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通知》对创业投资企业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以目前实行的33%企业所得税率折算，可抵扣的税额相当于投资额的23.1%；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的25%企业所得税率折算，可抵扣的税额相当于投资额的17.5%.优惠力度应该是比较适中的。虽然单纯看所得税抵扣力度，无法与大多数创业投资发达国家与地区相比，但是联系到根据2000年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如果创业投资企业在进行应纳税所得抵扣后，按照足额税率核缴余额部分的所得税，企业投资者将无需再缴纳所得税，这种综合效果应该能够显著降低投资者特别是企业投资者通过创业投资基金间接从事创业投资的总税负。
3.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国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中小企业在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满足社会需要、缓解就业压力、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中小企业投资大都集中于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灵活多样、适应性强，可以有效缓解就业难的矛盾，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其购买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成为有效启动消费的重要手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标志着我国将把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作为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来抓。而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古代促进民间投资相关规定的借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制，没有现成的模式照办照套，只能根据实际需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改革完善现有的税制。然而人类历史上任何重大改革或新理论的提出，都离不开吸收人类已有的优秀文化成果。邓小平同志说：“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提出新理论？古代中国，尤以春秋时期管仲改革中的税收经济思想和宋代财税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作为改革和创新民间投资税收政策的借鉴。
1.宋代商税制度对当今民间投资税收政策的借鉴
第一，商税立法随时势修改
宋代注意随时势变化修改完善商税立法，以避免增加商人税收负担。比如，宋初，为“惠通商贾，懋迁万货”，创制了“商税作则”，作为官司严加遵守的征商准则；确定税务课额，防止州县税务官吏非法邀阻和勒索商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现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方面的相关税收政策，大多数产生于1994年经济过热时期，与当前的经济形势已不相适应，存在着一些缺陷，并导致投资成本增加，相应降低了投资利润，影响了投资收益，由于税收政策不能随着时势变化而调整，最终致使社会投资总量减少，制约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
第二，相机商税减免统
治者根据经济情况和当地自然灾害情况，经常给予临时的特定减免。如，绍兴三年，“临安朝天门外失火”，烧毁很多民居，为了百姓尽快重建家园，当年免去了竹木税。可见，宋朝的统治者很注意把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颇值得我们现代的税收制度借鉴。而当今我国在鼓励民间投资方面的调整力度还是很不够的，如发达国家早已开征了遗产税、赠与税等，政府不仅可增加收入，还可有效缓解分配不公矛盾。而我国至今仍未开征遗、赠与税，导致税收不能及时发挥对经济的分配调节作用，造成税收的潜在流失。另外，由于政策支持力度有限，民间投资企业做到一定阶段，不再做大，不再扩大投资，不再增人增设备，使企业维持“微型化”、“短期化”的投资类型，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第三，宋代贯彻税法的法定原则
这一思想理念要求在进行民间投资税收政策改革与创新时，要遵守依法治税、规范统一的原则。在对促进民间投资的税收政策进行相应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体现税收法治的原则，依法办事，依率计征，严格按照法治要求规范各种税收优惠、各投资主体之间的税收行为以及税收征纳双方的关系，以促进民间投资的稳定有效增长。
2.管仲的改革思想对当今民间投资税收政策的借鉴
第一，在赋税政策上，管仲主张公平税负，减少课税种类。主要在土地税上执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按土地等级实行差别税率，即“地均以实数”，把全国土地按土质、产出分为“百而当一”、“十而当一”、“五而当一”等不同等级，折成标准耕地面积征收土地租税；“相地而衰征”（《管子？大匡篇》）就是在广大农村对土地进行普查，依据土壤的肥瘠和数量，公开、公平、公正、合理征收数额不等的税收。[3]这一思想理念要求在进行民间投资税收政策改革与创新时，要遵守兼顾公平、平等竞争原则。改革和创新促进民间投资的税收政策，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必须兼顾公平：一是要切实保证民间投资在整个投资群体中的税负公平，不受歧视，力求横向公平；二是民间投资之间的税负应尽量保持相对稳定，以实现纵向公平。
第二，管子主张轻收“关税”，合理分征，不重复征收思想。《大匡》载：“桓公践位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问第》记载：“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而在当今民间投资环境中，大量存在着双重征税的现象，如：非公有企业除了缴纳税率为33％的企业所得税外，还要缴纳税率为20％的个人所得税，投资收益大大削减。因而在民间投资税收政策改革与创新中要通过清费立税，整顿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和结构性减税、扩大税收优惠方式、严格税收征管，来切实减轻民间投资的税外负担。
第三，管仲还提倡保护税源，提出“审其分，则民尽力”，（《管子？乘马篇》）“归之于民，托出于民”等一系列涵养财源的措施，并告诫当时的统治者要“辟则惠、闭则乱”。这一思想理念要求在进行民间投资税收政策改革与创新时，要遵守涵养税源、促进发展的原则。从现阶段而言，民间投资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实力而言，都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尚属于弱势地位，因此在对现行税收政策进行改革与创新时，必须正确兼顾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通过实行轻税政策等方式，给予民间投资一定的支持与保护，这是促进民间投资的需要，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总之，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改革和宋代财税制度中所反映的税收思想体系完备，讲究民间资本的利用，发展商品经济，对后世各个封建王朝所借鉴、继承，由以其中所反映的不重复征收、涵养税源、公平赋税、相机商税减免等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的完善。
二、促进民间投资的税收政策原则
众所周知，对民间投资企业的财政税收优惠措施一直是国际支持和保护其发展的通行做法。我国长期以来通过相关制度刺激民间投资的途径通常有两种：一是建立消费型的增值税和普遍的投资性减免税等各类全方位的刺激投资机制。二是建立实行有方向的投资性减免税等刺激投资向一定方向的投资引导。所以，面对当前民间投资所遇到的障碍，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好形势下应该着重两手抓，通过上述两种手段逐步完善一套系统的扶持民间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所以，制定相关促进民间投资的优惠税收政策措施并不是要对目前的税收制度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变动，而是重点放在保持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财税体制基本不变，普遍进行全国性的财税制度大改革，其思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公平竞争原则。一是力求横向公平，要努力实现民营企业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群体中的同等待遇，维护企业在经济环境上的平等，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出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二是纵向公平，民营企业的税负应该尽量保持相对稳定，不要有大起大落的急剧变化。
二是，政策倾斜原则。民间投资企业由于规模小、资金少、风险大缺乏竞争力，很难与大企业相抗衡，在市场竞争中常处于劣势。作为弱势群体，它离不开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因此，在不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有必要对民营企业继续实行轻税原则，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照顾。对一部分确实需要特殊优惠的民营企业（如福利企业），应实行先征后退或定向补贴，使其快速蓬勃发展。
三是，优惠加强原则。根据各类民营企业的实际需要采取实时的降低税率、减免税收、返还税款、延长纳税期限、减少纳税程序、加速折旧、费用扣除等财税收优惠方法。努力推动税收优惠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保证国家长期以来所实行的直接优惠转向以税基优惠为主的政策，确保对民间投资的优惠措施有的放矢。
三、完善税法体系营造公平税负环境
针对中国目前民营企业税收政策零散分布，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建议在充分对民营企业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民营企业税收政策，并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完善中国税法体系。提高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的法律层次，为民营企业税收政策落实提供法律保证。避免目前存在的民营企业税收政策落实难，执行偏差等问题，合法地保障民营企业应受税收合法权益。
一是，扬弃分配经济优势的投资者甄别机制税收立法思想，确立分配经济机会的税收立法理念和制度。我国作为发现中国家，主要表现为民族产业力量薄弱和国内各类型投资严重不足。虽然目前实行的投资者甄别机制引进外资可使投资净额最大化，且能引进国外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但是，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一但经济发展成熟，我国的民营企业实力越来越强，同时，随着各个市场越来越开放。我国应建立公平竞争的机制，使国内资本与国外资本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争，这是发展和壮大民营企业的政策措施。从最近的国家有关政策来看，我国已经取消了外资企业在财税方面长期享有的优惠政策，这也反映了我国在确立分配经济机会的税收立法理念已经成熟。所以，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的财税制度，确立和实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目前的主要措施是优化我国现行的主体税种之一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在建立国内外投资者公平竞争的税收立法模式下，加强促进民间资本的投资力度的措施；特别是在生产要素流动日趋快捷的今天，国内的民间资本可以流向其他没有实行投资者甄别机制的国家或地区。同时，统一我国规范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把储蓄高效率地转化为投资，以此符合WTO规则之非歧视原则精神。所以，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要进一步规范税制，给予民营企业以税收国民待遇。从现行的法律制度来看，我国企业所得税虽然已经取消了“双轨制”，没有特别对外资企业税收有很大的优惠，在税收面前他们和国内其他类型的企业具有公平的竞争基础了。这是符合WTO的约定，也是我国承诺将对外资企业一律实行国民待遇，外资企业将会取消一些税前扣除和相应的税收优惠的实践。但是，目前的关税还没有相应的修改和完善，民营企业仍然和国外大企业没有公平竞争的平台，较高的所得税、流转税税负给予其更大的压力仍然抑制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因此应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的关税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另外，要通过提高民营企业享受目前仅适用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优惠政策；为适应目前各国加快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步法的新趋势，我国也应考虑在时机成熟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建议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企业，可在盈利后的10年内免税，以后减按18%（现为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所得额在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含20万元）的企业，可在盈利后的6年内免税，以后减按17%现27%）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年纳税所得额在20万元以上的企业，可在企业盈利后的5年内免税，以后减按30%征收。
二是，确立税收法定主义模式，防止政府对私人财产的立法侵犯。提高私有财产的安全性，是鼓励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的有效措施。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行政性一致同意的税收立法模式往往导致国家的行政权对国家立法权的取代，将本该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公共选择制定的制度转变为由行政机关通过政府的选择而制定成行政政策和措施。这种现象在我国财税制度领域表现的特别明显。我国相关的立法，如《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等一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他的税收法律基本则是国家行政机构的行政法规形式表现的，很明显地影响了我国议行合一的权力制约机制和基础。相较于行政性一致同意税收立法模式，目前的税收法定原则以法律的规范性特征取代各类政策的非规范性和策略性，这种以政治国家取代市民社会的法律工具理性的行为，实质上是对私有权利的影响、对权力的宪法限制取代行政权力的扩张及其可能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侵犯，所以，从行政性一致同意的税收立法模式向税收法定原则模式转型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促进一个国家民间投资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