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三四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数城。刚刚获得浙江按察使衔的曾国荃率部渡过长江，于五月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四十里。太平军在天京游击，可说已是兵败如山倒。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战报，又喜又惧，连连写信给曾贞干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又对曾国荃说：“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
曾国藩认为世事变幻莫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只有稳慎之人才能防微杜渐，化险为夷。而要做到稳慎，必须有耐性，戒骄躁，时刻如履薄冰。
曾国荃后来打退了李秀成赴援天京的大军。在雨花台立定了脚跟，并且已经合围金陵，眼看金陵不日即破，但曾国藩还是很担心这位急功冒进的弟弟蛮干。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
一个多月后，曾国荃就带领湘军攻破金陵。曾国藩的这些叮咛，不过是针对曾国荃急功贪利的特别告诫，但同时也说明，曾国藩时时都特别重视“稳慎”二字。他对于稳慎之人，也极为看重。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着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更能脱出困境。因此，曾国藩最重稳慎，认为凡事不可过急，“当安详和缓以处之”。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对于“兵贵神速”、“先发制人”的战术，曾国藩并不以为然，反倒对深沟高垒、以期长远的后发制人术，推崇有加。他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因而对安详和缓之人、稳慎从容之事，尤为赞同。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
当初他在家守母孝时，张亮基、郭嵩焘、郭昆焘、胡林翼都力劝他出山，应皇命办团练，但曾国藩左右踌躇，思虑再三，还是具疏力辞，不愿出山。也正是出于“稳慎”。因为他觉得自己出山准备不充分，自己一介书生，对于兵法战事，也不甚了了，出山带兵，并无十分的把握，所以一直力辞。他对出山的各种担心，可以从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给刘蓉的信中看出来，迟迟不赴团练局的真正原因：
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暗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绖！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稳慎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是个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写文章不同。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就招不到兵勇。因此，宁愿不出山。
不独用兵，做事，为人，曾国藩也认为安详和缓为至要。他对儿子的教导也以和缓、稳重为至要。他教导儿子说话不要太快，举止不可太轻。与人答话的时候要沉吟片刻才说出下一句话，不让他的儿子去抢话说。这样，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中规中矩，也掷地有声。走路也不可太过轻飘，而应当持重稳当，这样才能让人见出你的威仪。
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他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泽儿看书天分高，而文笔不甚劲挺，又说话太易，举止太轻。此次在祁门为日过浅，未将一‘轻’字之弊除尽，以后须于说话走路时刻刻留心。”
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对于他教儿子的这一段有很好的描述。当时他的大儿子曾纪泽刚来安庆营中，父子俩还没好好说说话，这天晚饭后，他把儿子叫到书房来，父子俩进行了愉快的谈话。末了，儿子行礼退出。这时，曾国藩叫住了儿子。小说中这样写道：
“甲三！”曾国藩叫住儿子，“我在信中一再跟你讲，你的毛病在举止太轻，语言太快，要你举止稳重，发言切讷。今夜你的发言倒还可以，但走路仍是轻飘飘的，一点都没有改。”
纪泽垂手低头，接受父亲的教训，曾国藩盯了一眼儿子身上穿的衣服，又说：“你这身打扮也太鲜丽了，明日要换掉。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方可望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我现在忝为将相，所有衣服加起来值不得三百两银子，你们兄弟要谨守我家世代俭朴之风，这也是惜福之道。懂吗？”
“懂！”纪泽恭恭敬敬地答。
“去睡吧！”曾国藩轻轻地对儿子一挥手。
他是想从说话、走路来锻炼儿子的稳重和缓之气，也足可以看出他对于安详和缓、稳慎厚重的推崇和重视。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的家书中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他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教导儿子要立“坚卓之志”，多读书以变换骨相，而且再次告诫“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可见他是真的期望儿子能改掉急躁轻飘的毛病，变得厚重、和缓、稳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面对人生长路中那无处不在的艰难险阻、险厄困境，才能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才能思虑周全，安然脱困。要是冲动、鲁蛮、感情用事，势必坏了大事，成不了大器，陷入困境就会被一困到底。这肯定是曾国藩最不愿意看到的。遇事安详、和缓，才能审时度势，慎重考虑，才能全盘规划，四面周全，才能奋发进取，徐图自强，才能摆脱困境，有所作为。这是曾国藩一生的经验精粹，也是他一生历尽风波劫难却总能稳如泰山的重要秘诀。
6.不做以卵击石式的无谓牺牲
聪明之人，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先审时度势，左衡右量，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思虑周到。若实力悬殊过大，却不管不顾，一味拿鸡蛋去碰石头，不懂得蓄势，不懂得藏锋，不懂得保存实力，只会让自己落得个一败涂地、一路完败的结局。
所以，羽翼未丰时，切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炫耀张扬，而应当谨慎小心，仔细权衡，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不做无谓的牺牲。
曾国藩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曾经说过：“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所以，当自己羽翼未丰时，他宁愿抗旨与皇帝抗争，宁愿背负见死不救的骂名，也绝不做以卵击石的无谓牺牲。
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如狂风般进攻湖北。太平军连克数城，进至蕲州、黄州一带，武汉危急，咸丰皇帝坐立不安，听说曾国藩已经练成水陆两师，于是紧急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炮船前去支援。
但曾国藩没有头脑发热，更没有被这个看似难得的机遇冲昏了头脑，更没有贪图美名，轻率冒进。他仔细分析了战局，决定上疏陈情，拒绝出征。
因为太平军不仅兵多将广，而且训练有素，加之正是气势如虹、难挡其锋的时候，以自己这刚刚练成的一万多人去与号称百万之众的太平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绝无胜之可能。
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
于是上书给皇帝：“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船炮未备、兵勇不齐”，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但局势实在危急。1853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庐州（现安徽合肥市），清军溃不成军；转年二月，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土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皇帝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催促曾国藩速赴救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可见咸丰皇帝是真的急于让曾国藩出征以解燃眉之急，连这样的激将法都使出来了，但曾国藩并未为其所动，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小心翼翼地推托，提出四省共同防御的建议，并说湖北黄州有太平军，援兵无法很快到达安徽境内。认为庐州确实为燃眉之急，但论天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如果能够保住武昌，就可以控制金陵上游，巩固荆襄门户，沟通广东、广西和四川的饷道。
所以，目前应集合湖南和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以追为堵，不使太平军的船队驶回武昌。最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终于可以保存实力，不必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了。皇帝的激励和理解也使他更加致力于湘军的强大，勤练水师，以求尽快赴战场与贼逆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