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七次投考乃中，初懂挺经
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草根”。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他的老家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兴乐乡荷叶塘二十四都神冲白杨坪，即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在今天也还只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小山村。
曾家是一个世代务农的农民家庭，家境一般，朝中无人，没有背景，也无甚财富。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小地主。
在这样的家世和背景下成长，最终能出将入相，权倾天下，并使自己的家族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家族，曾国藩付出的努力必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多少次是“挺”过来的，也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而他的“挺”，甚至“挺经”，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挫折和成长中逐渐形成的。
曾家以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与当时所有的中国家庭一样，父母都期望自家的孩子能科举入仕，跳跃龙门，从此光宗耀祖，为家族争光。因而，曾家对孩子们的学业，还是相当看重的。但是世代以来，曾家并未有不世奇才，大都学业平平，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如果没有曾国藩，估计僻处于荷叶塘的曾家，也不过是中国千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籍籍无名。但是，曾国藩的出生，使这个家族彻底改变了。
清嘉庆十六年（1811）农历十月十一日亥时，曾国藩出生于荷叶塘。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曾竟希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早晨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子。”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
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
也真是巧得很，曾国藩自小就生有癣疾，全身白屑如鳞，真应了蟒蛇投胎的梦。
更奇特的是，随着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之一天一天地扩大，奇痒无比，痛楚异常。曾国藩在日记和家信中多有提及，苦不堪言。
还有更奇的，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却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更奇的是，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当地的人们更相信了曾国藩有神灵护佑，确实是大蟒传世投胎的传说。
就这样，巨蟒入梦，疥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不仅曾家人相信，这个新添的男丁绝非凡人，将来定会封侯拜相，光耀门庭；当地人更相信，曾国藩绝非池中小鱼，而是蛰伏的卧龙，终有一天会飞黄腾达，直达云端的。
然而，或许真如孟子所言：“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并未显出多少超出常人的地方来。
最显着的就是读书。
曾家人读书，似乎都不算太聪明，都是靠的笨功夫。
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玉屏很早就希望曾家通过读书来光耀家门。曾玉屏虽然读书不多，但很有见识，非常明白对于像他们这样的“草根”人家，要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唯一的方法就是读书。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作为家里的长子，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自然就成了曾玉屏的希望所在。尽管老人家的期望很高，无奈曾麟书天性钝拙，书读得并不好，屡考不中。还好曾玉屏对儿子的要求是四个字——坚持到底。
曾麟书参加了十五次童子试，每次都满怀希望，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名落孙山。儿子出生后，各种异象的显示，使曾麟书也相信，儿子定非常人，一定可以超过自己。于是有意好好栽培儿子，开始开馆授徒为业，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督教自己的儿子读书。于是，曾国藩在五岁发蒙，曾麟书在他七岁的时候开始给他课读，一直到曾国藩十五岁。
道光四年（1824），十四岁的曾国藩平生第一次随父亲赴省城长沙应童子试，这已经是曾麟书第十六次参加童子试了。这一次，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曾氏父子，父子双双落第。
未几，父子再次赴考，这次老天终于开眼，虽然曾国藩落第，但曾麟书“得补县学生员”，获得了一个俗称“秀才”的名号。有了这个名号，也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功名。有这个名号就可以进入士大夫阶层，同时享有免除徭役、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这个时候，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了。
此时，年少的曾国藩也已经尝到了两次不中的滋味。但有十六次不中的父亲在前面为他做好了不气馁、不抛弃、不放弃的榜样，曾国藩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学会坦然接受这样的不顺利，学会了“挺”和“忍”。
为了能让儿子的科举之路平坦一些，道光十年（1830），曾麟书送二十岁的曾国藩离开家乡到衡阳双桂书院读书，师从汪觉庵。汪觉庵是衡阳名士，桃李无数。曾麟书相信在这位衡阳名士的教导之下，儿子一定会有一番成就的。
之后，曾国藩又拜当地另一名士欧阳凝祉为师。在汪觉庵、欧阳凝祉两位老师的着意栽培下，年轻的曾国藩学业大进，为人处世也更为稳重老成。并且立下了“做人就做圣贤人”的宏大志向。他为自己立定读书的终极目标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他对自己抱有很大的决心。
曾国藩经常以诗言志，在自己的一首《感春六首》中就十分自信：“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相信自己，终会有迎来九州岛震动的一天，他更深信自己，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然而，生活永远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曾国藩壮志在心，梦想远大，而现实却远不是那么回事，永远那么残酷。前前后后，考了五次秀才，却都未能中。这个打击也不算小了。但他还是像当年许许多多如他父亲一样执着的读书人一样，坚决地在科举的路上跋涉，不敢气馁。因为真正想要跳出“农门”，走出山村，一飞冲天，飞黄腾达，只有科举入仕这条唯一的路！也就是在这样漫长的科举路上，曾国藩对于“挺”字，有了更深的了解。
道光十二年（1832），是农历的壬辰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
“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一生耿耿于怀，并且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还把这一次当作是平生“四堑”之一，引为平生之耻。可见这一次的“学台悬牌”对于年轻的曾国藩来说，打击很大。
但是，已经成人的曾国藩不再如年少时的幼稚和懵懂无知。虽然他把这一次“悬牌”引为平生奇耻大辱，却没有把这种耻辱放在脸上，而是强压在了心底，靠自己的顽强心劲“挺”了过去。不过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发愤努力，以雪此耻。他回到家塾“利见斋”后，闭门不出，咬牙发愤。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居然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的1834年，曾国藩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1835年，他就中了举人，到1838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七次投考，才最终考中！七次的失败经历，在曾国藩年轻的心中划下了深深的刻痕，但这不是伤，而是让自己一步一步走出失败的台阶，是自己懂得“挺”对人生意义的开始。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给四位弟弟的信中总结说：“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唯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
七次投考不中，却很少灰心丧气，也不怨天尤人，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挺住压力，力图精进，终于得以成功。这让曾国藩开始真正懂得，很多事只要“挺一挺”，就会改变，就会发展，就会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不能挺一挺呢？有什么事是不能“挺”的呢？又有什么困厄险阻是“挺”不过去的呢？
2.入仕京城，“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
自从经历七次投考才中的磨砺之后，初懂挺经的曾国藩开始慢慢懂得了挺的意义，也开始学会了凡事都先“挺一挺”。
因为他知道，好多时候，不论多难，“挺一挺”，就会由逆而顺，由难而易，让一切都变得不同。并且在不断的强撑和硬挺之中，他不仅对“挺”有了更深的了悟，也使自己在不断的“挺立”中意志更加顽强，信念更加坚定，并且通过“挺”的磨炼，让自己离“内圣外王”的理想更近。
这在他做京官期间，因为经济困窘而不得不“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住一切困难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1838年4月，道光皇帝在保和殿举行殿试，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不仅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没有出一个进士的历史，也是荷叶塘的农家小子正式入仕成为京官的开始。
然而，“长安居，大不易”，虽然贵为京官，但曾国藩的生活却全然不是想象中的锦衣玉食，财大气粗，反倒经常是囊中羞涩，疲于应付，甚至靠借债度日，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的京官生活状态的话，那肯定是“窘”。窘到什么程度？不仅没有能力为荷叶塘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提供半点帮助，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依靠借贷度日！虽说不至于穷困潦倒，大多数时间也总处于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的境地。
清代官员的俸禄原本就很低，像曾国藩这样的新进翰林的七品京官年俸不过四十五两。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有九十两，再加上“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全部相加，一年总薪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而翰林院更是举世皆知的清水衙门，基本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作为清水衙门里的一个官场新人，自然只会更“清水”了。但是，工资虽少，派头却不能少，各项人情往来、应酬开销以及租房、服装、饭食、请客，固不可与平常百姓一般，务必要与地位相符，因而入不敷出就理所当然了。
其实对于做翰林这样的京官要忍受清贫，曾国藩不是没有准备的。进京为官前，曾有一年时间专门“拜客”，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寒门学子们考上大学之后的“摆酒席”，其目的就是收受贺礼，接受捐赠，筹措费用，以备进京之后的用度。
曾国藩通过“拜客”从亲戚朋友、地方官员及各种店铺中大概收受贺礼近两千两银子，算是很大的一笔了。但进京的头两年便已将收受的两千两白银全部花光，此后借钱便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道光二十一年（1841）底，曾国藩找人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闯过年关。到第二年年关时，欠债已经有四百两。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到他离京时都未有改观。曾国藩升上二品大员后俸禄提高了好几倍，达到了年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禄米一百五十五斛，也丝毫未能改变他的困窘之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光三十年（1850）底，欠债更是高达一千两白银。日子越过越穷困，家书中多次提到“借”、“欠”、“窘”等字眼，其捉襟见肘的艰难情状，跃然纸上。
在这一时期，曾国藩的经济状况确实相当窘迫，常因无能寄钱回家尽赡养家中大人之责而“愧悚”，却又无可奈何。再穷再难，也不能失了京官的排场，更不能失了曾家的尊严，曾国藩只能咬牙硬挺。
没钱寄回给祖父及父母大人以作仰事之资，心中愧悚，就多写家书，多祈求祖父及父母的原谅和理解，而且想尽千方百计，能寄一分就寄一分。对于自己的那些亲戚，特别是有大恩于自己的几个舅舅，虽有心相报，却无力提携，除了硬挺着忍受内心的愧疚，暗暗期许以后厚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苦楚和愧疚，也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人前的风光，永远不及人后的硬撑更让人刻骨铭心。
其实曾国藩非常看重亲情，对家乡的人和事也关心尤甚。但他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虽然“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而原因竟然是筹不起路费！
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还是因为太穷了，攒不够回家的路费，才不得不一次次收回回家的脚步！
不仅没钱寄回家奉养大人，接济亲戚，没钱回家，甚至连自己的生活也是困窘有加，艰难度日。甚至连买件像样的衣服的钱都没有，经常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据说有一次还被道光皇帝发现了，以为曾国藩故意装穷，其实皇帝哪里知道，曾国藩哪是装穷，那是真穷。他做京官时添置过的最贵重最奢侈的衣服不过是一件天青缎的马褂，轻易舍不得穿，唯遇庆贺及新年时偶尔穿一下。一直到他去世，这件马褂都还和新的一样。
对于爱书成痴的曾国藩来说，没钱买书也是一大折磨。读书人没有不爱书的，这似乎没有特例。
曾国藩也是一样，标准的书痴。在他进京应试回乡时，经济上十分窘困，没办法只好借路费回家。但是船到金陵，曾国藩却在书坊书市间发现了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但如果买了书他就没有盘缠回家了，可是不买这套书又实在心有不甘，怎么办？权衡来权衡去，最终他还是买了这套书，一路上随舱而卧，以衣服顶补勉强吃饭，这才回到家。可见他是相当爱书的。在京城时也是这样，不管多么没钱，但碰上心仪的好书，他还是要买的，而且高兴不已。
要说没钱寄给家中，没钱回家，没钱买奢侈衣服，没钱买书，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应酬和各种各样的“随礼”，对于靠借钱度日的曾国藩来说，这才真是要了命了！
京城仕林当时酬酢成风，应酬频繁，聚宴欢饮，是时尚更是潮流。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当时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要是别人请客你不去，你也不宴请别人的话，你就根本算不上这个京官圈子里的人，也就没人把你当回事。
这对于前程来说肯定不妙。因为对于新晋的京官而言，往来酬酢、人情支应正是结交人脉、扩大势力和影响的重要途径。因而，应酬、人情必不可少，而且非常必要。但繁重的人情开支和各种应酬，着实让曾国藩不堪其累，不堪其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