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如夏花般绚烂
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徐志摩《接待泰戈尔》
大千世界里每一个生命都是一卷传奇，在岁月的罅隙中顽强而骄傲地生长着，生如夏花之绚烂，纵然有一天生命陨落，也当如秋叶之静美。
印度的大文豪泰戈尔在那个年代已经是誉满天下的人物，就算你问一个十几岁的学生最喜欢的英文诗歌是什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念出几句泰戈尔的诗歌来。那些年如火如荼怒放的青春，在飞鸟中追逐着毕生渴望的自由，在新月里寻觅着唯美的花开世界。
泰戈尔被称为现代印度百科全书的哲人，早在1913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15年，他的诗歌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面对由梁启超和林长民等人主持的讲学社的来华邀请，他欣然接受。
当徐志摩听说泰戈尔将要来华的消息时，他几乎欣喜若狂，被邀请作为泰戈尔的英文翻译，他更是感到殊荣备至。全国的各大报社争相报道这一消息，许多人都抱着满怀的崇敬与仰慕期盼着泰戈尔的到来。
能够为自己仰慕的人做一些事情，那是最幸福的时刻。纵然是毫无酬劳的辛苦，也是心甘情愿的。徐志摩认真而热情地做着每一项准备工作，他先后写下了《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的确期》等文章，一面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一面也时刻向那些沉陷在“泰戈尔热”中的人们传达关于泰戈尔的最新消息。
他希望泰戈尔崇高的精神品质可以洗涤国人的心灵，正如他在《泰戈尔来华》中所说：“我们所以加倍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
那时的泰戈尔，已是64岁的老人。当他的朋友听说他要来中国时，都纷纷劝阻，让他注意身体。但他最终还是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1924年春暖花开的4月，泰戈尔乘坐的海轮来到了上海汇山码头。
徐志摩及同来的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郁达夫以及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时事新报馆的代表等早就在码头迎候了。
精神矍铄的泰戈尔穿着一袭棕色长袍，头上戴着红色柔帽，银白色的胡须在风中髯须轻轻飘动着，双手合十，宛若飘逸的仙客从天而降。
那种飘然的笃定，那种纯净的淡泊，是潜藏在灵魂深处的生命之原态，没有功名利禄的熏染，没有尔虞我诈的纠纷，在历尽了人生的大风大浪后，那种与生俱来的恬淡愈发闪耀生命的光辉。
那是生命最原始的状态，每一个人都曾经有着那样纯真的情怀。只不过，纸醉金迷的岁月、灯红酒绿的生活让他们失去了最原始的纯真，原本透明的心灵向着扭曲、混沌的状态发展开去，生命的意义在他们的灵魂里也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来到上海的泰戈尔，先是受到了上海印度人士、上海以张君劢为代表的文艺界友好人士以及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热烈欢迎，泰戈尔在表达了谢意之后做了来华后的首次演讲。
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带着饱满的精神与热情，在众人的陪同下开始了在中国的讲学与游历。他们先从上海南下至杭州，游览了风景如画的西湖，在灵隐寺做完题为《飞来峰》的演讲后又回到上海，然后至南京、济南，做完演讲后就马不停蹄地乘火车北上至京。
火车进站的汽笛声在众多的等候者听来是那样的悦耳动听与激动人心。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百里、林长民、陈源等学界、政界名流已经守候多时，当看到苍髯满颊的泰戈尔从火车里款款而出时，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起来。
四月末的北京，空气里有淡淡的花香，春风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在温暖的阳光里来来回回地摇着杨柳的嫩枝条。有时会有悠然的蝴蝶飞过，像一个超脱尘世的哲人，在喧嚣的世界中扇动着一对淡泊文雅的翅膀。
在这一段时间里，泰戈尔频繁接到来自各个学校和机构的邀请，各种演讲、宴请让这位白发老人忙得不可开交。
也是在这个时候，徐志摩终于又见到了他日思夜梦的人。每次泰戈尔做演讲，徐志摩作为翻译必随左右，而林徽因作为新月社的成员，又是林长民的掌上明珠与梁启超未来的儿媳妇，也参与了接待工作。这个娇艳如花的女子，在徐志摩原已静下的心湖上再度激起了层层涟漪。对理想的执着，让他再度沦陷在对爱情的追寻中。
参与接待工作的，还有一位重要的女子——凌淑华，她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是在这个时候与徐志摩、陈西滢结识。
1924年的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生日，徐志摩与北京学界安排了一场特别的祝寿会。胡适之作为主持，并以十九张名画和一件名瓷为寿礼，另外，他们还赠予泰戈尔一个中文名字“竺震旦”，象征着中印文化的完美结合，同时也意味着对泰戈尔崇高的敬意与高度的赞扬。一枚刻有“竺震旦”几个字的大印章，也在一阵雷鸣的掌声中交到了泰戈尔手上。
祝寿会以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的上演而走向高潮。为了尽量展示剧情原貌，并表达对泰戈尔的敬意，话剧全程用英语演出。
这是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齐德拉是国王的独生女儿，为了让她像儿子一样传承国家大业，齐德拉从小就受到王子的训练，这使得她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女英雄。有一次在山林中她见到了邻国的王子阿俊那，并一见钟情。齐德拉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缺乏女性应有的美丽，在爱情的折磨中她苦苦祈求爱神赐予她美丽的容貌，哪怕只有一天。爱神终于被打动了，赐予齐德拉一年的美貌。貌美倾城的齐德拉终于赢得了阿俊那王子的心，并喜结连理。善良的公主不愿一直冒充美人，然而又怕王子知道后会离开她。后来她得知王子一直倾慕邻国的英雄公主，欣喜的齐德拉祈求爱神收回了美貌，阿俊那王子终于知道原来身边的妻子就是自己倾慕了许久的英雄公主。
在这幕剧中，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张歆海饰王子阿俊那，徐志摩饰爱神，林长民饰春神。美丽的舞台上隐隐映出“新月”影像，表达了新月社向《新月集》的作者泰戈尔崇高的敬意与深深的谢意。这一切让这位远道而来的老人深受感动。
也是在这幕话剧演出后，关于徐志摩与林徽因“金童玉女”的传说越来越盛。徐志摩风流倜傥的仪表与名动一时的才情，林徽因温婉秀美的容貌与如水横溢的才气，也让世人深感他们的般配。捕风捉影的信息，添油加醋的描绘，更是引来了那些爱看热闹的中国人的围观。
最善于捕捉桃色新闻的记者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可以吸引国人眼球的新闻，徐、林二人的情事自然频频见报。
经济利益的驱使，让很多报刊、记者们超越了道德的底线，他们用唯恐天下不乱的眼睛紧紧瞄着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有那么一点的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大张旗鼓地开始炒作，他人的名誉，总是被利益的大脚踏为齑粉。这是一种与媒体行业共生的现象，无关于时代，无关于地域。
2、无言轻轻话离别
道一声珍重，
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光阴荏苒，不觉中泰戈尔已经来到中国一个多月了。大大小小的演讲，他发表了有三四十次。顾不上旅途的劳顿，泰戈尔一心致力于中国与印度文明的发展与繁荣。他赞扬中国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提出了孔孟之道的诸多优点。
然而在那个思想冗杂的年代，很多人被先进的西洋文化蒙蔽了双眼，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先祖们流传下来的文化精髓，将那些精华思想视为糟粕。泰戈尔的赞扬与提倡，让他们颇具反感。于是一部分人开始反对、批判泰戈尔，认为这个从英国的殖民地来的老头子太过于守旧与顽固，甚至一些激进的青年人在报纸上公开用激烈的言辞指责他。
诗人都是敏感的。有时候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也能在他们的思维里造成席卷人生的风暴。泰戈尔渐渐感觉到了反对派们的不欢迎，虽然身边的人对他作出了一些解释，但伤害就像钉在木板上的铁钉，纵然拔掉了依然会有痛过的痕迹。再强大、坚强的心，也不可能在受到伤害之后还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是那些左倾冒进、不顾后果的激进人群，伤害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不顾亲人、朋友、医生的劝阻，不顾万里行程的劳苦，甚至一次次放弃休息的时间，为这些异国他乡的人做着一场场动人心魄的演讲，不为利禄，也不为功名，只为古老的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传承，他愿意做这两大文明的纽带，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能用自己满腔的赤诚来感召青年们真挚的同情，用年轻的力量一起扛起文化传承的重任。
然而他终究是失望了。那种满怀希望而来，却迎面被泼了一头冷水的感觉，让这个老人深感痛心。他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希望真挚的感情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爆发，让文明的火种传递下去，不要再被那些利欲熏心的人蹂躏、践踏下去。
为此事，徐志摩在5月19日写下了《泰戈尔》，一面是对泰戈尔的赞扬与敬重，一面也希望唤醒那些被蛊惑的国民。他用一种呐喊的声音告诉世人，泰戈尔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颠覆了人们善良的本性，让那些芜秽的心里只剩下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却没有了收成的希冀。
这种意外的待遇，让本就身体不适的泰戈尔更觉懊丧。他不再演讲，而是冷静地计划下一步的行程。
五月的北京，正是繁花烂漫时节。茵茵碧草争相饮着甘甜的雨露，在温暖的阳光里悄然生长着。暖暖的和煦的风，引着一股股甜丝丝的花香钻入人们的唇齿。
没有注意到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老人的伤心。面对中国的现状，这位东方的文学泰斗只能沉默。他计划着下一步去山西，他要在那里寻求合作，开展农村建设计划。
在北京的最后几天，徐志摩陪同他游览了北京的名刹法源寺。袅袅佛家香火，仿佛在沉默中诉说着人生的真谛。也许生命本无对错，只是欲望的驱使让人们永远有着无尽的痛苦与悲愁，放下了欲望，才能拾起真正的人生。
法源寺里丁香花的馥郁芬芳也留不住诗人匆忙的步履。5月20日的黄昏，在徐志摩的陪同下，泰戈尔乘上了去往山西太原的火车。
许多人前来送行。一声声珍重，让离别的情绪染了悲伤的泪水。这一别，不知再见何年。谁都不知道，哪一声再见会一不小心成为永别，对于离别的悲伤，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承受却又总是不得不承受的。
当火车的汽笛声宣布了这场离别的开始，徐志摩透过车窗用一种含泪的笑容向众人挥别。人群随着距离渐渐模糊，那些人似乎都成了透明人，只有那个熟悉的倩影依然无比清晰。林徽因这个名字，她的音容笑貌，她的一点一滴，早已成了他心灵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记忆的远行，在心底愈刻愈深。
就在前几天，林徽因告诉他，她就要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了，这一去也许就是三年五载。错愕不已的徐志摩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令人绝望的消息，这些天与林徽因的相处，本来已经让他重新燃起了爱情的希望，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被无情的现实生生焚毁。
火车渐行渐远，窗外的景物逐渐由繁华变为苍凉。徐志摩的心里久久不能平息，那种刻骨铭心的痛在一点点剥蚀他的心魂。文字永远是最懂人的知己，他默默地拿出纸笔，开始给心爱的人写信：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
泰戈尔的助手恩厚之注意到了徐志摩反常的神情与举动，他明白这个看似潇洒的诗人一定是有什么痛苦的心事。就在他揣测着徐志摩的内心世界的时候，神情烦乱而沮丧的徐志摩似乎又不知该如何写下去了，他干脆将笔一丢，拿起没有写完的稿纸就要揉毁。
手疾眼快的恩厚之看到眼角含泪的徐志摩，立刻大叫一声“徐志摩哭了！”并一把将稿纸夺了过来，那封未完的信笺，也就在恩厚之手中完好无恙地保存了下来。
一路的风景与谈笑，渐渐冲淡了离别的悲伤情绪。到山西后，他们与时任山西督军兼省长的阎锡山会面，在听到泰戈尔的合作计划后他立即表示赞同，并且许诺晋祠一带的土地给他们做试验基地，让山西教育厅厅长冯司直承办具体事宜。
满怀希望的泰戈尔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农村建设计划最终因为军阀混战而胎死腹中。当然，这是后话。在完成了这一项任务后，徐志摩陪同泰戈尔经过汉口到达了上海。
1924年5月29日，泰戈尔在做完最后一次演讲后在徐志摩的陪同下一起离开了上海，东渡日本。
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当他们到达日本东京时，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然而顽强的日本人团结一致，丝毫不畏灾难的恐怖。那种顽强与团结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徐志摩。他多希望国人也可以这样团结一致地面对国情，用坚强的民族之魂来复兴华夏。少年时代的报国志愿，在心中竟悄无声息地再度燃起。然而百无一用是书生，满怀愤慨的徐志摩只能以笔为刃，用豪迈激烈的言语来唤醒国人的斗志。
日本女子的勤劳朴实，也让这个多情的诗人产生了深刻的眷慕。在离开日本时，他写下了着名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他所歌颂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日本女郎，更是美丽而勤劳的日本女子广泛的形象，她代表了那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群，善良、勤俭，纵然地位卑微，也要活出自己唯一的风采。
盛夏七月，泰戈尔与徐志摩离开日本，在经过香港时两人依依不舍地分手。
这一段深刻而伟大的友谊，跨越了年龄与国度的界限，给彼此的生命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也是徐志摩最开心的一段时间，感情的陶冶，视野的开拓，以及心爱之人所带来的希冀与快乐，一切的一切都让这个信仰感情的诗人终生难忘。
泰戈尔也深为徐志摩周到的接待与诚挚的友谊深深打动。他在回国后，将数次发表的演讲整理为《在华谈话录》，书的扉页上写着：
感谢我友徐志摩的介绍，得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相见，谨以此书为献。
千山万水阻隔不了深厚而伟大的友情。两人分别后一直书信相通，泰戈尔还赠予徐志摩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SooSim）”，徐志摩就经常用这个名字与泰戈尔通信，在称呼上也由原来的敬称“泰戈尔先生”转变为亲昵的“老戈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