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攻南京时，两江总督杨文定等人就曾提出请求英、美、法派海军进入长江，帮助阻止太平军前进。咸丰四年（1854），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也主动表示，愿意出兵帮助镇压太平军，但咸丰帝明确拒绝了麦莲的好意。
后来，“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了上海，清军邀请法国海军陆战队协同作战，成功夺回上海县城，这是清王朝第一次“借师助剿”。不过，咸丰帝并不欣赏这种做法，所以在之后的谈判中，咸丰帝拒绝了英国的“助剿”好意。
等到咸丰十年（1860），国内战争仍然处于胶着状态。两淮盐运使乔松年上奏建议向英军“借师助剿”，咸丰帝十分不爽，在奏折上批云：“若藉资夷力，后患无穷。”之后，英法侵略者终于坐不住了，再次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剿灭太平军。咸丰帝虽然表示可以考虑，但却始终没有行动，所以，直到咸丰帝驾鹤西去，“借师助剿”也没有被清王朝正式批准。
慈禧太后掌权以后，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和奕都十分赞同借助外国势力剿灭太平军，于是，在同治元年（1862）发布了一道上谕，正式批准“借师助剿”。
上海的一些官员、乡绅等本来就十分推崇借助外国势力消灭太平军，得到上谕以后，简直欣喜若狂。以道员吴熙和杨坊为首，与美国人华尔合作，拼凑了一支四千五百人的洋枪队，后来改名为“常胜军”。这支军队是一支中外混合军，主要由中国人组成，但由一百多名外国领队官训练和指挥。
此外，英法两国还派出军舰和陆军，开始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常安军”、“定胜军”、“常捷军”等五花八门的中外混合部队也纷纷成立，“借师助剿”政策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
左宗棠对此始终持有异议，他认为“虽借外国兵力暂保孤城，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并在奏折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沿海各郡自五口通商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洋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以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多弃武籍投洋将，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抑，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
左宗棠认为，利用洋兵，从长远来看，有极大的害处。因为耗费巨额军饷养洋兵，只会让洋兵日强，华兵日弱，这无异于养虎为患，必然后患无穷。
左宗棠的奏折之意，马上引起了清王朝高层的重视和认可。
然而，迫于当时的形势，急切希望尽快剿灭太平军的慈禧等人，也只能委曲求全，继续执行“借兵助剿”的政策。
左宗棠力争之后，看到上司们心意已决，不好再继续抗争，但仍然坚守立场。慈禧命令他派兵前往宁波，协同“常胜军”作战时，他不好过分顶撞慈禧，就和颜悦色地表示宁波远在海边，路途遥远，暂时没法派兵前去。即便被迫与洋兵协同作战，他也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地限制洋兵，时刻准备着遣散他们。
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左宗棠命令魏喻义攻克严州后，沿钱塘江东下，同时另派一军攻取金华、诸暨、萧山一线，直指杭州。在此期间，攻克宁波的中外混合军也渡过曹娥江，向绍兴进攻。第二年正月，楚军一路攻城略地，拿下了汤溪、金华、龙游、兰溪、浦江、诸暨诸城。绍兴太平军陆顺德看到形势十分不利，仓皇地弃城而逃，法将德克碑率领混合军进入绍兴城。
混合军进入绍兴城以后，酗酒闹事，大肆抢掠，洗劫居户、库银，甚至对先入城的清军遍身搜查。抢到财物以后，他们又强迫卖给当地百姓，当地百姓拿不出现钱，就必须立下借据，结果，当地居民共“欠”混合军十余万两银子。左宗棠得知以后，气得暴跳如雷，马上写奏折向总理衙门报告详情，请求“乘我军声势正盛，将洋兵陆续遣散”。当然，由于此时的清王朝高层仍然希望借助洋兵剿灭太平军，所以左宗棠的奏请最终石沉大海，但不可否认的是，左宗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奏请，充分显示了他对清王朝未来的担忧和忠诚，所以，虽然他不断地跟上司们抗争，却始终被重用！
上司往往都喜欢认真做事，肯为整个集体殚精竭虑、筹划未来的部下，所以，哪怕你与他意见相左，只要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他看到你的态度，他们就会对你另眼相看。左宗棠就是抓住了上司的这一特点。
世人往往认为左宗棠不近人情、不懂世故，狂傲得有些非人类，肯定把上司得罪了很多遍，事实上，细细研究左宗棠对上司的态度，你就会发现，他很有分寸。
就拿“借师助剿”这件事来说，左宗棠的确不满上司的决定，但是他始终很尊重上司，没有大肆批评指责，而是用详细真诚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表达出来，让上司了解到他为何反对。
于是，左宗棠“唱反调”不但没有引起上司的反感，反而让他们更加敬佩他、更加信任他。与此同时，左宗棠虽然反对上司的政策，但是他并没有拒绝执行上司的命令，而是始终以大局为重。毕竟没有哪个上司会喜欢不务实、不服从命令的部下。
“敢于抗争，却绝对服从命令”，这是左宗棠教会我们的搞定“高气压上司”的一大铁律！
4.注重细节，才能让自己无往不胜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曾经说过：“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这就是说，天下难事都是从容易的事情做起，天下大事都是从细节做起。
可以说，这句话非常完美地总结了左宗棠做事的原则，升职的秘密！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率湘军出兵湖北，在武汉、田家镇等地接连大败太平军，不久又进入江西。这一路打下来，简直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这让曾国藩十分得意，不知不觉间就露出了几分骄气。
这时候，左宗棠正给曾国藩担任总后勤部长，时刻关注着湘军省外作战的动向。心细如发的他很快就发现了湘军的虚骄之风，于是，他连续写了几封信给曾国藩，劝他要慎重，不要轻易冒进。但曾国藩根本没有意识到军中逐渐盛行起来的虚骄之风，甚至他本人也正洋洋得意，所以完全没把左宗棠的话放在心上。
所谓骄兵必败，若是曾国藩也像左宗棠一样再三运筹，不放过一个细枝末节，将军中的骄纵之风扼杀在摇篮里，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了。但曾国藩显然是当局者迷。所以，这年年底，他带领的湘军在江西湖口受到重创，他辛苦建起的水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曾国藩本人甚至都产生了寻死的念头。这件事让曾国藩更加看好左宗棠了，在他回家丁忧以后，就把入赣湘军的遥控指挥权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这样一个做事认真细心、运筹帷幄的人才，简直是千载难逢！所以，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不断向朝廷保荐左宗棠，终于，在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决定起用左宗棠，左宗棠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在曾国藩麾下效力。
同年，太平军开始东征，连克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褔省。咸丰帝连忙命曾国藩督军救援苏杭，保全东南大局。但曾国藩却认为长江中游重镇安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得失关系着天下安危，所以把重点放在了争夺安庆上。所以，曾国藩对咸丰帝的命令一拖再拖，反而带领一队人马来到祁门，在这里设下总督衙门。祁门是安徽的一个县城，更是三省交会之地，贯通三省全局，曾国藩选择这里，就是看重这一点。在此地，既可以顾及皖南、江西，必要时还可以应援江浙等地。此外，这里可以通向湘军的总粮台南昌，距离较近，运输便利，实在是皖南和赣北的战略要地。
曾国藩到达祁门以后，就命左宗棠率楚军进入江西，力保祁门大营的后路，确保补给线的安全。左宗棠进入江西以后，就赶上了皖南大战，太平军各路大军南北配合，以解安庆之围，南路军侍王李世贤占领了徽州，继而攻克休宁，石埭的太平军攻取羊栈岭、桐林岭，忠王李秀成的大军距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只有六十里。曾国藩以为这次必死无疑，连遗嘱都写好了。形势万分紧迫！
左宗棠得知这一消息以后，震惊不已，但他毕竟不是莽夫，而是一个善于运筹帷幄的帅才，他没有火急火燎地带兵赶去解祁门之围，而是静下心来认真分析形势，梳理任何可能扭转乾坤的蛛丝马迹。
他发现，祁门虽然战略地位重要，但却在丛山包围之中，只有一条官道从县城穿过，东连休宁、徽州，南通江西北部的景德镇。
此外，就剩下通向两边小镇的一条羊肠小道，而城前虽然有河，河水却很浅，根本没法运输军需物品。所以，一旦太平军封锁官道，曾国藩必然会成为瓮中之鳖，必死无疑。
左宗棠考虑再三，最终决定改变计划，暂时不去祁门与曾国藩会合，而是从南昌经过乐平，进驻景德镇——景德镇正是湘军军需物资从南昌运往祁门大营的中转站，一旦丢失，就会切断湘军对外联络和军需物资供应的通道！
保住了祁门大营的后路，左宗棠和曾国藩就开始了强势大反攻，对太平军发动反击，大败黄金文的太平军，将其逼退至芜湖。祁门之围总算解了！这一战，曾国藩对左宗棠这名部下的深思熟虑和缜密心思佩服不已，就为左宗棠上奏请赏，于是，左宗棠从四品京堂升为了三品京堂候补！
不过，事态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此战之后，景德镇顿时成了两军争夺之地。太平军派出大部队进攻景德镇及其周围地区，几次交锋，左宗棠终于被迫放弃景德镇，退到了乐平。
景德镇落入太平军手中，粮草运输线路被切断，难道只能坐以待毙了吗？左宗棠明显不会这么轻易认输。他知道，乐平是一座小城，不得不多费点心思加强防御。所以，左宗棠细心观察乐平周围地势，仔细研究乐平防御工事，最终决定凭借乐平背山面河的有利地形在城外挖筑掩壕，并引水塞堰，让太平军的骑兵寸步难行！
乐平争夺战是一场惨烈的斗争，左宗棠以五千楚军抵抗李世贤十万大军。李世贤铁了心要拿下乐平，一次又一次发动猛烈进攻，乐平城墙终于逐渐坍塌，眼看就要守不住了面对如此困境，左宗棠决定来个背水一战。他果断下令反击，开始与太平军短兵相接。太平军没料到眼看就要困死于城中的楚军会突然反击，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纷纷溃退。李世贤被迫领兵东撤。此后，清军趁机收复鄱河、景德镇等重要城镇，重新巩固了祁门后路。
这一战，让刚刚打了败仗的曾国藩欣喜异常，他很快上奏朝廷，为左宗棠请赏，清王朝下令将左宗棠从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不久又授左宗棠为大常寺卿，左宗棠的官位升至了正三品！
不得不说，这几次战争，既是用兵才能的较量，更是对做事态度的考验。湘军刚刚入赣时，曾国藩因没能及时发现军士态度的细小变化，结果吃了败仗。
而在祁门之围、安庆之围时，左宗棠凭借对整个局势的认真分析和全面把握，把最细枝末节的地方也加以考虑，所以能够深谋远虑，接连取胜。最终，左宗棠凭借这一秘密武器，成功地拿出了“业绩”，开始步步高升。
这就是细节的重要性。成功和失败的差别，有时候并不一定取决于天壤之别的实力差距，而在于那一点点细节。古人云：“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千里之堤，尚能溃于蚁穴，抵抗“高气压”这一千里之行，自然也要始于足下，从细节着手。
左宗棠不就是以此为基准，在强大压力下，细心考虑，再三运筹，才顶住了压力，连跳数级吗？
5.坚守原则，让自己的分量变得一言九鼎
虽然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文化层次以及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绝对相同的，那就是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像左宗棠这样刚烈正直的人，其原则更是铁一般的坚定！
左宗棠进入官场以后，坚持的一大原则就是清正廉明。
晚清时期的官场，基本是“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论证范本。虽然清王朝为了防治腐败风气盛行，特别制定了一项“养廉金”政策，奖金丰厚，但仍然满足不了贪婪的腐败官员们的胃口。
于是，整个清王朝中，从上到下，从南到北，贪污受贿、化公为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等各种“生财之道”纵横交错，善于敛财的官员们硬生生把这些歪门邪道开成了康庄大道，一路走来，毫无心虚之色。
在这乌烟瘴气的晚清官场中，左宗棠就是个奇葩。他相信做人不能没有原则，否则，就会被各种高压低压的“潜规则”所左右，甚至可能因此去做坏人，去偷、去抢、去贪污受贿，不择手段地做出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这是他无法忍受的。
所以，左宗棠坚守着内心的原则，无论遭受多少高压、低压，都不肯丢掉内心衡量对与错的尺度，明确地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对于别人“孝敬”给他的财物，他一概完璧归赵；对于想要他贿赂的人，他完全置之不理。为官数十载，左宗棠把清正廉明这一原则贯彻得淋漓尽致。
在他西征之时，曾为了饷银之事跟朝中一些大臣展开辩论，最终他成功地击败了不断施压的反对派，说服了清王朝高层，借洋款支援西征。但是很快，朝中大臣就开始纷纷告他的御状，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指控说他袒护浙江富商胡雪岩套购军火，向洋行借款，从中渔利，让国家背负了沉重的外债。
言外之意，自然就是说左宗棠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贪污了巨额公款。如果这条指控属实的话，那么左宗棠借助战争贪污受贿，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贪官，千刀万剐都不足以消除民愤！
这马上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国内局势不稳，刚刚镇压了太平军，又要西征，还要加强海防，处处都需要钱，而且都需要大把大把的钱。尤其是陕西、甘肃和新疆那边，局势迟迟难以稳定，用钱简直成了个无底洞，让她不能不怀疑左宗棠中饱私囊。现在，既然大家都提出了质疑，干脆趁机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她命令户部和吏部抽出要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兵分两路，一路前往陕西和甘肃，一路前往浙江和福建，暗中联合调查左宗棠到底有无贪渎的罪行。
前往甘肃的调查组来到部队以后，看到士兵们有的在屯垦，有的在帮回民刨地、挑粮、种庄稼，有的在全力修复毁弃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宁夏黄河两岸的新设回民聚居区，士兵们正忙着修葺房屋，安置回民。
整个陕甘地区，完全处于战争创伤的迅速恢复期，因战争变得生灵涂炭的陕甘地区正在朝着“塞上江南”的目标前进！再看部队待遇，军粮匮乏，士兵饮食粗糙，衣服单薄，但就在这样饥寒交迫之下，士兵们仍然济贫帮困，拿出相当一部分军粮送给回民，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在各省军饷尚未到达时，军队所需的一切费用，都是由胡雪岩的钱庄支持的，如果没有胡雪岩和他的钱庄支援，恐怕西征之事早就胎死腹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