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财产权以外，《自由大宪章》强调得最多的是保护家庭、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在《自由大宪章》中，至少有10条表达了要保护人民的家庭成员、妇女和儿童的利益。英国贵族们之所以如此强调要保护他们的家庭、妇女和儿童，是因为在中世纪的英国，国王有权控制诸侯、贵族和骑士的家庭中的妇女的婚姻和家务等事情，从而干涉了诸侯、贵族和骑士的自由。为了结束国王约翰的这些权力，《自由大宪章》中特别强调了这些问题。
《自由大宪章》第8条规定：“在她没有丈夫时，不能扣押这个寡妇的财物而迫使她再婚。”第11条规定：“如果任何人死后须要偿还欠债，其妻子将得到亡夫的财产，而不必为亡夫偿还这笔债务。死者未成年的孩子也将从属于死者的地产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
为了保卫儿童的利益，《自由大宪章》中特别规定，当继承人年幼时，由监护人“保管其房屋和草地、保管饲养小牲畜的围地、池塘、磨房和其他东西。当继承人长大后，就要把所有的东西归还给他们，把所有的地产还给他们，给他们犁和畜牧工具”。第27条中还规定：“如果一个财产所有者死亡时未能留下遗嘱，那么其财产将由其亲友分配给其寡妻和孩子。”虽然这些规定涉及到财产权和继承权问题，但从根本上说，这些规定保证了死者的妻子和儿女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为什么贵族和教士们在拟定大宪章是如此重视家庭、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呢？这是因为虽然他们是贵族，但是也是普通人，也有意外死亡的可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其妻儿往往会受到国王的干预而受到损害。在国王的专制统治之下，当他们死亡后，其妻儿往往都会面临专制者带给他们的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他们在拟定《自由大宪章》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贵族们争取的虽然是贵族家庭和他们的家属的权利，但是这却开创了争取臣民家庭、妇女和儿童权利的先例，因而在人类的自由史上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除了保护家庭、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外，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自由大宪章》还对贸易、迁移和居住权作了规定。在第14条中规定：“所有进出英国的商人都有安全权。无论在英国留居还是旅行的人，其安全都应该得到保障。”第27条又进一步规定：“任何人任何时候出入英国都将得到安全保证。”
1215年签署的《自由大宪章》，确立了国王必须遵守法律的原则，以及等级会议有权监督财政的原则。整个《自由大宪章》的精神，都在于保护个人的尊严，反对国王滥用手中的权力，强调尊重人权，保证个人不受侵害。《自由大宪章》要求制定宪法来保证上述权利的实现，这种法治的思想，不仅是为贵族、骑士等人的利益服务，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有助于人民争取人权的斗争。
《自由大宪章》签署后，国王与贵族的斗争趋于激烈。英国国王约翰并不喜欢这个宪章。但是他懂得，在当时不签订这个宪章不行，因为他的统治能否继续下去，完全取决于他是否签订这个宪章。英国国王约翰并不甘心其专制权力受到《自由大宪章》的限制，他在签订《自由大宪章》后感到十分后悔，随时准备进行反扑，废除《自由大宪章》。但是反对约翰的贵族和教士们也知道，他们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国王是否签订这个宪章，而且取决于国王是否遵守这个宪章，以及国王下属的法官、行政长官和其他的官员是否遵守宪章，因此，他们随时准备为扞卫《自由大宪章》而战斗。
自由传统的树立远非是颁布一个《自由大宪章》即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又经历了长时间的冲突和对抗之后，才巩固下来。约翰王曾企图撕毁《自由大宪章》，于是英国贵族和骑士又起而扞卫宪章，内战重新开始。很快约翰又战败。
但是要真正实施“牛津条约”还需要进行战斗。1263年，英国又发生了内战。经过内战，贵族的力量占了上风，“牛津条约”得以真正执行。这时传统的僧俗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到1265年，英国国王召开僧俗贵族大会，这个大会就成为英国国会的雏形。
在这一过程中，贵族们发现，要想成功地维护《自由大宪章》以与王权相对抗，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力量的参与，从而使《自由大宪章》获得了向前发展的机会。仅仅将这一发展归功于贵族是不公平的，其他阶层力量的壮大也是一个客观的因素。
为了进一步贯彻《自由大宪章》的内容，1297年英国贵族又提出了着名的“无同意课税法”，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被迫签署了这一法案。该法规定：“凡贡税或补助金，如未经本王国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骑士、市民及平民中其他自由人之惠然同意，则国王或其嗣君不得于本王国内征课之。”这一原则强调了国王要服从全体人民的主权，未经人民同意，国王不得征税。
爱德华一世在“确认书”中命令所有的法官、郡长、市长和其他大臣，以及凡是执掌王国法律的人，在处理的所有诉讼中，要将《自由大宪章》当作普通法来对待。任何审判若与《自由大宪章》相矛盾，都归于无效。1368年，爱德华三世宣示：“任何成文法规的通过，如与《自由大宪章》相悖，则必然是无效的。”
1628年，在国王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英国通过了“权利请愿书”，重申了爱德华一世确认的“无同意课税法”。权利法案请愿书特别强调了以下原则：未经审判，或依国法外，国王“不得任意拘捕、监禁任何人；不得剥夺其管业权、各项自由及自由习惯，或置诸法外，或加以放逐，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毁伤。”权利请愿书还反对海陆军队强住民宅；反对不依法律任意处人死刑和肉刑，要求无论什么人犯什么罪，都应该经过通行的审判程序审判。
英国自由大宪章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它对全世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采用了英国自由大宪章的许多观点和内容。例如在消极权利上，《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采纳了英国自由大宪章第39条的内容，它宣布：“任何人不得任意逮捕、监禁和放逐任何人。”根据英国自由大宪章第30条和31条的内容，《世界人权宣言》第17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被剥夺。”《世界人权宣言》的第40条援引了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40条内容：“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在积极权利上，《世界人权宣言》基本采纳了英国自由大宪章的所有内容，并用现代语言加以表述。《世界人权宣言》的第22和第23等条款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在第25条中，还专门规定了保护妇女和儿童；第28条更明确地宣布：“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充分的实现。”
《世界人权宣言》制定后，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其原则正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普及。英国自由大宪章开创的人权原则正在影响着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权政策的发展。
（第三节） 议会之母的诞生
约翰死后，亨利三世继位。亨利三世的父亲是英格兰国王约翰，约翰死时他才9岁。反对约翰的英格兰伯爵们当时正准备支持法国王子路易入侵英格兰推翻约翰，约翰的不期之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们迅速加冕约翰的儿子亨利为国王。
年幼的国王无法独立处理国事，贵族们就设立了一个类似于摄政委员会的机构——御前会议，襄助幼主，掌握了朝中大权。但亨利成人后立刻开始重建国王的权力，法国专制王权是他的榜样。他娶了法国普罗旺斯的艾莉诺为王后，许多他的法国亲戚都获得了权势和财富。亨利长时间没有公开任命任何管理某个领域的部长，许多领域没有任何明确的负责人，这一切都使得他的统治很麻烦，许多英格兰伯爵觉得他的统治方式很古怪。
亨利三世虽然努力想把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亨利三世和他父亲一样，远非一个称职的君主，他几乎继承了他父亲的所有缺点。他向人民征收高额赋税用于欧陆的战争开销，但是他和他无能的父亲如出一辙，除了失败之外一无所获，还赔上了在大陆所剩不多的领地。民众的负担与日俱增，新的危机正在形成。
在英格兰的小镇牛津有世界闻名的牛津大学，这个小镇也因此闻名于世，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各国观光游客来这里游览，不过在他们当中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小镇上曾经发生了一件在英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
1258年，亨利在牛津召开大咨议会，讨论远征西西里岛的军费问题。早已心怀不满的贵族乘机发动兵谏，国王的妹夫西蒙·德·孟福尔男爵带领7个全副武装的男爵闯入宫廷，上演了一出英国版的逼宫闹剧，迫使亨利同意召开会议签订限制王权的《牛津条约》。
根据《牛津条约》，国王把国家权力交给由贵族操控的15人委员会，不经该委员会同意国王不得做出任何决定。为了与原先的机构有所区别，新的15人委员会引进了一个新的名称——Parliament。这个词出自法语，意为“商议”，后来在英语中，这个词就用来表示议会。
英国的代议制民主能有今天，西蒙功不可没。不幸的是，到了1261年，亨利三世就把条例抛到脑后，他罢免了贵族们提名的最高法官，并将妹夫蒙特福特驱逐出国。
蒙特福特离开英国之后，很快组织了一批军事力量，在一些贵族的支持下，于1263年重返英国，打算和亨利三世在战场上见个高低。内战在即，法王路易九世进行“调解”。但是，路易九世一味偏袒亨利三世，蒙特福特宣布不接受法王的调解，内战终于爆发。
1264年5月，蒙特福特在英国南部击败了亨利三世的军队，生擒爱德华王子，掌握了英国的权柄。他建立了一个9人委员会。1265年，蒙特福特召开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在召开议会时西蒙除了按例邀请贵族和主教以外，也邀请骑士和城市代表参加。不过，由于考虑不周，在一些偏远的郡，可怜的骑士或市民如果不幸入选，就得自己掏腰包去开会，这在交通不发达的中世纪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他们不但要破费不说，还得忍受舟车劳顿。所以，当选后逃之夭夭的不乏其人，地方官员则有责任把他们抓住押送伦敦赴任。
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贵族与市民阶层开始联合对付国王，市民阶层开始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蒙特福特召开议会会议的目的，是想使他的革命取得合法的地位。
之前的议会，由国王召开，而此次议会，则意味着没有国王也可以召开议会，而且讨论的是国家各项事务。蒙特福特议会，控制了所有国家机构和法官系统。换句话说，蒙特福特控制了英国的政局，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亨利三世大权旁落，成为权臣手中的傀儡。
英国各界大都支持蒙特福特的改革，但是，蒙特福特并未借此机会废黜亨利三世，因为英国国王在一些人心目中还很有市场。蒙特福特纵然大权在握，也不敢轻举妄动。
同时，在革命者阵营里，因为权力的腐蚀，也出现了争权夺利的现象，蒙特福特政权的内部开始出现分裂。蒙特福特的战友吉尔伯特伯爵离他而去，转投国王阵营，在他的帮助下，爱德华王子趁机逃脱。
王子逃离了伦敦，很快集合起一支军队，和蒙特福特的军队开战。1265年8月，两军对决，发生埃夫舍会战。蒙特福特在战斗中被杀，王军获得大胜。亨利三世在他英勇的儿子爱德华的支持下，夺回了权力。教会人士掩埋了蒙特福特的尸体，掩埋处现成为圣地。蒙特福特作为英国议会政治的重要改革人物，长期受到英国人的尊崇。
1272年，亨利三世驾崩，他的儿子爱德华即位，这就是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一世是一位很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重视立法，被称为“英国的查士丁尼”。
爱德华一世的另一个绰号是“威尔士的征服者”，他用武力手段迫使威尔士并入英格兰。威尔士人在谈判时要求由一个在威尔士出生的人担任威尔士的统治者，爱德华很痛快地答应了。
接着，爱德华的表现让威尔士人叫苦不迭。原来，爱德华的王后早已怀有身孕，他秘密的将王后接到威尔士，待小王子出生后就向威尔士人宣布，这就是他向威尔士人许诺的威尔士亲王。这也算是开了一个先河，从此，英国的历任王太子都兼任威尔士亲王。爱德华还把威尔士人的长弓引进英国，成为日后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军的利器。
在挑起了与苏格兰的战争之后，爱德华抢走了苏格兰的镇国之宝——加冕石，直到1998年，这块圣石才回到爱丁堡。不过，他最终没能把苏格兰并入英格兰。苏格兰人对他的仇恨久久不能释怀，1995年上映的电影《勇敢的心》，把他描写得阴险而丑陋。
在几年的政治磨砺中，爱德华感觉到，贵族是对王权最大的威胁，于是他决定把西蒙用来制约王权的议会反过来作为打压贵族势力的工具。他在位期间不断扩大市民阶层参与议会的程度，逐步使贵族在权力体系中边缘化。
1295年，爱德华一世精心策划的一次国会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广泛吸收全国各地的平民代表参加，从而使参加者涵盖贵族、教士以及骑士和市民四个阶层。它被认为是英国国会的开始，后人称之为“模范议会”。
可是事与愿违，而且超出了爱德华的意料，没过多久，骑士和市民代表参加国会成为了一项稳定的制度，国会由临时性机构转变为永久性机构，对国王的制约逐渐凸显。国会的权力日渐增加，逐步拥有了批准征税的权力和立法权，以及废黜国王的权力。
不过，由于贵族和平民在一起开会，人数渐多，双方都感到不大自在，毕竟身份不同，双方就各开各的会，这样国会就逐渐分为上下两院。英国现代宪政制度基础之一的议会在一次次的协商和改良之中就此完善了起来，尽管其中伴随着阴谋、战争、流血以及无数颗人头滚滚落地，但总的来说，英国政治的文明程度在逐步提高。英国议会从此被誉为“议会之母”，这种政治实践为后世的秩序和自由奠定了基础。
爱德华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政治策略会如此发展，但是反过来说，这无疑是爱德华政治生涯的一大亮点。希腊人的民主从来没有超出人们能够会面的范围，古代从来都没有过代议制政府这种概念，然而，代议制政府的种子却在英格兰播下了，但这时的英格兰议会还没有“代议”的功能。
这时的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还处于蒙昧状态，亚洲则处在绝对专制的皇权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直到20世纪初还不知道权利、民主和法治为何物，而英格兰已经将这些概念付诸于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了。
随着议会体制的确立和成熟，不知不觉中，一个强大而先进的文明就在英格兰的土地上逐渐开始孕育，英国将注定要率先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文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