仍是烽火连天，清廷需要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曾国藩为了巩固自己集团的势力也需要一支军队。
这个难题，让曾国藩的一个巧计，一切便迎刃而解。
曾国藩联合当时的七位总督，上书要求将湘军的三万长江水师改编为正规海军。将临时招募的团练改制为国家军队，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考虑到清朝在历次海战中的惨败教训，以及确立海防力量在当时的战略意义，这个建议被接受了。既然新设立了一支军队，自然需要新设立很多高级军官。
于是，湘军中的精英分子被选拔担任海军的统领、提督、总兵等实职。此外，曾国藩还接受了下属的建议，以大衔借补小缺，将湘军中大量记名参将、记名游击等下派担任实职的千总、把总。这一方案既解了清廷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又稳定了军心，还为湘军保留了实力，可谓一石三鸟，诚为妙计。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各种妙计良谋不计其数，这些智计良谋帮他越过无数官场的险滩，摆脱无数人生的困厄，也是他善于审时度势、善于随机应变的一个绝佳证明。
5.凡事求稳慎，方能稳操胜券
曾国藩最看重的是稳沉、稳当、稳定。怎样才能做到稳呢？须慎重、安详、和缓。“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为处事第一法。”不管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容不迫，安详和缓，喜怒不形于外，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才能真正直面困境，脱出困境。
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而是事事考虑长远，稳中求成。
咸丰七年，曾国荃刚刚建吉字营攻打吉安时，曾国藩就一再劝告他：“到吉安后，专为自守之计，不为攻城之计”，“无好小利，无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