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晚上跟美丽的女友E在聊天，讲起吃喝，E笑我说小时候吃得太好不是好事，养得嘴巴都刁钻起来，不期然地就忽然想起这两家面馆。张杯杯后来主力还是面食，徐杯杯的招牌换成四川饭馆，做川菜，少做面点，可是啊，那样毫不偷工减料功夫扎实的饮食，想起来还是口水直流。
香脆的杏仁碎粒，薄而香的巧克力包着细碎的坚果，中心裹着脆而甜蜜的香草奶油糖，吃在嘴里，不期然地又想起严家那对肥仔姐弟肿得像猪头的脸，复仇的滋味，比柑仔店的回忆更甜美。
柑仔店
从我家的大门出去，向左转，走大概五分钟，有一棵不高、但是很粗壮的榕树头，粗到大概需要两三个成年男人合抱，柑仔店就在榕树旁边。
在孩子的眼中，店主人是很老的。灰白的短发，焦黑的面皮，干、皱且粗糙，很像门口那株老榕树的皮。总是穿着没有袖子的背心，光着细瘦的膀子，坐在门口，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着扇子。
树底下，永远有几个跟柑仔店东一样面目模糊的老迈男人，坐在一起，也不看他们说话，偶尔会有人带着棋盘子来，下几盘象棋，不论输赢，晴天或雨日，榕树下的男人们，总是很沉默的。
店面很矮，光线并不好，里面东西又多得堆山积海，墙壁上、地板上、柜子里，糖果、饼干、玩具、零食多得数都数不完，简直没有下脚处。屋子里头有一个狭窄的天井，四壁堆着压得扁扁的碎布条、旧报纸杂志、玻璃瓶。拆开的纸箱子，叠得比我的人还高。四五个鸡蛋缸，种了茉莉花跟晚香玉，浓郁的花香混合着旧纸跟烂布的气息：
陈旧、油腻、霉烂，怪味道中透出强烈的芬芳香甜，那样的气味非常独特，跟记忆紧紧结合在一起，很难忘记。
柑仔店总是黑漆漆、暗沉沉的，看什么都不清楚，却是孩子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殿，比阿里巴巴看到四十大盗的宝窟还要心荡神驰。
小时候我多希望长大可以开一家这样的杂货店，写在作文里，当成我的志愿，还没交出去呢，被难得查我功课的爸爸看到，一顿好打以后，跟着就是好长的一顿训话，作文本子发下来重写。骂的啥现在当然记不清楚，不过整段训话的中心思想还是有接收到，浓缩起来就是三个字，“没出息”。
小店里头几乎什么都卖，王子面、弹珠汽水、作业本、黄色的铅笔、橡皮擦、洗衣服的塑料刷、小板凳、衣夹子、舀水的塑料勺、脚盆、上面画得花红柳绿的热水瓶、拖鞋、黑人牙膏，连竹竿都有。鸡蛋、卫生纸、罐头、面条、洗发精、味素、水晶肥皂、榨菜、酱瓜，一般人家的一切日常用品，只要想得出来，柑仔店里大概都有。
这些毕竟跟我们做孩子的没什么相关，并不是那么有意思。不比抽签可以换奖品，或是那种带着呛鼻气味的绿色泡泡胶，挤出一小坨可以用一只细管子吹出泡泡来，那才叫有趣。柑仔店卖的沙士也特别好喝，不给整只玻璃瓶，黑松沙士倒进塑料袋里头，装了碎冰，插根吸管，还撒上一把盐，“唰啦”一下冒出好多气泡，喝起来又甜又咸，真是奇怪的美味。
可是真正叫我着迷的另有其他。
一排很大的玻璃缸，加了盖子，里面装满蜜饯。上面贴着自己写就的招贴，白纸黑字地标示着各种好东西的名字。墨绿色、暗红色还有土黄色，不同风味的腌橄榄，红色的、青色的杧果干，黄色的菠萝干，橘色的木瓜干，化应子、酸梅、蜜枣、腌青梅、陈皮梅、乌梅、金丝枣、紫苏梅、洛神花、脆李。我着迷地读着那些看了就觉得美味的名字，瓶盖子一揭开，一股子又酸又甜的滋味“轰”地冒出来，闻得我馋涎欲滴。
可惜，十有八九都是我妈明令禁止的。她觉得做蜜饯的过程脏，晒太阳的时候又是灰尘又是苍蝇，还加了大量的色素跟化学添加物，吃了非病不可，所以我小时候几乎没吃过什么咸酸甜。看友伴吃，觉得非常馋，却从来不敢尝试，他们一吃完，整个舌头嘴唇红通通，让我妈看到我带着这样鲜红的舌头回家，当场抓包，恐怕会被打爆屁股。
第一次吃到那种红色的杧果干，是二十岁以后的事情了，并不喜欢，完全不记得小时候是如何渴望着可以大吃一顿杧果干。吃完了张开嘴巴，看到一条染得通红的舌头，忍不住扮个鬼脸。现在当然不会有谁拿着扫把跟鸡毛掸子伺候，忽然地就感觉到一点寂寞了。
柑仔店里也有糖果和散卖的饼干，那个年代，没有多少人买得起整包整盒的饼干搁在家里头。现在的小孩挺享福，美式快餐和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的饼干糖果，统统都不稀奇，包装要多精致有多精致，要多可爱就有多可爱。可是他们一定没吃过一块一块打散来卖的那种威化饼干跟酥饼，还有一大块一大块要用刀劈下来的花生糖，油腻香甜，放几天没吃，油渍渗透包装纸，简直会滴出花生油来。麦芽糖的中心包着颗红色的酸梅。最受欢迎的是一种红白色的糖球，因为便宜又抵食，硬硬的一大颗，简直可以撑爆脸颊，含好久都不会化。
森永的牛奶糖已经算是非常豪华了，我一次拿出来一罐乐家的杏仁巧克力糖，当场被视为英雄，每个人都跟我要好起来，任谁也没看过那种“外国糖果”。不过我这个英雄也没当多久，马上变成狗熊，隔壁严家的那一对肥仔姐弟，一人分到两颗糖还不过瘾，干脆把整罐糖抢走，我努力护糖无效，挨了一顿揍，而吃到糖果的“好”朋友们，统统瑟缩一角，看我一个人挨两个人打，建立在糖果上的交情，真薄弱。
当然是打输了，双拳难敌四手，何况两个对手加在一起比我重三十千克。我妈就站在门口，看到整件事情的经过，那天回家以后，她给了我整罐新的乐家杏仁糖，让我坐在门里吃。不知道妈妈是有意还是无心的，平常关得极严的防蚊虫的纱门，那天倒是洞开的，其他的小孩当然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不好意思再来跟我要糖吃，我也没有打算再跟人家分。在别人艳羡的眼光中独自享受甜头，觉得这个糖果格外的好吃，也第一次认识到自私自利这件事，其实是可以很愉快的。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我没有等那么久。跟着的那个星期，帮念高中的宽哥哥送情书时，我跟他讨了奇怪的报酬，求他帮我摘了个泥封的蜜蜂窝来。隔着糊在上头的干泥巴，还是可以听到蜜蜂群在里头不安的骚动，那种嘤嘤嗡嗡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通过电流，恶意地震颤着。
严家吃晚饭的时间，我打开了他家的纱门，把蜜蜂窝像手榴弹一样扔进去，蜂窝朝地上狠狠一掼，应手砸得粉碎，然后在人家一屋子尖锐的痛叫声中，气定神闲地把门关上。
现在我知道我当时的做法是太过火了，可是年幼的我并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致多么糟糕的后果。
爸爸为了这件事情，把我绑在床头，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了一顿，抽到皮带头跟皮带分了家。我双手绑在床架上动弹不得，人已经软软地倒在地上，半跪着半昏厥过去。迷糊地听到爸爸还在暴声怒骂，换了租书店借来的《楚留香》，卷起来左右开弓地照我的头脸痛打。书皮上钉的钉子划破我的眼皮，血流过脸上的伤痕，晕眩中，还是感觉到一阵灼热的痛楚。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痛得抽搐，呕吐不止，送到急诊室里被诊断说是脑震荡，在医院里住了一星期才回家。
出院以后没几天，我妈叫我去柑仔店帮她买几个鸡蛋跟一包白糖，在路上看到严家的肥仔姐弟，两个人的眼皮跟脸上都还是肿着的，布满蜜蜂叮的瘀痕跟肿包，我忽然笑了，脑震荡跟那一顿打，值得。
柑仔店后来拆掉了，要拓宽道路，连那株惊人粗壮的老榕树一起连根铲除，树下那群沉默的老男人们也都不知所终。童年的柑仔店，除了我的回忆，一丝痕迹也没剩下。
只有乐家杏仁糖还在。
我仍然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糖果，偶尔在家乐福看到，会买回来吃几颗，剥开金色的包装，香脆的杏仁碎粒，薄而香的巧克力包着细碎的坚果，中心裹着脆而甜蜜的香草奶油糖，吃在嘴里，不期然地又想起严家那对肥仔姐弟肿得像猪头的脸，复仇的滋味，比柑仔店的回忆更甜美。
爸爸喜欢甜食，家里的日本羊羹、花生糖、冬瓜糖、甜纳豆，都是为了爸爸准备的茶食。
如果要买蹦米香，妈妈还得多付几块钱请人家加糖，做得甜一点。不然爸爸吃一口就会问：
「咦？怎么不甜？」蹦米香
那个男人的皮肤很黑、很皱，瘦巴干瘪的，总是穿着一件破得穿孔的霉黄色汗衫，和颜色暧昧的裤子，裤脚卷到小腿肚，或是膝盖上。看不出多大年纪，一把朝天乱竖的浓发倒是漆黑的，连同脸上那对粗得几乎连成一气的眉毛和腋下茂盛的毛发的黑，是他身上唯一可以肯定的颜色。
男人蹬着一台看起来随时会解体的老旧三轮车，上面的东西跟主人一般焦黑油腻，尘垢满面。颜色暧昧污脏的麻布袋，大大的手摇的机器，把手看起来曾经是绿色，现在是锈得发黑的墨褐色。几个克林奶粉罐子，几乎分辨不出原来的橘色跟咖啡色字样了。
但男人却是村子里很受欢迎的访客。他总是在下午出现，三点钟过后，日光仍然明亮闪烁，却已经渐渐失去正午那种灼人的熨烫，变得温和起来。男人操着粗嘎沙哑的嗓子大喊：“蹦米香，蹦米——香喔！”声音一出，把整个午睡的村子从沉酣中唤醒，大人小孩一起兴高采烈地提着一小罐米出来，准备买一点甜头给自己。
不光是女人小孩喜欢他，男人也喜欢看到蹦米香的汉子出现，虽然持的理由绝对不是为了马上可以吃到嘴里的脆而甜的烧米香。蹦米香男人那一台老旧的车子上，总是坐着一个丰腴白皙的女人，在那一团污浊混沌之中，女人雪白丰硕的肌肤像是剥开的新鲜荔枝一样，光莹肥嫩，几乎要淌出蜜汁来。
其实女人穿得跟村子里的太太、妈妈并没有差别，很普通的花布洋装，露出来的部分也绝对没有逾越那个保守年代的标准，就是白皙得异样。女人细巧的骨架子上，皮肉一碰就一哆嗦，不见骨，也不是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给人一种肉颤颤的印象，很柔腻可口的样子。女人的小圆脸上细眉细眼，小小的鼻子，一张天然殷红的薄嘴唇，总是好脾气地微微上扬，逗引得村子里的男人都热心起来，自动地帮太太们拿出米呀糖呀的。
开始蹦米香了，男人把米接过来，倒进那个粗麻袋里，一下一下地摇着那个暗绿色的圆圆把手。麻袋子愈涨愈大，围观的孩子们兴奋的程度也跟着水涨船高。不一会儿，男人大喊：“要蹦了，要蹦了，小孩子把耳朵遮起来！”然后石破天惊的好大一声“砰”，刚刚还是硬硬小小的生米粒，炸成了圆圆胖胖的肥米花，随着一蓬喷香的热气，被倒出来堆在一个浅浅的方木盒子里。破旧的克林奶粉罐子里原来是黏稠的麦芽糖，男人把褐色透明的糖浆倒在米花上，均匀地混合，推平，稍微冷却以后，就可以切成一块一块正方形的蹦米香。
白皙的女人从来不开口，谁来撩拨她说话，她也只是浅笑盈盈，露出洁白的糯米牙，还是一声也不吭。熟练地接过钞票，放进身上小小的钱包中，再掏出零票子角子来找零。客户一一交上米来做蹦米香，随着天色渐渐黯淡，围观的人潮也渐渐散去。做完生意以后，蹦米香的男人收拾好工具，堆在破旧的板车上，腴润莹白的女人坐在上面，像是会发出微光的玉像，板车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离开了，愈来愈浓厚的暮色中，留下一丝熟米和焦糖的甜香。
我很喜欢看蹦米香，可是不太喜欢吃，怕黏牙齿，更怕蛀牙。我幼时被乡下的牙医整得惨不可言，对甜食有点害怕，所以妈妈很少买。就算买来也不是我吃，爸爸喜欢甜食，家里的日本羊羹、花生糖、冬瓜糖、甜纳豆（其实不是日本那种黏得会牵丝的发酵大豆，是沾了糖粉的腰形豆子，非常之甜），都是为了爸爸准备的茶食。如果要买蹦米香，妈妈还得多付几块钱请人家加糖，做得甜一点，不然爸爸吃一口就会问：“咦？怎么不甜？”
很突然地，蹦米香的男人就不再来了。有一天，爸爸吃腻了铜锣烧跟红豆饼的时候想起来要问，怎么很久都没有买蹦米香了？妈妈露出那种“哎呀有缘故的但是我不要在孩子面前说”的诡秘神情，轻描淡写地用日文跟爸爸说：“不会来了，杀了人，去坐牢了。”
家里的大人受日本教育的渊源深，几乎每个人都说一口流利的日文，我从来没有让妈妈还有其他人知晓，我听久了其实也是懂的，很狡猾地在她们用日文试探我的时候一脸空白，装羊，不去回答。于是大人就放心了，要说什么闲话都用日文，我于是听得一肚子乡野传奇跟家族秘辛。其实后来妈妈大概也知道我只是装聋，不是真的不懂，但是她也没有揭破，不动声色地允许我静静地在一旁窥探成年人的世界，我母亲有时候也很有点幽默感。
蹦米香的男人杀掉的是他那个洁白丰润的女人，因为怀疑她不贞，打算跟夜市里卖壮阳药的男人逃走，去华西街摆摊子。虽然没证没据，但是戴绿帽的疑云大过天，一天晚上喝完了老酒，就把女人用小刀子戳死了。
我爹摇头，一脸“世风日下”的样子。
妈妈斟上茶，小小的瓷杯子里绿意盈盈，也许是春茶？“很可怜呢，她是哑的，根本不会说话，一声也叫不出来，就完了。”
我坐在小凳子上，把地上的花生壳子一个一个捡起来，在桌子的角落排成三角形，又摆成一个小房子，忽然不耐烦起来，一把都扫进垃圾桶里。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那个雪白粉嫩的女人脸上那一抹浅笑，肮脏破旧的木盒子里头洁白芬芳的米花，跟女人一样白得耀眼，蹦米香的男人从克林奶粉罐子里倒出来的液体不是麦芽糖，而是浓稠的发黑的血浆。
我以后都没有再吃过蹦米香。
婆婆把盖在桶子上的纱布轻轻一掀，一蓬玉米的香，伴着热乎乎的白烟，倏地冒出来。桶子里是大大小小的白玉米，下半部浸在有点黄的热汤里，婆婆的手老但是不大皱，跟脸上的肤色一比，白嫩得多。
烧番麦
其实是水煮的玉米，也叫玉蜀黍，有人说是苞谷，台湾话的发音是番麦。
卖烧番麦的是个老婆婆，个子很矮、很瘦，细细的手脚，小小的枣核脸藏在皱纹里，看不大清楚五官。穿着洗得泛白的蓝布衫裤，头发用花布巾包起来，衣着虽然陈旧，但是很干净，整个人看上去很清爽。
我后来跟一个客家男生交往的时候，发现他外婆也做这样的装束，忽然地就想起卖玉米的老婆婆来。人的记忆真是奇怪，那么遥远陌生的事情，会被不相干的什么勾引上来，却又那么清晰，连细节都历历在目。
玉米婆婆来叫卖的时间，通常比蹦米香的男人晚一些，下午四五点钟才会到，用扁担挑着两个白色的洋铁皮桶子，上面用整洁的白色纱布盖着，苍老的喉音抖颤颤地喊着：“烧番麦喔，烧番麦喔！”平板的、直直的、一种没有情绪，也没有抑扬顿挫的调子，在缓慢宁静的午后，有着一种沉闷而不失愉快的风情。
我喜欢咸的零食多过甜食，小时候，同伴爱吃的零食多半都是甜的，我喜欢咸的，被当成怪物。就算吃甜食，也挑不大甜的东西，像菜市场卖的一种切成菱形的茶褐色果冻，叫菜燕的玩意儿，大概是我可以白着嘴吃的甜度的极限，比那个甜我就得拿水来冲下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