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喜剧》中，他揭露了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对处在不同阶层、不同活动场所的男男女女，总计约2000多个人物的活动进行了描述，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当时的社会风俗画和心理解剖图。在巴尔扎克时代以前，爱情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主题，而巴尔扎克第一次把金钱放到作品的重要位置上，使人无时不感到金钱在当时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和某些弊病。巴尔扎克还描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以及里昂织工的起义，对普通民众的悲惨命运寄以同情，这些创作方法和题材对于以后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都有深刻的影响。《人间喜剧》至今仍不失为我们认识当时社会一本有价值的教科书。
三、自然主义流派。
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产生于巴黎公社之后。它实际上是19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原则的片面发展。它强调摒弃幻想，面向事实。它从自然科学的观念出发，认为人不是社会的人，而是受生物学和病理学规律支配的人。自然主义作家不是不关注社会环境，但他们看不出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他们的眼里，社会矛盾与丑恶现象仿佛是永恒的。不过，许多自然主义的杰出代表也并非完全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理论中，难怪有人说，左拉的血管里流淌着巴尔扎克的血液。
左拉（1840～1902年）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他认为作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小说主人公的情欲和本能。他十分欣赏精密科学的客观性，试图把它移植到文学艺术中来，对人进行实验，就像科学家对化学元素进行实验一样，而对人的行为解释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遗传理论、病理学和人的性格与个性决定论。左拉最重要的创作，是他花了20多年的心血才完成的多卷本长篇史诗《卢贡—玛卡尔家族》。在这套小说中，重要的作品有《卢贡家族的命运》、《小酒店》、《萌芽》、《金钱》等。
这部长篇史诗的主要线索是：在普拉桑镇上，有位菜农的女儿叫阿杰拉依达孚克，神经不健全，与农民卢贡结婚后，又与一个叫玛卡尔的走私犯关系暧昧，她和这两个男人所生的后代贯穿着系列小说的始终。起初，左拉试图通过遗传理论来展现一家四代人的历史，说明狂热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极欲享乐的主要特征。但在后来的作品中，左拉所关心的遗传问题常常又退于次要地位，作品中的有些人物不是来自卢贡—玛卡尔家族。
《金钱》的主人公叫阿里斯蒂德·萨卡尔。他用欺骗的手段成立了一家有名无实的“世界银行”股份公司，对东方的工业和交通业进行投资，并从中大发横财。然而，萨卡尔的破产，使成千上万的储户成了一贫如洗的乞丐，但萨卡尔并没有洗手不干，而是继续进行非法行骗交易，成了交易所里的一个典型的强盗。
《小酒店》描绘的是法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家庭的悲剧。洗衣女工翟韦瑟和建筑工人库保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们为环境所迫，道德上走向了堕落。他们代表着粗暴愚昧的贫穷的工人阶层，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产生了对酗酒的浓烈兴趣。
《萌芽》是反映劳工阶层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小说开头描写的是法国北部的煤矿工人在悲惨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中，但他们忍气吞声，不与公司反抗，整天吵架、斗殴、酗酒。后来，公司为转移经济危机的影响，拼命压低工人工资，逼得走投无路的矿工不得不举行罢工。饥饿的暴动工人成群结队，摧毁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东西。
左拉生动地刻画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形象，表达了他的思想情感和集体主义精神。左拉描写生活的手法酷似19世纪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但他更喜爱描写生活中最为普遍的平民百姓，更喜欢挖掘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情节安排上，左拉竭力用描写来刻画人物，而且这些描写非常认真、出色。但是他所描写的物质环境，似乎并不服从于情节和人物刻画。但总的来说，他对以揭露弊端为目的的法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象征主义流派。
象征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的法国诗坛，后来迅速扩展到其他文学体裁。这个流派的审美原则和艺术手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世界观之上的，否定理智的意义，盲目崇拜直觉，他们所写的一切都带有神秘莫测、模糊不清的轮廓。在他们的诗歌或剧本里，哪怕所描写的是日常的琐事，也总包含着唯心主义的抽象理想。他们重直觉甚于理智，重形式甚于内容。象征主义诗歌是通过缓慢的旋律来表达忧伤的情调和生活的困惑，落叶、丧钟与残烛等一切令人想起人生短暂的感伤形象，成了这类诗人热衷表现的内容。
象征派代表主要有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弗拉格、魏尔兰和罗斯丹等。在艺术形式上，象征派诗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法国诗歌，在影响范畴上，小而言之，它扩大到比利时、奥地利、德国和俄国；大而言之，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波德莱尔（1821～1867年）是19世纪后期法国文坛上杰出的诗人和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他的诗集《恶之花》被称作是“象征派诗歌运动”的滥觞。“恶之花”按波德莱尔的意思是“病态的花”，这就点明了诗的主题。实际是突破了关于美的传统观念，描写丑陋的事物和病态的感情，目的就是“化丑为美”。这种全新的美学思想奠定了象征主义诗歌的基础。他的名诗《交感》篇被誉为象征派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指南。
波德莱尔把当时很时髦的神秘主义哲学的“感应论”运用到诗学中来，认为诗人能够感觉到自然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以及人的感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秘密的联系”和“普遍的相似”。他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遗风的继承者，更是象征派诗歌运动的发起人。他的着名诗集《恶之花》和姐妹篇、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的诞生，宣告了法国现代诗的开端。此外，这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他的理论着作广泛地涉及诗歌、小说、音乐、戏剧和绘画等诸多领域，其文艺理论着作有《人造天堂》及逝世后出版的《美学珍玩》、《浪漫派的艺术》、《1845年的沙龙》、《1846年的沙龙》、《1859年的沙龙》等。
《恶之花》是诗人天才的杰作，诗人一方面凝聚了他全部的心血、理想和信仰，另一方面又像激流碰到岩石般地发出了他心中的怒吼。他认定诗是真理的胎儿，而“想象力是真理的皇后”，我们的生活富于那种带有诗意、具备奇观的题材，我们仿佛是被奇异的气氛所包围而又沉浸于其中。他在《<恶之花>序言》中说：“什么叫诗歌？什么叫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恶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让节奏和韵脚符合人对单调、匀称、惊奇等永恒的需要；让风格适应主题。”诗人有着奇特的审美情趣：丑中见美，痛苦中见喜悦，恶魔中见善良。诗人曾说过：“艺术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可怕的东西用艺术表现出来就变成了美，痛苦伴随上音乐节奏就使人心神充满了静谧的喜悦。”
诗人对于美的艺术主张跃然纸上。把恶和丑升华为美，冲破了长期以来“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艺术法则，从而为象征主义及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尽情抒发个人抑郁、愤懑之情写好前奏。
魏尔兰（1844～1896年）是法国着名的象征派诗人。虽然他在进入文坛之初曾受巴那斯派诗人的影响，但他诗歌创作的基本格调与过分追求形式完美的巴那斯派迥然有异，他的诗歌也不像浪漫派诗歌那样直抒胸臆，他的落笔点在于描写那些与情感相对应的客观事物，并以此来表现诗人自己哀婉纤细的内心世界。1863年，他发表了十四行诗《普律多姆先生》；186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土星人诗篇》问世，其中收录了他的早期诗作40首；1869年出版的《游乐画》收集了他创作的21首短诗；1870年结集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诗集《好歌集》，收入该集子的《皎洁的月光》一诗，具有一种沁人肺腑的清新美感。1871年，他结识了比他年轻10岁的诗人兰波。兰波的新诗观念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象征派诗人，他的诗歌从学中来，认为诗人能够感觉到自然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以及人的感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秘密的联系”和“普遍的相似”。
在着名的诗篇《诗的艺术》中，他阐述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些观点，他认为诗人的创作应有独特的风格，诗歌要介于明晰与朦胧之间。他还主张诗歌要具有音乐性，“所有的事物中，重要的是音乐”，“永远要的是音乐”。魏尔兰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的建树，使他曾经享有“诗歌王子”的美称，高尔基曾引用前人的话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第三节） 异彩纷呈的法国现代派文学
一、存在主义文学。
存在主义文学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出现了，其反叛的艺术思想给现代派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把贯穿现代主义历史的“荒诞”主题推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它的根本宗旨是专门强调生活的肮脏与虚无，“荒诞感”已从一般的历史社会范畴，从一种批判意识发展成为一种彻悟的意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文学与形而上学》，深刻地阐述了存在主义的基本原理，仿佛每个人，无论年龄多大、社会地位多高，都是残酷和无耻的，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地伤害他人。存在主义彻底否定了生活的意义，在杂乱无章的物质世界中，看不见其他任何东西，仿佛自相矛盾、互不协调、支离破碎就是形成人类本性的基础。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就是荒诞的本身。在《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等重要的作品里，加缪生动地表现了有关荒诞世界和荒诞人生等重大主题。
法国二战后有两位号称“精神领袖”的人物，一是萨特，一是加缪。在这两个人中，中国人更熟悉萨特，在20世纪80年代，他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而对加缪则知道和了解的人要少得多。其实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加缪在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不多，而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和魅力仍然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
阿尔贝·加缪（1913～1960年），法国作家。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幼年丧父，靠奖学金读完中学，在亲友的资助和半工半读中念完大学并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希特勒上台后，加缪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并一度加入法共，后退党。1944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着名的论文。战后，他出版的《鼠疫》引起轰动，成为法国销量最大的书籍之一。1957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他死于车祸，年仅47岁。
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年）、《卡利古拉》（1945年）、《戒严》（1948年）和《正义》（1949年）等。除了剧本，加缪还写了许多着名的小说。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诞小说的代表作，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斯的神话》，在欧美产生过巨大影响。长篇小说《鼠疫》（1947年）曾获法国批评奖，进一步确立了加谬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他的主要作品有《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局外人》、《西西弗斯的神话》、《鼠疫》等。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
加缪的思想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斯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绝对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斯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了焦虑和不安，而加缪则走向了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鼠疫》是一部寓言体的小说。它是一篇有关法西斯的寓言。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继续他的存在主义主题：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但是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里厄医生不再如莫尔索那样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与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展开斗争，而且在斗争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的幸福。里厄医生的人不是局外人，他看到了只有道德高尚、勇于奉献画的人联合起来战胜瘟疫，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小说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画得深入细致；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的奇幻画面，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