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国模式，其实就是小布什模式，中国的学术总是比美国慢半拍，中国总是学习美国旧的东西，等我们学会了，人家早就转变了。
美国总统小布什上台后，同样是共和党的总统，他开始效仿里根，也将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就职不到20天就向国会提出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后来国会将其缩减为1.35万亿美元），主要是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减免。这是美国20年来最为庞大的减税计划。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加快了减税计划的实行。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主要包括六项内容：一是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39.6％)调整为四档(10％、15％、25％、33％)；二是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三是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四是废除遗产税；五是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六是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
有美国组织进行过统计，布什减税的59.4％的好处将落入年收入9.25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腰包，平均每个家庭获得减税6410美元，而年收入在3.93万美元以下的60％的家庭只获得减税额的12.6％，平均每个家庭获得227美元。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达舍在召开记者会时，特意让人开来一辆凌志豪华轿车，旁边摆着一个汽车消音器。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百万富翁，按照布什的减税计划，你可以节省4.6万美元，足够用来买这辆凌志轿车。但如果你是一位典型的工薪人士，你得到的只有227美元，刚够买一个消音器。”从减税总额上看，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到富有群体的口袋。
小布什的减税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如果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将64％的减税好处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白宫官员也承认，富有群体是新方案的主要受益者，但他强调，政府减少红利税是为了进一步振兴股市。
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加大。从1979年到2005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长了6％；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
减税风潮是导致中产阶级社会解体的根源。首先，富有群体是减税受益最大的群体，因此减税的同时无疑加大的社会的贫富差距，事实发展情况也是这样，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减税风潮以来，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明显加大。其次，减税必然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而贫困群体是政府支出最大的受益者，政府在降低公共支出的同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贫困群体，因此美国和西欧都出现了贫困人口占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减税的客观结果是使那些本来可以靠着国家的福利支出跻身于中产阶级的部分中下产阶级被挤出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了贫困人口，而那么原本就属于贫困群体的人由于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就更加的边缘化，因此说减税是导致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社会崩溃最主要的根源。
北欧模式的成功反证了美国减税政策的失败
欧美中产阶级社会模式是在加税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减税的基础上消亡的。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就指出，“减税”并非里根时代经济走出滞胀的原因。里根时代走出经济滞胀，关键是靠“提高利率，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的政策。相反的是，在美国及西欧大幅减税和削减福利支出的时候，北欧国家则逆向而行，继续加大税收和福利开支，结果北欧经济不但没有恶化，反而越发显得强劲，比如瑞典、挪威都是典型的经济强国，也是人均拥有跨国企业最多的地区，北欧案例可以算作笔者“减税并非里根时代经济走出滞胀原因”这一观点的一个反证。
如何才能拯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拯救美式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共识，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敢不敢正视现实。
华尔街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美国模式的危机，这一模式曾经一度引领社会风潮，部分欧洲国家都对这种模式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借鉴，因此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其实在紧张的危机处理之后，西方的精英们已经开始忧心忡忡地“会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弊病。第42届达沃斯论坛上就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制度反思”风——这是西方第一次直面问题。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他们反思的论题包括，“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 ”，以及“改造资本主义”、“重塑资本主义”等议题，因为他们意识到“用旧制度解决新问题，只能陷入新一轮危机，造成经济螺旋式衰退，现行资本主义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必须对其进行革新。
其中美国私募股权巨头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就表示，领导人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克服当前危机，否则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例如亚洲和拉美国家正在践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就会大行其道。此次衰退持续时间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长，而且可能再持续几年。我们现在还有3~4年的时间来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如果不尽快行动，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而我们的制度也会终结。
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年会开幕前夕也表示：“我虽然信奉自由市场，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应该为社会服务。”他认为应该发展以人才和创新精神为中心的“人才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引领经济、社会进步，并摒弃“硬实力”、“软实力”等概念，代之以合作为中心的“合作实力”。而浏览本届达沃斯，你还会看见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哲学的星光。
确实，资本主义制度诞生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其间经历了多次危机，也伴随着许多改良。“取代资本主义”出自资本主义圣坛的达沃斯论坛创始人之口，并且直戳宪政民主心窝，而他“人才主义”、“合作主义”的“设想”也并无新意，“人才主义”其实就是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社会投资型国家，而他“合作主义”的提法，则是取自北欧、德国模式。
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引发社会大动荡，而当前世界的民主制度既不能“将权力锁进笼子”，也不能改变资本的政治属性。“自由资本主义”已变成赌场资本主义，是一种劫贫济富的资本主义。这时候，在新兴经济体已出现一种以政府企业为外形，运作上完全依照资本主义规则办事的新“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在西方轻视甚至鄙视的态度下勉力成长，由于它自我证明有效，几乎在所有新兴经济体如中、印、俄、巴西、南非、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流行，特别是资源国家已理解到自主性的重要，不再被名为私有化，其实是被外国垄断化的论词所惑。
其实在人的本性中一直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但这只服务于有钱人。而穷人就只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21世纪的新型资本主义需要对此进行调整，通过市场的力量及制度创新，来服务穷人。显然现有资本主义是不直接服务穷人的。
其实世界发展得非常快，而且未来还会更快。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里，人类还将拥有惊人的力量，比如拥有更强大的软件，更精准的诊断手段，更有效的治疗药物，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人才贡献出解决问题的创意想法。但伟大的进步总会加剧不平等现象。丰衣足食的人可以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而贫苦困顿的人却获益很少。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人的财富增加了，为他服务的经济动力就增强；而如果一个人的财富减少，则为他服务的经济动力就减弱，直到完全消失，这就是市场经济，它是残酷无情的。
比尔·盖茨的新型资本主义创想能成功吗？
对于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痼疾，资本家们也有自己看法，而他们的看法显然没有施瓦布那样的高度。
美国首富比尔·盖茨认为必须得找到一个办法让资本主义为有钱人服务的同时也能够帮扶穷人。也就是需要一个新的制度体系来让“自利机制”为整个社会发挥作用，他称之为“创新型资本主义”。这种模式主张政府、企业及非营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改善全球不平等的现象。
这个新制度有两个使命。一是赚钱赢利，二是赚钱的同时让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经济益处的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为了让制度可以有持续性，必须用利润来进行激励。而如果企业服务的对象非常贫困，那利润就不大可能产生，那这时就需要另一个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企业得到认可就意味着它的知名度提高了，知名度能吸引顾客。这种知名度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的情况下，知名度可以是一种替代；而如果可以实现市场利润，则知名度又是额外的激励。
这一模式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
盖茨认为，创新型的资本主义可以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相结合，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一直存在，只是没有企业去开辟。有些时候，市场经济的做法在发展中国家行不通，并不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需求，或是他们缺钱，而是企业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研究该市场的需求。普拉哈拉德在《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一书中对此有相当精彩的论述。
举例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在非洲扩大脑膜炎疫苗的接种范围。但它没有直接和生产疫苗的厂商接触，它先是到非洲了解人们的支付能力。该组织了解到如果要让非洲的母亲为她们的孩子接种脑膜炎疫苗，那疫苗的价格不能超过50美分。随后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合作厂商按这个价格标准组织生产。事实上，一家印度的制药企业找到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将售价降到了40美分。世界卫生组织允许该企业在未来十年为公共卫生体系提供2.5亿支脑膜炎疫苗，同时允许它将产品卖给私营医疗机构。
另一个例子是有一家荷兰的制药企业拥有一种疫苗的产权。该企业对在发达国家生产该疫苗的企业收取专利费，而免除发展中国家生产该疫苗企业的专利费。结果在越南生产这种疫苗的成本还不到1美元，而且这1美元当中还包含了运费和免疫宣传费用。
因为今天许多重要产品的边际费用已经很低了，软件、医药、媒体作品等等都是如此。这种分级定价的做法能够让没钱的人也可以买得起一些有价值的产品。这种定价方式其实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
另一个实现创新型资本主义的办法就是政府的直接参与。政府最能够调动的资源就是出台政策鼓励企业为改善贫困来做出努力。
还有个实现创新型资本主义的办法，那就是帮助贫困国家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帮助非洲农民进入上等咖啡市场。目的是要让这些农民种植咖啡的收入能够增加一倍。它帮助非洲农民种植优质咖啡，帮助他们与需要购买咖啡的企业建立联系。最终计划将使种植咖啡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摆脱贫困。这种做法其实与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类似。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全世界的企业家不论性别都可以把他们改善生活的想法转化为人们可以购买得起的产品和服务。比尔·盖茨将这个看作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每一个人来加速推动这个进程。无论你们是来自企业，还是政府，或是非营利机构，一同从事创新型资本主义的活动举措。
为什么日本模式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日本模式最核心的有两点，那就是“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
日本模式曾经也是很多人追捧的对象，不过现在已经失败了，其实即使不失败，也不具备可复制性，。终身雇佣很容易理解，年功序列制度其实就是工龄制度，是一种根据工龄涨工资的制度，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也实行过这种制度。
在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66.7％，在瑞典是75％，总共1.26亿人口的日本，当年却号称“一亿总中流”，这是因为日本的企业都遵循一种传统的“会社主义”，日本从来没有形成过西方国家那种“劳工阶级”，“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日本特有的企业制度促进了工薪阶层的平等，因此日本贫富分化不明显，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流。
在日本，大企业一般都实行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是指求职者，一经企业正式录用直到退休始终在同一企业工作，企业主一般不解雇员工。在日本的法律中，根本没有“终身雇佣”的规定，说到底，终身雇佣制是对日本企业雇工惯例的概括。
终身雇佣制于1928年，松下公司首倡。其创业者松下幸之助提出：“松下员工在达到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不用担心失业。企业也绝对不会解雇任何一个‘松下人’”这样一来，企业可以确保优秀的员工，员工也可以得到固定的保障。松下开创的经营模式被无数企业仿效，这一制度也为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成就日本的中产阶级社会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
1．劳动力供不应求 战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递增。劳动力不足、人才紧缺成为当时日本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且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状况难以在短期内转变。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为了稳定工人队伍，防止工人“跳槽”，普遍实行了“年功序列工资制”。
所谓“年功序列工资制”，即根据职工的学历和工龄确定其工资的做法，工龄越长，工资也越高，职务晋升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果学历、能力和贡献不相上下，工龄就是决定职务晋升的重要根据。这里所说的工龄，均指在同一公司或企业内连续工作的年数。“年功序列工资制”增强了企业对职工的吸引力，比较有效地防止了熟练工人和技术骨干被别的企业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