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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挺”字当头,大丈夫何惧困厄险阻(2)

曾国藩在这个时期的应酬可谓五花八门,简直可以概括为“多、滥、杂”。老乡、同僚、上司、下属、外官、京官、友朋、亲戚、师长、名流……凡是能攀上关系的,基本上都有往来。有的是主动找曾国藩的,有的是曾国藩主动找的,往来酬酢,打点送礼,白天陪玩,中午陪喝,晚上陪谈,有时还通过“交流”、“慰问”、“看望”等方式小聚,不醉不归。必要的应酬、不必要的应酬、装点门面的应酬、真心诚意的应酬、随心所欲的应酬,多不胜数。

比如,根据曾国藩的日记统计,仅在道光二十一年的二月,从初一到二十三日,共应酬了七十五次,平均每天超过三次;而这一年的十一月,曾国藩在二十九天里共应酬了一百零九次,平均每天近四次,每天喝酒吃肉、吃饭闲聊,不是请别人,就是别人请,用一句时髦些的话来说,就是“每天不是在应酬中,就是在去应酬的路上”。

尝过应酬滋味的人想必都知道这种滋味不好受。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伤害身体!大酒大肉、大吃大喝、胡聊海侃,什么正事也干不了。

要是仅仅吃吃喝喝也就算了,更让人头痛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情。民间有谚语说“人情是个债,头顶锅儿卖”。人情往来,再没钱,卖了锅也得充这个面子,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情理念。最重传统的曾国藩当然不会例外。但是,庞大的人情开支只会让他的经济状况窘上加窘。

道光二十一年,是曾国藩进京的第三年,拿的工资是一年四十五两年薪,补双薪再加杂七杂八,不超过一百二十五两,而应酬支出就花去一百一十两,差不多九成的工资被吃了喝了送了,他不差钱才怪,不借账才稀奇!

之后虽然曾国藩经过七次升迁补为内阁大学士、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享受“副部”待遇,“跻身卿贰”,但其俸银也不过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收入和以前相比很不错了。但是,随着官位的升高,交际更多,档次更高,排场更大,开支自然也水涨船高。人情应酬开支一年早已远超一百两,再加上雇车马的交通费用、租房费用、仆从费用、文房书籍购置费用、生活费用、养家费用等开支,对于曾国藩而言,还是“赚的没有花的多”,经常“月光”,经济困境并未缓解多少,还是只能天天在为钱操心之中,还是时时在到处借钱,以支应人情,奉养老人。从这期间的家书中,大多依然还是困窘、借钱之说。

如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1849年9月1日)与诸弟书中说“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十一月份与诸弟信中又说,弟弟想买鹿茸,虽然有人到了长沙,这回买不了了,因为没钱!等我手头稍宽松点,就马上买了带回来。到1850年底,他已经借银高达上千两!

1852年,他终于赢得一个任江西乡试主考官的肥差,正常所得估计也足够还清所有欠款的,但还未到江西即惊闻母逝,不及回京就从安徽直赴湖南奔丧。京城中事,让儿子纪泽署理。从他1852年9月9日给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他依然欠债很多,而且因为全家要回家奔丧,却苦无路费,只能教儿子“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十多年京官当下来,居然连回乡奔丧的路费都没能攒下,不得不开吊筹措,而且筹措不齐还得借!估计在清朝的京官中,这样的委实不多。

这好像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官越做越大,钱还会越借越多呢?按我们当前的思维来说,这样大的京官还能差得了钱?送钱的不知有多少上赶着来哩。随便收点,不违规不违法不违纪,做个清廉京官,也不至于要借钱度日啊?

但事实却当真是在京十四年间,曾国藩一直在靠借钱苦苦支撑,强力硬挺。也许要摆脱窘境,富裕起来,对于已是二品大员的他来说,确实不是难事。但“当官发财”,绝非他的志向,“当官不要钱”才是。

三十岁时,曾国藩就发下誓言,他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林,予不食言”,所以,无论经济多么困难,手头多么紧,多么为一文钱为难,为自己不能寄钱回家尽孝心而难过,他宁愿硬挺强撑,也绝不放纵自己的私心,违背自己的誓言,而是不管多难,都硬挺强挺。

这种“挺”劲儿,也许从外表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实际上,却是最难的。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十几年如一日,天天为钱发愁,为柴米油盐养家糊口操心,这困心横虑的日子,要挺过来,着实不易。要是一般人,早就缴械投降了,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誓言,统统丢一边,且先想尽办法捞钱,让日子红火起来再说,最起码不至于长年借贷。

但是曾国藩没有这样,虽然天天处于窘境,但从未食言以官位谋私利,从未因困窘而纵容过自己的贪心,从未放弃过自律自省,再穷再难也咬牙挺着,坚守底线,恪守廉洁。甚至对于自己做梦梦到别人得利而有艳羡之心也招来他自己的痛骂——“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情愿十几年在缺钱、拮据中硬“挺”,从来不让金钱腐蚀自己的内心。

这不仅使他养成了一生都节俭自律、不贪不污的品行,更使他在这种硬“挺”的过程中磨炼了自己的意志,砥砺了自己的精神,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和信念硬是挺过了经济上的这一段最大的艰难,也正是在这种日日为金钱发愁,却又绝不允许自己被金钱左右的斗争中,曾国藩挺过了人性的贪欲,挺过了内心的挣扎,为后来成为“内圣外王”一完人和成就“匡济天下”的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很多年以后,在咸丰九年(1859)的十月,曾国藩自撰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或许是对自己那一段京官生涯中的拮据和强挺最真实的总结和感慨。

3.无兵无饷办团练,咬牙坚挺

一说到曾国藩,就必然会说到湘军,因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所创,也是曾国藩一手而兴,可以说无曾国藩就无湘军。但其实,也是湘军成就了曾国藩,要是没有湘军,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建绝世奇功、立不朽威名的曾国藩。

然而,湘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无规无矩的乡勇到所向披靡的劲旅,经历了多少困境,挺过了多少危难,也只有曾国藩最为清楚。

1852年6月,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乡试的主考官,离京赴任。刚抵达安徽还未到江西就任就惊闻母逝,曾国藩匆忙卸任回湖南为母守制。而此时,正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率领的太平军日渐壮大,节节胜利之时。

从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金田村举起义旗以来,太平军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一直从广西打到了湖南。而当时清廷的主力绿营兵却因为多年养尊处优,早已失却战斗力,除了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

1852年6月,太平军闯进了湖南的南大门。绿营兵节节败退,州县连失,两个月时间,太平军已相继攻克永州、道州、江华、永明、宁远、蓝山、嘉禾、桂阳州、郴州等府州县,8月16日,太平军攻占郴州,杀死知州孙恩保,已经逼近长沙城下,眼看长沙即将不保。朝廷震怒,下诏罢免湖南巡抚骆秉章、提督余万清,任命江苏人张亮基为湖南巡抚,鲍起豹为提督,重新布置长沙防务,务必守住长沙。

此时,长沙城中除了湖南新宁人江忠源带出的五百楚勇堪称劲旅之外,八千绿营兵如同乌合之众,根本不足以抵挡势如破竹的太平军。但江忠源却非泛泛之辈,虽属布衣,却熟知兵法,心怀天下,且为人任侠仗义,为保卫家乡不惜带勇出广西与太平军作战,并屡建奇功。新巡抚张亮基又请来时称“今亮”的左宗棠入幕筹谋,定下守城大计。激战之后,终于太平军退走,长沙城保住了。

此役以后,不仅新巡抚张亮基觉得乡勇比绿营兵更勇猛更可靠更能打仗,连朝廷也觉得利用乡勇剿匪御敌、保境安民,实在是好处多多,因而开始筹划在湖南练乡勇,以剿匪御敌,保境安民。可是,谁来当此大任?

说也奇怪,此时上自朝廷重臣、下至湘乡本地的乡绅士子,以及湖南巡抚、州县郡官,居然都把目光齐齐地投向了一个人——那就是正回到老家为母丧守制的曾国藩!于是,张亮基诚心相邀,左宗棠鼎力推荐,郭嵩焘极力劝说,京城更是有曾国藩恩师唐鉴的密荐,大臣肃顺的引荐以及恭亲王的力荐,朝廷经过多方考察,也觉得从资历、地位、才干和威望等多方面衡量,曾国藩的确是上上之选。

1853年1月21日,咸丰皇帝下旨,命令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为酬君恩,为兴家族,为匡时政,为展大志,曾国藩决定“墨绖出山”,创办团练。

然而,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想要练兵御敌,谈何容易!这当中的种种艰难,也只有像曾国藩这样具有“打落牙和血吞”的意志,不屈不挠、坚忍有恒的人,才能咬牙挺住一切困难,终得成功!

当时的曾国藩,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此时曾国藩的真实写照。

一是无官无职。当时的曾国藩,自己就是个“三无人员”——无名分、无官职、无地方。皇帝下旨只说让他“帮办”,怎么帮、怎么办,无一字明示,却又不好去问。

二是无名无分。由于长期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对于曾国藩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帮办”,外界讥嘲者多,不服者众。

三无经验。招募乡勇,抗敌保民,无经验可借,无教训可鉴,无先例可循,更无榜样可效,全部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做一步定一步。

四无人才。凡做大事,人为第一,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一班有能、有才的人鼎力相助,如何能成大事?

五无任何供给和保障。这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困难。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可当时国库空虚,正规军绿营的军饷都不足,朝廷哪有钱养这些乡勇?

六无靠山无背景。背景和靠山对于官场的重要性不必多说。

然而,这些在别人面前根本克服不了的困难,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曾国藩这里,凭借他强大的“挺”劲,居然全被一一克服!那些艰难险阻、排挤掣肘都在曾国藩的咬牙“坚挺”中一一瓦解,成功终于展开了一丝笑颜,一支必然将光耀军史的全新队伍——湘军,终于练成!

咬牙坚挺,几乎是曾国藩面对困境时最常用的方法。但也正是因为他敢挺、愿挺、能挺,敢于面对一切危局,才最终挺过艰难,挺过屈辱,挺过险厄,挺过一切波折。

也只有挺住了,才能等来机会;挺不住,就会把到手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

一个人如果不能挺,不能忍,成功也就不会属于他。曾国藩最明白这个道理。他曾经总结自己一生的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给儿子的信中,他也说,“能度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故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并把这总结为一句话:“凡事皆有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这是他传授给儿子的成功心法,更是他从磨难中得出的最有用的经验。

所以,凡遇困境危局,他总是挺字当头,不惧不畏,隐忍坚强,咬牙支撑,一直到熬过困境危局,一直到看见云开日出!

4.屡遭唾骂,顶住舆论力挺

凡读书人,名声气节高于一切。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宁要名声不要生命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曾国藩是儒学名门、理学大家,对名声的重视更重于别人。他曾说过:“然君子爱惜名声,常存水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可以想见,如果名声被损,于曾国藩而言,必然是痛苦至极。

然而,为了匡时济世,为了报效皇恩,施展抱负,曾国藩却屡遭唾骂,数领恶名。如“曾剃头”、“曾屠户”、“忘恩负义”、“卖国贼”等等。但素来将名声看得比生命更重的曾国藩却顽强地顶住了这些舆论,置名声于不顾,只为报朝廷隆恩,安天下黎民,顽强地挺过了那些最让人糟心的日子。

当初在长沙,除了“帮办团练”募兵练勇,曾国藩在长沙的另一个任务是“搜查土匪”维持治安。当时的湖南匪患严重,各种会党层出不穷。除太平军外,还有串子会、天地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各路会匪,烧杀抢掠,扰乱乡里。

曾国藩对土匪毫不留情,实行严刑峻法、重典重惩的“治安严打”政策。到任伊始,即发布《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宣示要严办四种人:

一、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由地方团练首领、宗族长老“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

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

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即吃大户),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

四、聚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衙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审案局”里对于这四种人,毫不讲情,甚至不惜办成冤假错案,也以严惩为准,绝无半点姑息。凡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都解到审案局听候发落。

审案局不遵循正常办案程序,一干人犯都是“闻信即提来”,并不通知各级司法部门,哪怕是有功名的举人秀才,也不给半点特殊。提来后,讯问从快,量刑从严:重的砍头,次则杖毙,再次也要抽上几百鞭。“……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实时讯供,实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相当于后来戴笠的军统局。

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而且为了立时改变当时的治安状况,曾国藩不惜破除惯例,触犯潜规则,连有功名在身、可免除责罚的秀才也让其站站笼、游街道,致使秀才屈辱而死,学政、里长俱皆愤而责斥,但曾国藩依然我行我素,并放言“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四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一百三十七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两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鞭子抽成重伤上千人。审案局几乎每天都在杀人。

不仅自己大开杀戒,曾国藩还鼓励地方官和乡绅大力剿杀土匪。如蓝山知县张嗣康在两年任期内,仅清乡就杀戮群众数百人;自称“秉性慈善”的宁远知县刘如玉,在三年之中“实共杀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不少地区的秘密会党宗教,遭到了严重破坏,骨干力量或者被杀,或者外逃,剩余的则藏匿不敢活动,一时之间倒真有了境泰民安的景象。

长沙、宁乡一带,当太平军再度入境时,回应的力量微乎其微。曾国藩的“霹雳手段”收到了成效。

滥施刑罚、动辄杀头等“严刑峻法”也为曾国藩赢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但曾国藩不管不顾,坚持自己“治乱世,用威典”的办法,也不在乎“曾剃头”的恶名。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既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坚定地表明了自己要严酷到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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