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大学，女生是很少的，仅有极小部分女生会被招收进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学院主要学习建筑，那里离我们卡梅尔山主校区很远。周末，我最信任的朋友什洛莫回家后，我就尽量到特拉维夫过周末，以免在海法感觉太孤单。什洛莫是很受大家欢迎的花花公子，他拥有很多有用的电话号码（当然最重要的是包括马蒂亚的）。在特拉维夫的周末是一周中最鼓舞人心的时刻。只有在海法时，我才发现自己很孤独。
在以色列理工大学最初两年的学习期间，我仍然在后备军官训练营（ROTC），以色列国防军给了我全额奖学金。第一年，我与其他学生在尼夫沙阿南合租了一个公寓，在那里我有属于自己的房间，那时还没有女朋友一起住。第二年，我决定搬进校园的宿舍，那儿更便宜，离教室也更近。我和一个室友，加上同样也住在学校宿舍的好友丹尼·罗森斯特劳马，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起分享我们重要的经历和个人生活。没有女友的唯一好处也许就是生活成本少些，尽管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节俭。我仅有的衣物就是三套衣裤、一双鞋子和一双凉鞋，那双鞋子我每天早上都会把它擦得亮亮的，而且还曾在当地一个鞋匠那修补过。我购买学生票乘火车回特拉维夫，而且在海法我几乎都在学生食堂吃饭。尽管有预算限制，但每一刻我都享受着我新发现的远离家乡的自由，并一直渴望有个女友。
一年后，我的好运来了，而且还不止一次，是两次。暑假期间，我在国外旅行时，遇见了一个女孩，并为之倾倒。回到以色列后，我们继续来往，但唯一的问题是，她的学习和生活都在耶路撒冷，这使我们的爱情之路很艰难。直到幸运女神的再次眷顾，我遇到了另一个住在海法的可爱女孩。因为我现在有两个生活在不同城市的女友，生活变得有点复杂。两个女友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并接受了这种安排——不要问我为什么。但是，当我遇到马蒂亚的时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候，这一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我：我的“海法女友”和马蒂亚是室友。
马蒂亚认为我没有认真地对待两人的感情，但是我对她是真心的。我和那两个女友分手后，使出浑身解数开始追求马蒂亚。
在我们第一次约会时，我向她倾诉了自己之前的遭遇，这确保了我的开场白是成功的。然而，顽劣的名声却如影随形。
在我第一次去马蒂亚家时，她母亲以斯帖·密尔瓦斯基·皮莱格博士，同时也是一名牙科医生，把我拉到一边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女儿对这段感情很认真，如果我真正地对她宝贝女儿感兴趣，那么最好是改掉自己的恶行。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尴尬的时刻。伴随着口吃和脸红，我还是试着向她解释，我已经改变了我的处事方式。大约一个小时后，马蒂亚的父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以极大的热情申明道，他爱他唯一的女儿胜过一切，并会不遗余力地确保她的幸福。他以一种警告的方式说：“每周我都会去海法，确保马蒂亚一切都好。”马蒂亚的父亲是一个化学家，他曾加入了哈加纳（译者注：这是一个地下军事组织）——以色列建国前的国防部队，并掌管成千上万的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文职人员。因为精通劳动法，加上随和的态度，他在这个职位上有着堪称完美的表现。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他，我相信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因为在我们“谈判”结束的时候，我获得了追求马蒂亚的许可。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并没有领会到谈判的艺术。当以优异的成绩完成高中学业时，我决定尝试申请军队的特殊学术课程，即阿图岛奖学金计划。我想，如果没有获得批准，我将回到青年运动，并与我的朋友一起加入纳哈尔旅团（青年先锋战斗队，其中结合了军队服务、养殖，以及后来的社区工作）。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别无选择。我与青年运动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好一阵子。起初我是一个积极的成员，跟随着我哥哥乌里的脚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支部委员会退出，甚至还被认为是叛徒，就因为我周五晚上是与来自于侦察营的新女朋友一起度过，而不是与我青年运动的同事在一起。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特立独行每时每刻都对青年运动的“集体意志”形成挑战，好像要突破彼此的边界而针锋相对。
1961年，以色列国会也就是众议院举行选举。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但既然我已答应过父母，我只会在业余时间工作，因此我决定把工作和爱好结合起来，作为一名招聘专员为以色列工人党工作。有人递给我住在特拉维夫的佛罗伦萨地区的人员名单，一连好几天，只要一放学，我就对名单上的家庭进行逐一寻访，标记出每个家庭成员是“党员”、“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这样工人党就可以知道它的选民在哪里。这份工作将在选举日那天结束，这个时间点与我青年运动的下一个宿营计划有点冲突，那个计划是在选举日三天前开始。我向宿营组长解释了这个情况，并请求允许我稍晚一些赶到内盖夫的营地。“不行，绝对不行！”他愤怒地回应道，“纪律就是纪律。按照约定你将会和其他所有人一起去……没有任何例外。”然后还继续挖苦道：“为什么你总是与众不同呢？”随后我离开了，没有设法去达成妥协。该小组按计划动身前往营地，我继续为工人党工作，就在这时我加入了工人党。
我记得，就是那一次，我被小组委员会拷问，这是一场由同志们组织的审讯。大约在我抵达营地的三天后，委员会召集了会议，叫我来澄清理由。听了我的解释，他们没有任何客气的言语，直截了当地把我从营地驱逐了出去。有多数票反对我，结果就是这样。
我之所以去营地，当然是确信事情会有转机。我带着满满一箱子好吃的东西，足以让我维持一个月的时间。我不可能在三天后就回家。我该怎么和我的父母解释呢？很快我就决定拖延时间，这对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我拿着行李箱，去了比尔图维亚村我舅舅兹维的家，他是我母亲的哥哥。他看到我进门时大喊道：“太好了，你来这里！”而且，没有纠缠着问我为什么突然来访，他让我在鸡舍和附近的果园工作。他们让我住在外公和外婆曾经的卧室。我的外公阿鲁恩（我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我出生的前两年就去世了。在进入他们的房间时，我敢肯定我外婆莎拉的气息就在四壁之内徘徊。我很高兴，住在新的临时住所也很习惯，我在比尔图维亚度过了美好的十四天。我帮助舅舅把果园“让沙漠变绿洲”，吃得也好，用完了我带来的食物，然后就回家了。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提前回来了。
在家里，我心中盘算着是否应该返回青年运动。我想念我的朋友们，但我的名誉已经被玷污了，所以我决定不回去了。因此，当我十二年级的时候，我就不再是青年联合运动的成员了。我当初对自己的承诺——如果不被阿图岛奖学金计划录取，我将与青年运动的伙伴们一起加入到青年先锋战斗队——变成了一句空话。这仅仅是虚张声势罢了。
事实上，从那一刻起我已经把个人意愿置于团体之上了，阿图岛课程已经成为我唯一的选择。那时候，我已经认识到，魅力和自信仅仅是个体与群体角逐时一种叫嚣的资本。任何一个对安全可靠的胜利之路感兴趣的人，都会很好地投资与他人的关系，并确保权力的平衡有利于自己的目标实现。为了自身的利益认真考虑群体的意见——无论群体是谁，都是一种非常明智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