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此之外，张五常还对中国学者有另外一个不好的影响，那就是写经济散文。自从张五常的经济散文风靡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开始一窝蜂地写经济散文。其实一流的经济学家写经济论文，二流的写经济评论，三流的才写经济散文，中国那么多人写经济散文，但也没有出现一个名家，也没有什么名篇，因为散文这种东西非常受限。经济是门非常严谨的学问，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货币金融都离不开数据，如果离开了数据，这种讨论就是无的放矢，所以在客观上就不适合散文这种文体。张五常中文功底深厚，写出的散文古色古香，有独特的美感，但是其他学者都不具备这样的中文功底，因为张五常善用古语。不同的是，中国学者善用“土语”，因此他们的散文不具备任何美感。这类文章，内行的人嫌浅而不看，外行的人更是没有兴趣，因此经济散文渐渐也没有了市场，但是经济散文的写作却耽误了很多中国经济学者的宝贵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写经济散文的学者学术水平越来越差，也日益被边缘化了。
知识界为何劣币驱逐良币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的普遍知识水平低下，我们可以用经济学者的“信息不完全”理论进行解释。20世纪经济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不再迷信市场，正视了市场失灵，这使得经济学能更好地解释现实，其中对信息的研究尤显重要。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的交易是充分自由不需要任何运行费用的，就好像物理学家研究无摩擦的世界一样。但这不是现实世界的状况而是想象中的世界，在解释经济现象时难免不真实和漏洞百出，很多理论经济学家陶醉在这种被科斯称为“黑板经济学”中。
在20世纪60年代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兴起，市场交易成本的概念被提出，施蒂格勒研究了搜寻信息的行为、阿罗专门出版了信息经济学文集；尤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信息经济学的文章大量发表。这些信息经济学家使人们认识到真实世界中的市场信息不可能完全、市场信息在不完全信息状况下会出现什么行为，以及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方法。2001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的行为和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方法；1996年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
而之所以出现信息不完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知识分工的存在。劳动分工问题就一直是论者们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但是知识分工问题却被完全忽略了，由于知识分工的存在，每个人只知道社会很少的知识，行为主体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有了知识分工，一个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信息。
由于知识分工，现在的学科之间的划分越来越细，这明显不利于认识和解释社会。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如果只从自己专业角度看世界，难免出现偏见，这也是社会上谬论横出的原因所在，“专家”一词的贬值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我们还要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区别。“如果一个化学家或一个生理学家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化学家或生理学家而决定放弃接受综合教育并集中精力研究他自己的专题，那么他的这项决定便完全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是社科科学家，那这种专注于一个专业的做法会产生一种特别有害的后果，不仅会对社会产生偏见，而且会侵损我们在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能力。
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军事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这就是所谓专业化的尴尬，经济学本身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亚当·斯密、密尔、李嘉图、马克思、马歇尔等等，他们都不仅仅只是经济学家。然而，20世纪的经济学却分得越来越细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政策主张就形成不同的流派。
其实现在这种问题并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知识很浅薄的人却大力推广自己的一孔之见，而且是知识越少越偏激，越偏激的言论越容易在舆论界胜出。而那些知识丰富的人反而谦虚不语，时间长了，社会上充斥的几乎都是偏激的言论，也就是出现了知识界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在中国有四类经济学家最出名
另外，出名的经济学家并非最好的经济学家，前些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詹小洪研究员，曾经写过一篇《京城十类经济学人》的文章，将中国的经济学家分为十类，分别是：决策经济学人、会议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和诸侯经济学人十类。
但是以现在的观念来看，笔者认为应该将“基金会经济学家”、“投行经济学家”“商学院教授”和“报章经济学家”单独出来。中国的经济学家非常多，但最活跃的无非是这几类，而且都是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基金会经济学家向着美国说话，投行经济学家总是在关键时刻说些与趋势相反的话，商学院教授很多都成了地产商的代言人，报章经济学家多是记者、编辑出身，喜欢煽动民粹，毫无专业性可言。
尽管这几类人占的比例并不高，但是他们都乐于推销自己的观点，媒体充斥着的也主要是他们的观点，目前风头最劲，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在外人眼里，他们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代表，而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印象也长期被这四类经济学家代表着。
中国经济学家口碑不好的其他因素
另外中国经济学家口碑不好，除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之外，也有一些技术性因素。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很多经济学家的说法都来自于“即兴回答”。很多经济问题属于“预测型”，比如通货膨胀还是否继续？欧元是否会崩盘？这些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都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具体的研究才能确定，几乎没有问题是只靠专业知识就能回答的。经济学问题不但不适合即兴回答的，还都需要思考后再回答，但是很多场合不回答记者的问题也不合适。中国很多学者说法其实都来自于这种即兴采访。
第二，另外很多财经问题需要专业知识的铺垫，不是一下就能讲清楚，而且记者的每个问题都代表一个角度，不是每个角度被采访的学者都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当然也有给学者挖坑的，这主要是少数不良记者，不是主流，大多数记者都对自己采访的学者非常尊重。
第三，即使是邮件采访，其实给学者的思考时间也非常少。比如三四个问题，至少需要20分钟的时间，而且很多记者的采访都是新闻话题，需要学者要了解当时的新闻背景，但是即使是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整天看财经新闻，而且财经新闻太多了，不是每个都能注意到，如果不了解相关的财经新闻这些问题就回答不准确，因此就可能出现错误。但记者时间都比较赶，比如上午给问题，下午就要答复，或是下午给问题，晚上就要答复，这时间都非常紧张。，不利于学者进行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是先将问题进行答复，不耽误记者写稿，然后我想到了新的情况，再将新的想法补充给记者。其实这些采访对学者来说都是义务性的，是没有任何报酬的，而且学者每天都会面临非常多的这种采访。以每个采访用时30分钟计算，其实也是不少的时间，况且大家都非常忙。当然记者的采访可以让学者扩大知名度，这也算是对学者的报酬了，但是这样的报酬对很多大牌学者却没有什么吸引力。
第四，中国很多财经记者，确切说不是很多，应该是几乎全部的财经记者都没有经历过系统的财经学习。绝大部分财经记者都是新闻专业出身，因此他们在处理经济采访时，不是从经济专业角度出发，而是从民粹主义出发，从新闻的轰动效应出发，这也是很大一个制约因素。很多问题必须进行专业分析，比如外汇储备问题，炒作了这么多年，但民众仍然一头雾水，关键是很多问题的真相并不符合民众的感官需要，因为这样的真相媒体不乐于报道，所以民众就很难知道真相。比如媒体喜欢报道涨价，不喜欢报道降价，除非是暴跌，媒体喜欢货币超发，而对于那些客观分析的则不喜欢报道。民众需要的是正确的、专业的新闻，而不仅仅是危言耸听。
第五，很多记者总喜欢采访当官的。比如北大、清华中国经济中心的主任，某经济院系的院长，或是社科院等相关研究所的负责人等，但是当官的不一定学术水平高，而且更重要的是记者采访的问题不一定是此人的专业，经济学是分很多专业的，比如在金融和货币政策方面就有很多经济学家不在行，比如现在很多人喜欢采访北大中国经济中心的主任姚洋，但是姚洋是研究农业经济学的，其他的都不在行，但是很少见到记者针对农业问题采访他，几乎都是农业之外的问题。
第六，当然这些问题主要责任在学者。中国学者总体水平比较差也是根本原因，中国学者除了专业书籍之外，很多说法其实就是来自于媒体，也就是学者跟着媒体学，特别是对新闻事件的分析，而媒体又引用学者观点，来回反复地引用，而媒体的来源基本上都是外电报道，财经领域的报道很多都是来自于外电。因此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其实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说法的“山寨版”，这一点都不足为奇。
第七，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盲目追随西方，而不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不仅跟着西方唱衰中国，而且总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免费的“经济杀手”。实践证明用西方经济范式分析中国问题的基本上都错了，因为人家所处的经济阶段跟我们不一样，总是照搬人家的说法肯定不行，其实这不是西方经济学的错误，而是中国学者不知道“活学活用”所致。目前这些人有跟中国的右翼民粹主义结合的趋势，有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他们的危害将比以往更大，因为右翼民粹主义主要是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代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
第八，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其实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比较大。有的研究资金来源于海外基金会，有的来源于民营资本，有的直接来自跨国投行，甚至中国的煤老板们都有自己的智库，养着一批专家。这都会产生影响，但是这些人分析问题都很曲折的，但表面上都是技术性的分析，你根本找不到把柄。
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转变
笔者在2012年初受邀参加中国经济论坛，厉以宁、成思危等人都发表了演讲，成思危主讲经济形势，并无新意，但厉以宁的演讲则非常耐人寻味，在演讲中厉以宁大力宣扬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经济理论。缪尔达尔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福利学派，曾与哈耶克同时领奖。
而中国经济学家一向都是哈耶克的推崇者，而厉以宁突然将自己的思想转向了哈耶克的对手缪尔达尔，并在演讲中大力推崇缪尔达尔提倡建设保障房的主张，这怎么不让人吃惊呢？
之前的厉以宁绝对不是这个样子。以前的厉以宁认为“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同时期秋风也是近年左转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甚至江湖谣传秋风已经被自己一手创办的哈耶克协会开除。见到秋风时，笔者称赞秋风是“当代中国的严复”，笔者问秋风对严复有没有研究时，秋风表示研究很少，笔者就讲了两人的相同之处：秋风与严复的思想经历极其相似，都是早年通过翻译思想书籍，最早接触、传播新思想，然后成为思想领袖，但最后又趋于理性和保守，最终回归儒家传统。秋风表示自己要认真研究下严复。我们相信秋风没有研究过严复，但秋风和严复在不同的时代走上相同的道路，是因为二者既有相同的思想成熟逻辑，也有类似的时代背景。只不过严复为中国引入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秋风为中国引入的是哈耶克主义，前者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灾难，后者造成了难以解决的经济和民生问题。
后来笔者又问秋风，现在是否还信奉哈耶克，他说仍然信奉，但补充了一句，世人对哈耶克误解比较多，其实这里面的潜台词就是其实现在流行的哈耶克主义并非真正的哈耶克主义。笔者听后补充到，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理论都被简化了，一简化就走形了，笔者举例，伯南克是货币学派，但很多人将伯南克当成凯恩斯学派进行批判，这是典型的无知。
其实科斯、哈耶克都是肯定政府的作用的。比如哈耶克一直强调政府对自由的保护作用，没有政府的保护，公众不可能有自由，而科斯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这些理论都非常清楚，而中国的哈耶克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者，却将他们的理论者减缩成了小政府主义，甚至是反政府主义者。
认识一个学派，我们既要知道他们的理论基础，也要了解他们的主张。他们的主张是由他们的理论基础推导出来的，因此了解他们的理论基础比了解他们的经济主张更重要。现在人们只是了解他们的主张，而不管理论基础，肯定错误百出。当代中国人只了解几个时髦的人物，一说就是谁主张什么，谁不主张什么，但为什么要这样，没人去探究。即使是爱看书的人，也只是看几本历史上的畅销书，却不研究学术发展的体系与脉络。中国学者很多时候表现得毫无良知，其实背后跟这种思想体系的不完整有很大关系。
中国学者为何热捧哈耶克主义？
哈耶克的一生的悖论很多，他终生反对社会主义，但他的经济学思想却是来源于马克思；他一生反动道德与社会正义，而他却曾是芝加哥大学的道德学教授；在他不研究经济学三十多年之后，却获得了半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反动福利社会，但却因为芝加哥大学给的退休金太低而辞职；他的成长受到日耳曼文化的滋养，而他却一直为融入英美主流社会而努力。
哈耶克在大学期间主要学习了三个专业，分别是心理学、经济学和法律，这三个专业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早期研究经济学，后半生研究法律，但贯穿他始终的是心理学，他的每个著作都散发着心理学的魔力。
哈耶克的一生也是一个移民到异国努力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哈耶克出生在奥匈帝国，在面积上这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国，在人口上，也仅次于俄罗斯及德意志，是第三大国。但他在英国待的时间最长。
他进入英国时，凯恩斯早已是威望甚高的经济学家，而哈耶克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小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