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实践证明，一个没有高度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人，就不可能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没有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就难以主动去维护社会主义法律尊严和权威，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下就很容易以身试法。社会主义法律凝聚着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要求，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人，必然有很强的党性原则，自觉地遵守法律。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毛泽东同志在当年提倡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时，并不是一概否定历史和传统，而是吸其精华、除其糟粕，故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主义精神，并说：“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而明确地界定了共产主义道德标准。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英雄辈出的年代，20世纪60年代的焦裕禄和雷锋就是众多英雄的典型，他们成为领导干部和普通公民多年以来的学习楷模。那时社会上的犯罪率很低，应该说与学习英雄模范的道德品质不无关系。现在，我们虽然搞市场经济，时代变了，人们的观念在与时俱进，但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不能丢，先进的共产主义道德应继续发扬，绝不能搞资本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那套。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在提出“依法治国”之后不久，又提出了“以德治国”，二者的紧密结合丰富了治国方略的内涵。“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对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理解透了，正面宣传教育到位了，在犯罪预防上就必能取得更大成绩。
再次，在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青少年普遍进行法制观念和道德教育的同时，还要把对外来人口的教育问题纳入议事日程。
各大城市的外来人口普遍年纪轻，文化素质低，小学学历多。他们进城后遇到的主要实际问题：一是缺乏市民意识和主人翁的思想，导致与市民心理、社会情感、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观上的隔阂与对立；二是由于处于流动之中，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其子女教育培养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导致他们的心理上产生受歧视、受排斥的感觉；三是法律意识普遍偏低，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也不知道如何维护与排解。
为此，有关部门应经常组织他们进行法制教育和市民的权利义务教育，对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应予以坚决维护，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不法侵害时，应主动给予法律救济。对于他们自身及其子女的学习，应与当地市民一视同仁。
创建安全文明社区，实现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
第一，关于搞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问题。这个问题涵盖的范围很宽泛，诸如居（村）委会的建设、调解委员会的建设、治保委员会的建设，以及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建设等。基层建设搞好了，对于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是大有裨益的。但是，有的地方的基层组织建设仍不健全，没有随缺随补，基层的组织功能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致使预防的控制犯罪工作尚不尽如人意。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搞好两个“组织法”的落实：一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根据这部《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组织。居委会的主要任务有六大项，即：（1）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2）办理本居住地居民的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3）调解民间纠纷；（4）协助维护社会治安；（5）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6）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二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该《组织法》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村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合法的权益和利益，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该《组织法》还对刑释人员进行政策性规定，即依照法律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编入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应当对他们进行监督、教育和帮助，不得歧视。居（村）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和在基层政府和公安保卫机关领导下的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都属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新形势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精神，应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切实搞好民间的纠纷调解工作。调解民事纠纷要注意方法，促进团结，教育纠纷双方互相体谅，团结互助，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还可以采用制定各种公约的方法做好调解工作，通过“妙理千家事”来“温暖万人心”，防止矛盾激化，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安定。
第二，关于创建安全文明社区问题。所谓安全文明社区，是指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它的基本要素有一定的地域，有一定的人群，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共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及相应管理机构，有满足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要求的各种生活服务设施。我国的社区建设处于初创阶段。现在北京、上海、天津都开始创造文明社区，以顺应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营造一个政治稳定、治安良好、经济发达、居民文明的社会环境。从这直辖市创建文明社区的经验看，它是实现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好转的一种最佳的做法。（1）治安防范机制进一步加强，使社区范围内发生各类治安案件大为减少。以前居民集居的地方，也是治安案件常有发生的地方。如抢劫、勒索、入室盗窃，严重威胁和影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大家只是“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通过创建文明社区，大家的事，大家办，社区的治安，大家来预防。在具体措施上，社区通过采取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的防范措施，强化社区管理。特别是对外来暂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的管理严格要求，以及综合运用“打击、教育、管理、防范、改造、建设”
等多种措施，使社区安全有了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得以确保。（2）社区矫正正常开展之日，即是对非监禁刑罪犯的教育、改造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真正体现之时。社区矫正是由社区矫正组织依法具体实施的，虽然目前仍需要司法警察配合社区对矫正对象实施矫治和监督，但从发展的视角看，未来的社区矫正机构将有完全的矫正的行刑与矫正权力。许多学者专家认为，我国的社区矫正人员的培训、考核与聘用应与世界接轨。在条件成熟时，担任社区矫正的官员必须参加国家的司法考试，合格者方能有资格获得聘用，而不是谁都可以从事这项庄严的社区矫正工作的。（3）建立和健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营造文明、安全的社会风气。社区要与“严打”斗争、依法治市、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与开展共建文明路、文明街与文明商店相结合，与开展评选文明市民、文明户、文明村（镇）、文明企业和文明单位相结合，促进社区建设向安全文明城市和区县过渡。社区还应进一步开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提高社区群众整体素质，培养良好的社区与和谐邻里关系和崭新的社区民风，这对于实现社会治安风气的根本好转上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原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大的犯罪预防与治理方略”
原载于中国法学会、北京市委政法委科研项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犯罪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381～406页）
由周恩惠、赵云阁合撰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与实践
首都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北京市法制战线上的实务工作者100余人，在北京法学会组织下，于1995年12月15日举行了“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与会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畅谈了学习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心得体会。
一、与会者认为邓小平民主与法制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研究邓小平民主与法制理论，不能离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整体。只有如此，才能正确把握邓小平民主与法制理论的地位、作用和精神实质。许多学者专家说，邓小平民主与法制理论是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而同步形成和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再到“82宪法”的制定，这一重要理论在改革开放起步中逐步发展；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随着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逐步展开，这一重要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基本形成体系；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为标志，这个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还有的同志把这个理论形成的起点，追溯到1956年或者1949年，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前。这属于该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属于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问题。
二、与会者认为邓小平民主与法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发展民主政治、实行依法治国。发展民主政治、实行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他继承了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观点，把发展民主政治与实行依法治国这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民主与法制理论更加深刻、科学，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发展民主政治、实行依法治国，符合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反映了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符合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只有发展民主政治、实行依法治国，才能保障改革、发展、稳定这个大局，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发展民主政治、实行依法治国的思想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符合当代世界文明制度发展的大趋势。
三、与会者认为邓小平民主与法制理论的基本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手抓”的思想。邓小平“两手抓”的思想有以下的含义：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应当把它们放在战略高度来考虑、规划和实施；民主与法制建设同经济建设具有密切的联系，没有民主与法制的保障，经济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民主与法制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并发挥其导向作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处于中心地位，民主与法制建设必须与之相适应，滞后的问题必须尽快扭转。
（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提出来，并深刻地阐明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以及民主法制、经济建设、社会进步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大体上包含如下内容：从历史发展上看，坚决贯彻执行这一原则，有其特别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也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要求；从现实意义上看，只有坚决贯彻执行这一原则，才能全面地发挥法律的作用；从基本内涵上看，是在立法中要贯彻公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是反对特权，是保障人人有依法享有的平等权利和义务，是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四）以民主化和法制化相结合为原则改革政治体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统观全局、高瞻远瞩地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时，已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通盘考虑在内了。大家深入领会小平同志这一方面的论述，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党和国家要致力于维护和保障我国的主权和公民的人权，并且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使公民全面享有我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要努力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有效地防止官僚主义。加快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要本着民主的精神，建立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配合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扫除障碍。评价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主要有三条：一是能否保持政局稳定；二是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三是能否保证生产力持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有三个：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
（五）正确理解党与法制的关系。邓小平十分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搞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搞法制建设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体现党的领导的途径主要是，坚决地执行宪法和法律；团结党外人士去实现宪法原则和执行法令；党组织和党员要带头守法；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总之，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些精辟的论述后来都以准则或原则的方式载入了党章和宪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秩序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