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前敌我友三方战略形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延续十年的内战终于停止，出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局面。国民政府在全国各阶层人民日益高涨的要求对日抗战的呼声推动下，积极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
六十年来处心积虑妄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加快了侵华战争的步伐。继1933年5月"塘沽协定"控制长城以南二十二县后，日本侵略者于1935年5月胁迫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将中央军、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和平、津市党部搬出华北，然后又连续导演了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宋哲元的冀察政权。宋哲元是冯玉祥西北军系军阀集团的首领之一。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后，他把撤退到山西的西北军残余兵力收拢起来，投靠了张学良。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他以大刀片杀敌人赢得声誉后，在察哈尔形成了一支军事力量。1935年7月"何梅协定"签订后，为适应日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中央军和东北军于学忠部被迫撤出华北，宋部第二十九军控制了平津和冀察地盘，成立了特殊化的冀察政权。但宋哲元不同于死心塌地当汉奸的殷汝耕，他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呼声和二十九军爱国将领的影响下，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脱离祖国版图的卖国条约。但西北军是一支长期未获得肥沃地盘的军阀部队，二十九军控制平、津两市和冀、察两省后，宋及其高级将领的战略企图是利用日本势力要挟国民党，将蒋介石的势力挤出华北，对日本则采取口头讲亲善，而把领土和主权问题推给南京政府去解决的方针，其目的是借此保持地盘和扩充军队，以加强其小集团的势力。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决不会容许这个军阀集团长此维持下去的。1936年9月30日，宋哲元去天津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赴宴，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胁迫他签订了"华北经济开发协定"。接着由满铁出资组织的兴中公司，实施开发协定条款，首先要求冀察政权招工修筑津（天津）石（石家庄）铁路。蒋介石通过熊斌、戈定远转告宋哲元，要他接受张作霖允许日本人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教训，矿可开，路不可修，否决了宋哲元答应日本驻军司令官的条件。宋在日人的逼迫下，不得已于1937年5月避往山东乐陵原籍。
日本帝国主义者1935年8月11日决定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决定对华北五省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但是在我国空前高涨的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下，这个企图遭到碰壁。于是日本侵略者变换手法，根据参谋本部1937年1月20日提出的"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意见"，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相于4月16日提出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放弃了华北分治方针。主要的做法是在华北推行所谓的"宋哲元、田代协定"，加紧对华北的交通建设和战略物资的掠夺。他们以对苏联作战的需要为借口，提出将长城以南，大清河、滹沱河以北的狭长地带划为缓冲区，中日均不驻军，撤销"塘沽停战协定"、"秦德纯土肥原协定"、"何应钦梅津协定"，取消冀东、冀察两个特殊政权，由南京政府委派所谓亲日人物在上述地区自由行使职权，以此作为诱饵，诱使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放弃容共政策，参加其德、意、日反共轴心。
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对于侵略我国的战略方针，始终存在分歧。日本政府内阁大多数阁僚，鉴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内部渐趋于统一，而日本国内资源又极贫乏，主张对华北放弃分治政策，加紧经济侵略，增强日本国力，准备对苏联作战；即使不得已对华北用兵，也只能仿照长城抗战模式，给中国军队以打击后，划一缓冲区，缔结停战协定。但是日本内阁在军阀的左右之下，其政略往往不能贯彻。即使在军阀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主张：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为加强对苏作战的准备工作，应给中国国民政府保持体面，放弃华北分治政策，仅以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侵略，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和陆军省军务课长田中新一等则坚决反对。在我国的日本驻军方面，意见也不一致。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和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等，支持石原莞尔等人的意见，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则坚持保存冀东伪政权，主张对中国军队断然"膺惩"。"九·一八"事变中，我国军队未作抵抗即放弃东北三省，日本军阀侥幸获得成功，使他们滋长了轻视中国的心理，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只需派少数部队予以打击，中国方面就会依照日本的条件屈服媾和。
日本帝国主义者确定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后，即以军事威胁为后盾积极推行。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全国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的号召下，纷纷动员起来。而且由于日本军阀无止境的侵略，侵犯了列强在华的利益，英、美、法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站在同一立场，都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广大的国民党军队将领面对日军的欺凌也忍无可忍，纷纷要求和侵略者决战。本来在1936年9月间日本大使川越茂和南京总领事须麿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进行中日关系谈判时，须麿提出华北五省自治、共同防共、降低关税、即时开放日华航空线、招聘日本顾问、制止不法鲜人六项要求，限期于22日前答复。张群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于23日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并向川越提出：（一）取消塘沽、上海两停战协定；（二）解散冀东政府；（三）停止在华北自由飞行；（四）停止走私并恢复中国方面管理的自由；（五）解散在察东及绥远北部的伪军（德王的蒙古军），以上五项作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基本条件。至此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谈判陷于僵局。及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又获得中共的支持，取得全国的领袖地位，腰杆更硬起来了。6月21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关于华北问题的会议，训令冀察政权：（一）为完成华北国防计划，按中央既定方针积极进行；（二）关于撤销冀东、冀察特殊状态，以及及时解决走私问题，应采取积极措施；（三）在华北的日华经济合作问题，在前项问题未解决前绝对不得任意进行，否则中央一概不予承认。日本军阀为了达到其划平津和晋北、绥远作缓冲区，胁迫中国参加其反苏反共军事同盟的目的，以一名日本士兵演习失踪为借口，于7月7日夜突然向宛平城发动了进攻，其目的是夺取卢沟桥，以截断北平二十九军通往南方唯一的交通线。这样，给中日两大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线，终于爆发了。
中日战争的导火线--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凌晨，日本华北驻屯军借演习为名，突然发动了对卢沟桥的进攻，当即遭到了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的抵抗。日本由于兵力太小，未能取胜。为了等待援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日华北驻屯军暂时采取谈判的方针，以麻痹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故于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晚上，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即和驻屯军的参谋和知鹰二等去北平城内会见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参谋长张允荣等，同时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也在天津会见了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并向张提出"抗议"。9日，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
（三）卢沟桥的守备由冀北保安队担任。
7月11日夜，宋哲元由山东乐陵原籍秘密返回天津，经过与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后，决定接受日本提出的屈辱条件，通过张自忠转达给桥本参谋长："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愿遵从司令官的一切指导。"12日宋哲元在天津公开发表谈话说："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接着宋哲元即向全军下达如下命令：
（一）从14日早开始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
（二）解除北平戒严；
（三）释放逮捕的日本人；
（四）严禁与日军摩擦。
宋哲元随即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暂缓派军北上，以免刺激日人，影响与日本驻屯军的交涉。当吉星文团对进攻卢沟桥的日军奋起抵抗后，全国人心激奋，纷纷致电嘉勉和汇款慰问。宋哲元到天津后，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于7月15日竟致电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谢绝对二十九军的慰劳，说："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二十九军主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接到吉星文团和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冯治安第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要率全旅投入战斗消灭这股日军的报告后，即在电话中申斥何说："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张并在天津打电话给秦德纯、冯治安等，表示坚决不同意对日抗战。接着冀察政权就由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在汉奸齐燮元、陈觉生的陪同下，与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代表桥本群进行谈判。为了压迫二十九军就范，香月清司于19日22时发表声明："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这样，张自忠、张允荣奉宋哲元命令，于19日23时签订了实施停战协定的秘密条款，内容如下：
为实现7月11日签订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
（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
（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的设置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
（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又撤去在北平城内的三十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20日5时，宋哲元根据上述屈辱条款，发布了如下命令：
（一）在北平附近的三十七师自今20日开始在西苑集结，应于明（21）日集结完了；
（二）为了对上述集结进行警戒，置石友三部队一部于八宝山附近，待三十七师集结完了后翌（22）日撤退。
当日下午3时，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访问宋哲元，商定"三十七师撤退保定附近，由赵登禹部队接防"。宋哲元等为了保持地盘，居然答应了如此丧权辱国的条件。
日军华北驻屯军与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的第二天清晨，日本政府外务省即召集首脑会议，确定了事件不扩大，局部就地解决的方针。会后，日本政府首相林铣十郎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上述方针，并向其陆、海、外省各派出机关发出了训令。对于执行日本内阁这个方针，日本军阀方面的意见是极不一致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认为，"目前我国正专心致志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备战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据此，他直接向参谋总长闲院宫报告，请其裁决。参谋本部于8日下午6时42分以临令第四○○号指示发给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为了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正在患病，由桥本参谋长于8日1时半主持幕僚会议，认为本事件不是大事件，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是经常发生的，不难通过交涉和平解决。但日本陆军省和关东军、朝鲜军的首脑，却企图利用这一局部冲突实现他们吞并华北的野心。8日晨，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主持召开幕僚会议，认为："苏联因内部分裂和乾岔子岛事件教训，估计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并电告参谋本部："鉴于华北形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部队一部做好立即出动准备。"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也电告军部："鉴于华北事件的爆发，以第二十师团的一部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陆相杉山元于8日深夜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原定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二年兵延期复员。
海军中央部也于8日采取如下措施：
（一）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原防地；
（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任意行动；
（三）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动。
在各方的压力下，参谋本部第二课于9日晨作出了"处理华北时局要领"，内容如下：方针：
力求事件限定于平津一带，迅速确保该地区，求其安定。要领：
（一）以事件不扩大为方针，但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增加华北驻屯军必要的兵力，将与我敌对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方面，以求华北安定。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
（二）即使抗日行动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出兵为原则；但必要时可在山东方面出兵，目的在于保护侨民和确保我权益。
根据以上方针，经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协商：为了免于引起国际关系的恶化，暂不动员国内的三个师团，可先由关东军派出两个旅团，朝鲜军临时编成一个师团去华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