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天下为笼，雀无可逃
我们常常会钦羡历史拐角处那些关键人物的好运气，因为他们不管遭遇多大的险难，发生多大的灾祸，即便是在千钧一发、生死攸关的时刻，也总会有人及时上前，施以援手，奋力搭救，让他们摆脱险境，脱离困厄，让他们总能在山穷水尽之时、穷途末路之后，依然可以昂然奋进，再写传奇。
然而，真的是上天特意眷顾、好运特别照拂吗？非也！说到底，不过是他们身边有着大量的人才，既忠心耿耿，又奇技在身，这些人才随时随地都在他们身边，当他们迷茫失措时就为他们指点迷津，在他们身处困境时就为其奉献奇策妙计，在他们危险万端时也会奋不顾身飞身营救，有这样的一群人才在身边，他们当然会逢险即避，遇难成祥，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无论一切危途困境，对于他们来说，都能轻松越过。
这就是人才的作用。
古来成大事者，无一不是极为重视人才、四处招揽人才、善于运用人才的高人。比如那个流传千古的孟尝君，正是因为有宾客三千，才能在生死关头从容出逃，善于用人者，鸡鸣狗盗之辈，也能将其变为翻越险难的英雄。
曾国藩也是一样，他能一次又一次摆脱困顿，扭转危局，也是全赖于他善于招揽人才、善于鉴识人才，而且知人善用，用人所长，使他的周围集中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智谋、文章、兵学、法学、武器、船舶，甚至武功高强的侠客……这强大的“人才库”正是曾国藩摆脱困顿、扭转危局最强大的武器。曾国藩每到山穷水尽之时，都是亲信随从为其指点迷津，助其渡过难关，摆脱困顿，并最终成就了他的不世奇功。
为什么曾国藩能有如此强大的“人才库”？这正是他重视人才、四处延揽人才的结果。
曾国藩初创湘军时，正是最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但从哪里得到这些人才呢？曾国藩的观点是从天下找，他引用庄子的一句话，“以天下为笼，雀无可逃”，就是要把天下作为自己网罗人才的范围，而不是局限在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或是沾亲带故的一些人身上。
所以，他的人才来源非常广泛，不独一地一处之人。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而言，在薛福成所提到的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自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事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保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如吴汝纶，原本是京官，曾国藩认为他于古文一学将大有成就，因而劝其放弃京官，专心学问，因而他入幕后，不做任何实务，只是一心读书，后果然成为一代古文学家。
曾国藩在求才时，可谓千方百计，只为才许，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或求人推荐，反正是只要哪种方法管用，就用哪种方法来招揽人才。
一是以情相邀。如对刘蓉、郭嵩焘即是如此。刘蓉、郭嵩焘与曾国藩不仅有同乡挚友之谊，还有三拜结义之兄弟情分，因而，他们三个人是感情最为真挚、情谊至为深远之人。而且刘蓉和郭嵩焘都有大才，正是曾国藩做大事的股肱人才，故而曾国藩用尽方法，把他们揽在身边。
曾国藩写信力邀刘蓉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郭嵩焘也随即来到。曾国藩等于为自己找到了左膀右臂。
二是悉心访求。曾国藩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办团练之始，发布《招某绅耆书》：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会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可以克服呢？
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照样以招贤纳士为要，他发布的“告示”中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
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量才录用，如有举荐贤才奇人，除赏赐银钱外，酌量褒奖。
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
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张榜“招贤”，感到这是一个进言的机会，便赶写了一篇《上曾侯》的万言书，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项建议，并在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实施方法。全篇呈词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曾国藩大为嘉许，不久便召见他。在谈话中，发现他见识不凡，便特邀他加入幕府，薛福成不仅成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也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
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他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等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
三是多方推荐。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就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的；李善兰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随后李善兰又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互相推荐，以类相聚，正是曾国藩吸引人才的一大特点。如在京城时，其好友吴廷栋推荐了方宗诚，方宗诚又推荐吴汝纶。这样一拨一拨的人来推荐，相互吸引，这也是曾国藩在人才举荐中的独特之处。
曾国藩网罗人才讲究“以类相求，以气相引”。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类的人更容易进入彼此的“气场”，所以曾国藩延揽科技界的人才容闳时就说过，一定不能让武官同他谈话，因而他找数学家李善兰写信，这样更容易获得容闳的信任。这也是曾国藩网罗人才的一大特点。
四是主动投效而来。像李鸿章、李元度、杨载福等人才，都是主动投效而来的。李鸿章是早在京城时就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了曾国藩做门生，以师礼而执。后来，又主动前来投奔入幕，也深得曾国藩的器重，并直荐他做了浙江巡抚，后来李鸿章一切的成就，可以说都是从曾国藩而来的。
李元度也是湖南人，举人出身，文才无双，有着作《国朝先正事略》一书。与曾国藩交情匪浅，情谊厚重。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李元度就上书给曾国藩，痛陈利害，曾国藩非常赞赏。于是多次恳请李元度来衡共事，请他“临危受命，同为东征之役”，经过曾国藩多次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
还有的主动投效之人或是仰慕曾国藩的人品文章，或是感激曾国藩的知遇之恩，甘心情愿受其驱驰。如大将鲍超，就是感激曾国藩的搭救之恩，塔齐布感激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曾国藩常说人才要“以气相引”，气就要靠自身道德操守的修为来吸引更多道德修养好的人到自己的身边，这就叫“以气相引”。
通过这些方式和手段，曾国藩为自己网罗了大量人才，天下人才，几近搜求毕尽，真算得上是“雀无所逃”。因而曾国藩手下人才济济，队伍越来越壮大，力量越来越雄厚。
2.坚守交友原则，才能遇到真正的良师益友
曾国藩比谁都明白，要想成就事业，人才是多么重要。
曾国藩爱交朋友，但绝不是见人即交，不分良莠，而是只交贤德、可交之人。曾国藩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交友确实是相当慎重的。他有一个着名的交友原则——“八交九不交”。八交是“胜己者；盛德者；趣味者；肯吃亏者；直言者；志趣广大者；惠在当厄者；体人者”。九不交是“志不同者；谀人者；恩怨颠倒者；好占便宜者；全无性情者；不孝不悌者；愚人者；落井下石者；德薄者”。
概括地说，曾国藩交友有四大原则：
一交有忠肝义胆、侠骨柔情者。比如结交江忠源便是如此。江忠源也是湖南新宁人，在北京科举时经郭嵩焘引见，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有血性、有胆识，而成为好友。江忠源的血性肝胆，曾为扶朋友灵柩回乡而放弃考试，曾国藩很为佩服。曾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节义死。”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得力干将，并因兵败自杀而死。
二交胸有大志者。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胸怀壮志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成为亲兄弟一样的朋友关系。像左宗棠、胡林翼这些心胸宽阔、志向远大的人，都是曾国藩乐于结交的人。
三交学养深厚者。像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儒，不仅是曾国藩愿执师礼的前辈，也是曾国藩最愿意结交的真正大师。曾国藩说到底还是文人出身，一介书生，总希望能在学问上找到一些意趣相投之人，而那些学问深厚、有真才实学的人，正是曾国藩最想结交之人。刘传莹是曾国藩的好友，他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交往中大大弥补了曾国藩在古文字上的不足；罗泽南是一个“忧所学不能拔俗，忧无术以济天下”者，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信中表示敬慕之意。
四交品德高尚者。在曾国藩看来“相交可知人”、“习俗可染人”。曾国藩极为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只有那些道德高尚、行为检点的人，才能入曾国藩的眼，才会被他看得起，才会主动结交。他说：“若果威仪可测，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对于那些品德不高、志趣低下的人，曾国藩是不会结交的。所以，在他周围，都是一些正人君子，淫邪昵狎、行为猥琐之人，都不可能成为曾国藩的朋友。所以，他瞧不上胜保，不结交肃顺，也不屑于鲍起豹、何桂清、向荣之流。所以，他结交的人都是他信任的人，都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这些人，成为曾国藩事业大厦的有力支撑。
可见曾国藩交朋结友是相当严谨和苛刻的，绝不是什么人都结交，更不会因财交、因利交、因势交，而只与义气相投、正义在身，人品、道德、学问俱优秀之人交。这样的人，一见就会成为莫逆。比如他与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的交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生于湘乡县乐善里儒阶庄（今娄底市娄星区茶园镇儒家庄），极具才华。刘蓉生长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不愁衣食，聪明好学且发奋用功。为人淡泊名利，于科举、官场事没有什么兴趣。不求虚名，而讲究真才实学。其学识早年传遍湘乡内外，文人士子均刮目相看。
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不是偶然的，除了情性相投，志趣相同外，也因为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似：也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都富有才华。他们相识很早。据黎庶昌所作《曾国藩年谱》称：“道光十四年（1834），公二十四岁，始见刘公蓉于朱氏学舍，与语大悦，因为留信宿乃别。”曾国藩对于刘蓉的才华极为赞赏，曾戏称刘蓉为“卧龙”，因而刘蓉也有“小亮”之称——就是当世小诸葛亮的意思。并由此而引出湖南的“三亮”之说。所谓“三亮”，就是“今亮”——湖南湘阴县的左宗棠，“老亮”——湘乡双峰县的罗泽南，以及“小亮”刘蓉也。三人都是有“卧龙”之才的人物。
曾国藩和刘蓉在一起时，经常彻夜长谈，即便是各奔东西时，也不断通信。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凡古今政治因革损害得失利病与风俗及人习之盛衰，都列入讨论范畴。二人的交情相当深厚，而且从未淡化过。刘蓉对考科举、入仕途没有兴趣，当曾国藩在京城入翰林之后，刘蓉还是布衣，但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疏远。
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二人再见于长沙，此时郭嵩焘来会。三人相见，深感意气相投、志趣相同，遂结拜为兄弟。这时候曾国藩最大，二十七岁，刘蓉二十二岁，郭嵩焘只有二十岁。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之后，非常思念远在家乡尚未中秀才的刘蓉，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基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此时的刘蓉，才学之高，在曾国藩眼中，就非同一般，把他比作“卧龙”，还写了一首《怀刘蓉》的诗：
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
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
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
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刘蓉虽未入仕，但在曾国藩的眼中，他比那些考取了功名、入仕为官的人高明得多，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如霞仙今日之身份，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份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并不以功名有无、高低来看待刘蓉，而是以才学的高深来对刘蓉予以评价和肯定。
后来曾国藩回乡，创办湘军，多次邀请刘蓉来协助自己，但刘蓉无意功名，只愿做闲云野鹤。但每逢曾国藩有要事相商或是重大决策时，刘蓉都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咸丰四年，正是湘军处于低谷时期，也是急需用人之际，曾国藩怀着求人急切之心写信给至交好友刘蓉与郭嵩焘，请他们立即出山相助。刘蓉是个实心实意、顾全大局的人，他和郭嵩焘相继来到曾国藩身边，跟随曾国藩左右，为曾国藩排忧解难，共同筹划有关练兵、集饷等大政方针。
在湖南时，除了刘蓉、郭嵩焘等几个有限的朋友外，曾国藩的朋友少之又少。朝夕过往不过是些鄙儒，其中甚至还有“损友”。他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兄常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大多故也。”全是损友，不仅学不好，于自己进取无益，甚至还会学坏，反倒会损害自己的德行和学问，这样的地方如何能读书呢？
但是到了京城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京城群贤毕集，精英满眼，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擅长和技能，志向、眼界和胸怀都非湖南乡下的“鄙儒”或“损友”可比，这让曾国藩心境大好，更广结八方，见贤思齐，学习不辍。
在京城时，由郭嵩焘引见，曾国藩又认识了江忠源。江忠源因有血性、有胆识，为人任侠仗义，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之人，京中绝无仅有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为湘军早期的发展、威名和胜利，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