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明
日本人最初直接接触欧洲文化，始于16世纪40年代。日本室町时代后期，整个世界处在大航海时期，以哥伦布为代表的西方冒险家，开拓了直达东方的新航线，不仅引发一系列地理大发现，还加速了全球性的物资流通。在这种背景下，16世纪中叶日本终于与西方世界邂逅了。最早抵达日本的西方人是葡萄牙人，他们带来西方的器物、宗教、科技知识等，给东方传统的室町文化，涂上了一层西方文明的奇异色彩。
（第一节） 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传播
基督教是于1549年随传教士沙勿略传到日本的，33年后的1582年，日本的基督徒已经到达15万人，可以说是一百个日本人当中就有一个基督徒，可见基督教的传播速度非常快速。然而在1587年，丰臣秀吉却发出一道命令，禁止基督教传教士进入日本。其最大的原因是，丰臣秀吉唯恐基督教大名（诸侯）将领地捐献给教会，再度出现类似一向宗信徒暴动的局势。在禁令中的第一条提到，日本是神国，这表示日本开始吸收欧洲的文明，已经不在印度、中国的圈子里。有人说，这是最早的“脱亚论”。
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威胁而可能被殖民地化的危险。为追求用科技来达到富国强兵、摆脱民族危机的目的，已经在锁国的情况下开始引进兰学，吸收西方有实用价值的医学、地理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幕府末期，还吸收德、英、法等国的洋学。当时在自然科学方面承认洋学的“穷理”，开始了表层文化的变革。
随着民族危机的增长，幕府末期出现攘夷派与开国派的对立。幕府为挽救危机，应付外国侵略，组成一个以强藩改革派藩主和武士为主的幕府核心，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一系列改革。但在1859年实行开港之后，受到外来经贸的冲击，日本经济恶化，各藩尊王攘夷派开展倒幕运动。同时农民反对幕府封建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至1865—1867年间，发展为武装暴动。各藩不断掀起武力倒幕运动，不断进行革命的内战，最后经过1868年战争（史称戊辰战争），推翻幕府的封建统治，废藩设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全国范围进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1868年明治维新，实行开国政策以后，为了维新国策——开国进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需要，自上而下地推行了欧化政策，着手改革政治、经济的体制，开始了中层文化的变革而渐及深层文化，以迎接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挑战。但是另一方面，旧封建武士出身的士族阶层为了继续维持其对政权的支配，不断地强化日本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性格，以抗拒西方的精神文明，所以日本吸收西方观念文化是在严格的封建结构制约下展开的。
可以说，远在幕府时代甚或更早就已经开始接触西方文明了。如果说，在古代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大陆文明的传入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明的形成，那么中世纪以后同西洋文明的接触，则是日本文明走向新的历程的直接动因。
西方文明登陆，使日本人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三分天下的天竺（印度）——大唐（中国）——日本观念当中，古代印度的地位被技艺精良的西洋人所取代。新的三分天下结构成为中国——西洋（泛指欧美）——日本的图式。而这一变化还不仅具有地理意义，伴随天主教扩散开来的西方历法、文字以及书籍、绘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更强化了“西洋”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一时间，西方宗教在日本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但是，同所有异质文明体系接触的一般规律相同，东西方宗教交汇，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震荡，而此时的日本处在专制统治高度成熟的封建社会的晚期，摩擦和冲突就来得异常剧烈，给西洋文明传入留下了一部充满血腥的历史。
天文十八年（1549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沙忽略（1506—1552年）来到鹿儿岛，不久北上京都后，又返回山口聚众布教，是为西方宗教到日本之始。此后，许多传教士伴同西方贸易商船而来，天主教在日本西南部地区的势力迅速扩大。为了便宜行事，传教士们首先与当地人大名往来，取得信任。而大名们为确保贸易的丰厚利润，也乐于同西方传教士交往。结果，西南地区出现了相丰后藩的大友宗麟、肥前藩的大村纯忠、有马晴信等人信天主教“切支丹大名”（当时对天主教徒的不确切音译为“切支丹”）。到了16世纪80年代以后，天主教在日本已经拥有15万信徒和200多所教堂，笃信洋教的大名们甚至还一度联合派遣少年使节团，到遥远的罗马去谒见教皇。
丰臣秀吉完成统一大业后，考虑到宗教和贸易紧密相关，曾经采取过保护天主教权益的政策。可是，西方宗教势力扩大后，教义中的原罪意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夫一妻制度等思想观念，不仅与幕府赖以维系思想统治的佛教、神道发生冲突，还侵蚀和削弱着封建幕府的统治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像大村纯忠把自己的领地奉献给长崎教会，迫使领地内百姓改信天主教的极端做法，更令秀吉对西方势力的领土野心有所警觉。天正十五年（1587年），丰臣秀吉改弦更张，宣布了《禁教令》，开始逮捕传教士和部分信徒。庆长元年（1596年），有西班牙海员举报传教士假借传教名义进行侵吞领土之实的侵略野心，秀吉闻言大怒，立即逮捕了巴布斯基等6名传教士和3名修道士，以及17名日本信徒，在长崎以残酷的磔刑（撕裂肢体）将26人全部处死。
丰臣秀吉禁教以后，贸易活动并未停止。所以，锐意向日本传播信仰的天主教势力仍继续向日本西南地区渗透。不久，德川家康重新统一天下，由于深谙传教与贸易关系，德川幕府最初对西方宗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以便维护与葡萄牙、西班牙的经济贸易关系。于是，传教士在西南部再度活跃起来。据教会统计，1605年日本天主教信徒万人，并按照教会组织形成联络体系，反体制色彩逐渐增强。尤其是在丰臣氏旧势力相对集中的西南地区，潜伏着与政权分庭抗礼的可能。加之异质的西方宗教在传播中与封建等级制度发生强烈的冲突，使德川家康意识到天主教关于上帝是唯一绝对神的排他性质，以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势必冲击东方封建专制统治的正统意识形态，如若听其矛盾进一步激化，发生直接冲突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于是，转而实行取缔西方宗教的政策。
1612年，德川家康致函西班牙总督，要求停止传教活动。信中称：“吾国乃神国也。尊神崇佛，始自日本肇国。佛即神，神即佛，两者同一。固君臣忠义之道，坚守国家一统，乃吾日本向神誓忠及崇仰神之证明也……仁、义、礼、智、信之理，亦皆包含在神意之中。此乃贵邦殊为相异者也。”
与此同时，家康开始在政权内部清除天主教势力。明令天领（幕府在各地的领地）内实行禁教，凡旗本、家臣及居住江户的大名妻室当中有天主教嫌疑者，一律强迫改变信仰。拒不放弃洋教者，削去官位，逐出城外。这一年，江户、京都、大阪、长崎都发生了冲击教堂的事件。
庆长十八年（1621年），家康的亲信本多正纯与力冈大八为收复失去的领地，加入了天主教，与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勾结，并收取贿赂。事情败露后，并牵连到许多秘密教徒。这一事件给德川家康以极大刺激，痛感天主教势力已然渗透到幕府政权核心，遂于同年12月23日，德川幕府向全国发布了第一道禁教令，痛陈天主教对神国日本的危害，明确了以严酷刑法镇压天主教的决心。
庆长十九年（1622年）10月，幕府在京都将53名教徒处以火刑；翌年9月，又在长崎将555名教徒分别以火刑和磔刑处死。宽永元年（1624年）以后，德川幕府屡次向长崎地方官下达《长崎奉行之奉书》，即后来史家称之为“锁国令”的文书：“宽永10年（1633年）取消朱印船贸易，禁止持有幕府奉书的船舶出海；宽永11年（1634年）建造限制葡萄牙商人活动的人工岛屿“出岛”；宽永12年（1635年）全面实行海禁，违者格杀勿论。”
与之相伴的禁教活动也愈演愈烈。为了有效鉴别出潜藏的天主教信徒，幕府的禁教官吏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名为“踏绘”的方法，将带有圣母玛利亚和耶稣浮雕的铁板放置地面，命令百姓逐个从圣像上走过，以便甄别出信仰洋教与否，果真有不少信徒因拒绝践踏圣像被逮捕。为了强迫信徒放弃“邪教”，皈依神道、佛教“正法”，酷吏们在上述五刑之处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刑罚折磨信徒。对于坚持天主教信仰的男女信徒，分别采用火烧、冻馁、半身掩埋、裸体倒吊并在颜面烫烙十字架等酷刑，直到用竹锯锯断头颅或以荆棘捆绑焚烧的极刑。
幕府的禁教政策和残酷迫害引起了下层百姓的极大愤懑。宽永十四年（1637年），岛原、天草农民不堪忍受苛政，在经济与宗教的双重压迫下，揭竿而起，爆发了矛头直指幕府统治的武装起义。17世纪初，曾经有一个叫马可斯的神甫被幕府驱逐出境时留下预言：将来必定会出现一位具有神圣禀赋、通晓教义的16岁的童男，在流云飞逝、山野轰鸣、旌旗漫卷和动荡中，代表上帝来拯救万民。这一预言在天主教信徒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产生了心理共鸣。起义的军民竟然推举出年仅16岁的天草四郎为“总大将”。打起绘画着太阳、十字架和圣杯的白色旗帜，把3000多名信徒集结到岛原城中，竟然将神甫的预言变成为文件谶语。惊恐万状的幕府调集大批军队镇压起义，却迟迟不能攻克。而起义者们大多是皈依天主教的教民，他们环绕在具有奇理斯玛人格的灵异少年周围，把抗封建专制压迫的斗争同天主教信徒反对禁教的宗教斗争结合起来，在天上炮轰，地下挖掘隧道的猛烈攻势中，坚持两个多月，苦苦等待上帝拯救子民的奇迹。结果是悲壮地战斗到最后一刻，起义军弹尽粮绝，全部战死。
此后，幕府惧怕反抗苛政的民众会继续利用宗教旗帜再度团结起来，进一步加快了闭关锁国的步伐。宽永十六年（1639年）七月，下达了最后一道锁国令，把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天主教国家的贸易对手全部赶走，彻底禁绝了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在禁教过程里，幕府陆续关闭了沿海口岸，仅仅在长崎一地的“唐人屋”与孤悬海上的出岛的“荷兰商馆”（有幕府武士把守的一条栈桥同长崎口岸连接），保留了对中国和荷兰的限量贸易，以解决国内对生丝、香料等贵重物品的急需。
在西方与日本的早期接触中，荷兰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国家。早在日本实行锁国之前，这个新教国家就极力挑拨和离间幕府同葡萄牙、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的关系。1610年10月，荷兰国王致信德川家康，指责“天主教之教士，假宗教神圣名义，旨在变更将军之伟大王国。他们建立宗派，将立即导致分裂内乱”。挑唆幕府驱逐自己的贸易竞争对手。锁国以后，荷兰人再三表明只从事贸易活动，决不传教，为此还“避免在公开场合祈祷和唱赞美诗，并卸除了基督教的一切外部标记”。不仅如此，当幕府将军对岛原、天草起义军民固守的岛原城久攻不下，荷兰殖民者还不惜以炮击城墙，屠杀起义军民来取悦日本统治者，终于保住了自己在出岛荷兰商馆的贸易地位，成为300多年锁国中唯一的例外。到了后来，荷兰商馆也被迁移到出岛，由幕府官吏严加看守。不过，这个连接日本与西方文明的小小窗口，在18世纪中期以后竟成为“兰学”传播的基地，及至幕府末年，兰学已经“如滴油入水，布满全池”，在很大程度上为封建社会文化向新的历史阶段过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给明治维新推翻幕府封建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这也是当年封建幕府的决策者们始料不及的。
19世纪中叶，俄罗斯的东正教传入日本，西方宗教在销声匿迹200年后再度出现在日本。1865年天主教也重新登陆，而后基督教（新教）也出现在日本。由于近代以后历史变迁的特殊条件时移事殊，近代西方宗教传播相对平稳。但是，由于传统宗教的巨大力量，以及日本民族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吸收的容纳程度的限制，直至今日，西方宗教在日本的发展仍然十分有限。总计150万左右的信徒（其中旧教、新教和基督教系的新兴宗教各占1/3左右），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总人口比例中的相对数量都是微乎其微的。不过，西方文化影响全球的大背景下，青年憧憬西方文化氛围，到教堂中举行婚礼者并不鲜见。但这与近世历史上少部率先接触并皈依和献身西方宗教，不惜以身家性命殉道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之初的激烈冲突，我们不仅掩卷沉思：地处东西方之间的日本民族何以用较轻的震荡便融入了东洋文化传统之中；而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却需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呢？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果真存在相互排斥的“抗体”么？显然，答案是复杂的。这里既有纵向意义上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环境因素，也有民族文明意义上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地理位置接近使日本较早接触到亚洲文明的主体，这一过程至少先于西方文明的注入1500年，而当时来自中国的封建文化已经成熟完备，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的日本处在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落差之下，对先进文明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渴求超越了本民族带有的排他性格。何况，分散落后状态下的氏族部落原本缺少成熟的“民族性”。
其次，由于日本民族本身就成长在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之中。所以，尽管后世生成的独特的民族文明同作为母体的大陆文明的流传几乎毫无拒斥。相反，倒是积极吸纳和保存中华文化的某些成分，并在民族化的改造过程中使自身的文明体系成为“东洋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至今日，日本文明中中华古代文明的影子随处可见，传统文化中模仿改造的例证更是俯拾即是，以致有时很难区分和定性。
再次，特别是对近代以前的整体民族性来讲，与亲和东亚的倾向相反，对西方的文明持有“敏感体质”。这点就如同人类个体的行为方式遵循的准则：一方面是主体养成习惯，另一方面是习惯塑造主体自身。一个民族的精神、思维方式乃至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硬件”一经构建，改造它的过程就必然要经过惨烈的痛苦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