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他自改名号，为的是“困知勉行，无失词臣之体面”，并能“以文章报国”。这是二十岁时改号的志向。而十年过去，他仍在自省，惕励自己，以远志自勉。三十一岁时，他在致诸弟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修业，为的是什么？不外乎上为君上分忧，下为百姓安境，中为己身大展鸿抱，以伸大志而已。
如果说曾国藩的第一次改名是自省自励、修身自奋、求志以伸的话，那么他的第二次改名，就更加明明白白地表明了自己高远的壮志和内心的期许：要做国之藩篱！不过，据说这个名字并非他自己改的，而是他的座师穆彰阿帮他改的。正好合他“澄清海内、藩卫国家”之志，于是欣然从命，从此便改为国藩了。
据史料记载，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在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不久后又在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为“同进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当时的主考官，正是当时的朝廷重臣穆彰阿。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一时权倾内外。同时他也是个极爱才的人，最喜欢招揽人才到自己的门下。《清史稿》记载他“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所以一见到有才华的曾国藩，穆彰阿自然有意延揽。
据史料记载，主考官穆彰阿一见曾国藩的文章就非常喜欢，当即给曾国藩一个第三名。名单呈给道光时，穆彰阿又特地将曾国藩大为赞赏一番，道光皇帝一边听穆彰阿吹捧，一边粗看了一下曾国藩的文章，颇觉有意思，就用朱笔画成了第二名。
曾国藩就这样顺利地入了仕途，他十分感激这位主考官的知遇之恩，当晚就去拜见恩师。穆彰阿接见曾国藩时很是热情，他先是大加夸奖一番，然后从古之立大事者不光靠的是天分说起，勉励曾国藩要一生勤于治学，不可懈怠，日后定会大有作为。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热血沸腾，他看到了这位恩师对他寄予的厚望，他眼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声音说：“大人的知遇之恩门生永远铭记，牢牢记住您今晚的教诲，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这时候，穆彰阿才问曾国藩，“子城”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曾国藩说是祖父取的。穆彰阿觉得“子城”有些小气，就说要给他改个名字。曾国藩自然喜出望外，遂赶紧说：“请中堂大人赐予。”穆彰阿注视曾国藩良久，郑重其事地说：“足下今为翰林，我朝宰辅之臣大半出于此地，足下切莫以一名士才子自限，而要立志做国家的栋梁之才。老夫想足下当改名为国藩，取作国家藩篱之意。足下以为如何？”曾国藩连连点头、万分感谢，当即离开座位，在穆彰阿面前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自此之后，曾国藩不仅开始正式启用“国藩”为名，而且时刻以“澄清天下、藩卫家国”为志。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做京官的十多年中，处处以国为先，以君为上，为国为君，竭尽所能，日夜兢兢。在京城为官，他交朋结友，访贤拜师，虚心求学，沉心读书，关心国事，不断进言，以伸其志。不仅在京城同乡、同年及同僚中留下了相当好的名声，即便是在皇帝和朝中重臣心目中，也都留下了“好学上进”、“足堪大用”的好印象。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曾国藩学问和识见飞速提升的时期。这期间他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所订“课程”十二项中，专门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等。可以说，京宦十二年，是曾国藩后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成为一代大儒、一代圣贤、一代伟相、一代名帅的坚实奠基期。
4.连升十级，仍思进取
曾国藩在京城的仕途，可算是相当顺利。所谓“十年七迁”，一直为人所称道。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十年七迁”、“连升十级”的。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所谓庶吉士，又叫庶常。其名称源自《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
庶吉士虽然前途远大，品级却并不高。按清朝的官员制度，只能算是“从九品”，属于官员等级中的最末等。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也就是每品有二级。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作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庶吉士因为是实习生，只相当于从七品。
曾国藩的第一次升迁，就从从七品进到了正七品。1840年4月17日，散馆。钦命题“正大光明殿赋”，以执两用中怀永图为韵，诗题赋得“人情以为田”。取列二等第十九名，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为正七品。
第二次升迁是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之后，而且是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三岁。
三月初十日，皇帝在正大光明殿考试翰詹，钦命题《如石投水赋》，以陈善闭邪谓之敬为韵。《烹阿封即墨论》，诗题赋得《半窗残月有莺啼》。钦定一等五人：万青黎、殷寿彭、张芾、萧良城、罗衍。曾国藩考试成绩为二等第一名。十四日引见，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一下子升了三级，由正七品升到了从五品。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1843年4月22日）给祖父的信中，详细说到了这次考试和升官的情形：
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孙初闻之，心甚惊恐，盖久不作赋，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大考，到今仅满四年，万不料有此一举，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悚。孙与陈岱云等在园同寓。初十日卯刻进场，酉正出题目另纸敬录，诗赋亦誊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场者三人（邵灿，己亥湖南主考；锡麟；江泰来，安徽人），病愈仍须补考。在殿上搜出夹带，经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名如山（戊戌同年）。其余皆整齐完场。
十一日，皇上亲阅卷一日，十二日钦派阅卷大臣七人，阅毕，拟定名次进呈。皇上钦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孙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单。十四日引见，共升官者十一人，记名候升者五人，赏缎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赏缎）。孙蒙皇上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讲，十七日谢恩。现在尚未补缺，有缺出即应孙补。其他升降赏赉，另有全单。
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雍正二年）唯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道光十三年）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唯当竭力尽忠而已。
从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此次连升三级，还是颇为自得的，因为“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并孙三人而已”，而且是一下子由正七品升到了从五品，一夜连升三级，更是少有，难怪他现得意之色。
不久之后，第三次晋升。这一年的六月，钦命曾国藩作为四川的正考官，赴四川监考。十一月二十日，回京复命，又升一级，充文渊阁校理，为正五品官职。当年十二月初七日，转补翰林院侍读，不过不算升迁，还是正五品官职。
第四次升迁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这年三月，三十五岁的曾国藩被钦点为会试考官，“荐卷六十四本”，湖南这一届考得相当不错，曾国藩在为长沙馆题名时写了一副对联“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传为佳话。五月初二，被授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为正五品。次日具折谢恩，召见于勤政殿。
六月，第五次升职，转补左庶子。当年十二月十二日，补日讲起居注官。
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六次升迁，充文渊阁直阁事，为从四品。
一年之内三次迁升，这在翰林院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可见当时曾国藩在道光皇帝心目中还是相当有地位的。
经过六次的迁升，曾国藩由从七品升到从四品，这中间恰好六个台阶，一次升一级。这样的速度已足令人惊讶了。但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升迁在后面。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再次奉旨参加翰詹大考。钦命题《远佞赋》，以清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诗题《赋得澡身浴德》。得了二等第四名。照说成绩并不算好，但道光皇帝还是相当赏识他。奉旨记名遇缺题奏，赏大卷缎二件。六月二日，曾国藩第七次升迁，并且连升四级，由从四品直升从二品，被授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位列卿贰，跻身大员，一夜之间，改头换面！
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七岁，是他入仕的第十个年头。曾国藩完成了十年七次升迁连升十级的官场奇迹。三十七岁而至二品，是湖南绝无仅有的第一人；而中举十年就能升至内阁学士者，全国包括他一起，也不过三人。曾国藩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传奇！这就是所谓的“十年七迁”、“连升十级”。
对此，曾国藩虽然一贯行事低调，言语谨慎，但还是忍不住自我表扬了一次。在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与诸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泽，予得超升内阁学士，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实不及彼二人远甚，以是尤深愧仄。
其后，曾国藩虽然品级没有再晋升，但历任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五部侍郎，最多时一身兼任三部侍郎，可见皇帝对他的欣赏和信任，可谓重权在握，前途无量。
在这样的顺境中，一般人都会沾沾自喜、骄矜自许或是洋洋得意、自狂自傲了。官至二品，前途无量，皇恩深重，臣僚钦敬。即便再努力，也不过再升两级，就到达顶峰，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还需要每天兢兢惕励、克己奋进吗？好好享受这样的生活，好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才是正理。
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这样想，他的志向、他的目标、他的坚忍、他的奋进以及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都不允许他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和懈怠。
曾国藩知道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什么意思，越是安逸的环境其实越能消磨人的斗志，越能磨灭人的激情。如果耽于安乐，最终必然被困于安乐，甚至死于安乐。
所以，这个功成名就的湘乡青年，并未陶醉于人生得意的风光时刻，而是竭力地寻求冷静和淡定，追求自己心中的大目标、大志向，日思进取，而不是让自己困守于安逸的生活之中。
入京十二年，他一直兢兢自勉，刻苦努力，从来没有想着享受安逸的生活，而是时时奋进，一心向学，见贤思齐，奋起直追。在《曾国藩年谱》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