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左拉一直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斗士。他的《我控诉》如当头棒喝，将沉睡的同胞自拿破仑营造的迷梦中唤醒。他的突然离世，令无数人惋惜不已。一时间，有关他的死因的种种推论层出不穷，至今不绝于耳。左拉真实的死亡原因到底是什么？他的死是否另有隐情？下面，就让我们用文字重构那动荡的1902，尽可能还原左拉死亡的真相吧。
自杀，不能成立
1902年冬，左拉在自己的寓所死于煤气中毒。此消息一出，整个巴黎为之震撼。一时间，有关左拉之死的种种猜测甚嚣尘上，仿佛一场媒体狂欢。有人说左拉死于意外，也有人说左拉是为人所害，还有人称左拉是自我了断。有报社甚至将“左拉自杀”的消息用醒目且富于煽动性的标题印在头版上，颇有幸灾乐祸的感觉。
那么，左拉真的是自杀而亡吗？
现代精神医学认为：自杀总是发生在非正常状态下，或是社会偏离了常态，或是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偏离了常态。如果没有这种“非常”状态，一个人是很难对自己痛下杀手的。自杀有两个要因，一是死去的意图，二是自杀的方式。这也成为断定一个人是否会自杀的关键因素之一。
左拉是一个意志颇为坚定的人。他早年同母亲在巴黎生活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但却赋予了他坚定乐观的性格。捕鸟充饥、衣不蔽体的日子在他看来非但不是苦难，反而是一种特殊的乐趣。当《小酒店》成功卖给出版社之后，左拉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他在巴黎近郊买了房子，过上了稳定的生活。此后的十几年中，左拉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版税收益相对丰厚，日子也不再困苦。
左拉非常痛恨资本家的丑恶嘴脸，经常撰文抨击那些道貌岸然的资本家。对于替资本家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左拉从不客气，因此在文学界结怨颇多。批评界指责他的文笔粗俗，描写夸张，不是作家而是个“工匠”。不过对于这些“高雅”的批评者，左拉呼吁他们看清自己的真面目，不要“继续撒谎”。他正直，热情，富于战斗性，因此赢得了中下层人民的爱戴。这样昂扬的斗士，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宝贵的生命呢？
另外，左拉的死因也从一个侧面推翻了“左拉自杀”的推论。有人说，左拉是为了抗议政府而选择自杀，这种说法其实非常荒谬。左拉死在自己的寓所，致命原因是一氧化碳中毒。当时正值寒冬，室内温度很低。为了取暖，他点燃了壁炉。结果壁炉的烟道不畅，导致煤球燃烧不充分，致命的一氧化碳在室内大量堆积，导致了他的死亡。一同中毒的还有左拉的夫人，后经治疗脱险。这种死亡原因在冬季是很常见的，很容易被人忽视。
一氧化碳中毒的过程很漫长，非常容易被人发现而获救。而据左拉夫人事后回忆，当时她感觉呼吸困难，试图打开窗户换气时，左拉并未阻止。如果想要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左拉肯定不会选择这种容易被归结为“意外”——实际上官方对此事的解释也的确如此——而且可靠性极低的自杀方法。所以说“左拉自杀”这种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他杀，有迹可循
左拉死后大概过了五十年，其死亡真相再度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许多有关其死亡的著作相继问世，重新把尘封半个世纪的谜案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左拉死于谋杀？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德雷福斯冤案”无疑就是此事的导火索。政府和军方为了推脱情报泄露的责任，将无辜的犹太军官当作此案的替罪羊，草草收场。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却不料四年后横生枝节。
1898年，当受到德雷福斯夫人慕名前来求助之时，左拉毅然接受，奋笔写下《我控诉》，将“德雷福斯冤案”公之于众，痛斥反动政府的邪恶阴谋，将不少权贵推上了被告席。这桩冤案当时震动法国政府，朝野上下一片慌乱。由此掀起的质疑声浪经久不息，迫使政府一次又一次上演拙劣的戏码，试图欲盖弥彰。为了打击反对的声音，当时的政府无耻宣判左拉“诽谤军方”，判处其诽谤罪。左拉被迫流亡英国，但手中的笔依旧不断书写控诉致辞，坚持言论战斗。这无疑使得他成为反动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四年后，左拉离奇死亡，最大的受益者可能就是当时的政府及其代表的大资本家了。左拉死后，巴黎的《祖国报》不无欣喜地写道：“左拉死了……窒息！”这种态度仿佛暗示了左拉被翻动政府或者极端主义者谋杀的可能性。这家由银行家德拉马尔创办的选民同盟机关报向来以冠冕堂皇的言辞著称。但实际上，《祖国报》的言论倾向是反动而保守的，它实质上是反犹主义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大本营。
因“德雷福斯冤案”的曝光，反犹主义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迁怒于左拉。当1902年左派在选举中获胜后，法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此冤案再度成为社会焦点。这无疑将反犹主义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心中的怒火撩拨起来。这些鼠辈不敢妄动德雷福斯，于是将屠刀伸向了左拉，通过阻塞烟道的方式将这位自由斗士毒杀在家中——据称，一个叫亨利·布隆福斯的人承认他杀了左拉，采用的方法是堵住壁炉的烟道，使煤球燃烧后排烟不畅，产生煤气。然而，这种爆料出自50年后的媒体，可惜时过境迁，相关证据早已荡然无存，人们再也无法对导致左拉死亡的原因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链接一：流亡的犹太人
世界历史上，曾经颠沛流离的民族不止一个，而犹太民族绝对是其中最为独特的一个。所谓犹太人，并非一个单一血缘的民族，而是保持相同风俗习惯、信仰犹太教的人群的总称。严格意义上来说，应当称他们为“犹太教民”。
犹太民族为世界贡献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大画家毕加索、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等。尽管犹太民族如此优秀，但在历史上却一直处于流亡状态，到处都不受欢迎。更有甚者，反犹屠犹的事情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
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曾经建立过强盛的以色列王国。但在以色列王国被消灭之后，犹太人便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逐渐流落到世界各地。然而，不管旅居何处，犹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异族的迫害，其时间之长甚至贯穿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人大规模流散之时，正是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取代多神教信仰的时代。当基督教完成对欧洲的控制之后，犹太人便成为整个欧洲大陆上唯一的异教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训，最早见于《左传·成公四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他们必定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这可能就是犹太人不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是异教徒，犹太人在黑暗蒙昧的中世纪便成为平息上帝愤怒、缓解社会矛盾的替罪羊。每当出现天灾，便有人想通过杀光异教徒这种极端而愚蠢的方式来平息“神怒”。犹太人首当其冲，受害最多。而当宗教狂热的潮流席卷欧陆之时，犹太人的处境就更加凄惨了。同时，犹太人还被欧洲统治阶层视为经济及宗教上的对手，每当社会矛盾加剧之时，统治者都会刻意煽动反犹思潮，以便从中捞取实际的物质利益。
犹太人没有土地，居无定所，从事放贷或者作为中间人对他们来说是谋生的必然选择。而这种职业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正如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将犹太人当作贪婪的化身一样，当时欧洲各国人民都把犹太人看作是吸食金钱的恶魔。一旦在经济上遭遇困境，立马就会将“罪魁”的帽子扣在犹太人头上——一方面这是传统观念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杀掉债权人就可以不用还债了。因此，欧洲的犹太人便遭到周期性的迫害、驱逐甚至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踏上流亡之路。尽管如此，犹太人依旧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不与异教同化，这种执着在人类的种族中是极为罕见的。
链接二：德雷福斯冤案
“德雷福斯冤案”在法国近代历史上可谓名声赫赫。左拉那篇著名的《我控诉》便是对此案的抗辩之词。而这桩冤案的来龙去脉，则有更多值得人们品味之处。
时间回到1894年。当时，一名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潜伏的法国女间谍，无意间从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上校的纸篓里发现了一张没有署名的便笺。便签上详细开列了关于法军布防情况和炮兵训练动向等5份法国国防部机密文件的清单。这一发现震惊法国政府高层：显然，在法国总参谋部内部有德国间谍存在！法国总参谋部立即对此事展开调查。反间谍处副处长亨利少校等人以“字迹相似”为由，草草认定间谍就是法国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尽管笔迹鉴定专家并不同意亨利的观点，但总参谋部仍然于10月15日以间谍和叛国罪将德雷福斯逮捕，并判处其无期徒刑。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法国人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当时的陆军情报局截获了一份德国密电，密电内容清楚地表明，当年泄露机密文件的德国间谍另有其人，德雷福斯是冤枉的！但此后事情的发展却有些匪夷所思：法国政府一面矢口否认冤案的存在，一面强令知情人员“闭嘴”。但纸里包不住火，相关消息很快被民众获知，在民众的质疑声中，法国政府装模作样地逮捕了德国间谍艾斯特拉齐，并判其无罪释放。
这个结果当然不能令民众信服。以左拉为首的进步人士开始发表文章，要求政府澄清真相，还德雷福斯一个公道。面对民主势力的质问，法国政府再次使出颠倒是非的一贯伎俩，指控左拉污蔑军队，迫使左拉流亡海外。而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社会运动在法国愈演愈烈，法国国内一片乌烟瘴气，政治局势岌岌可危。迫于各方压力，法国政府于1899年重审了这一案件，但依旧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将其刑期减为十年。这种愚蠢的判决结果非但不能平息民众的怒火，反而激起了更为激烈的抗议。一直拖到1906年，此案才最终撤销原判，德雷福斯的冤屈得以昭雪。
链接三：自然的文学
自然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它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极致后发生蜕变的产物。自然主义思潮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成就基本只局限于文学领域，其代表人物就是左拉。
十九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得到迅猛发展，其中遗传学上取得的巨大进展是重要成就之一。其作用几乎包括到社会、政治、世俗等一切方面。这种对遗传作用的盲目夸大极大地影响到自然主义文学创作。自然主义作家主张完全消失在叙述后面，做一个冷漠的解剖学者。
1880年，左拉发表了《实验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家》两部论文集，正式将这一文学思潮命名为“自然主义”。在《富尔蒂埃尔词典》中，对“自然主义”的解释是：“通过机理法则解释现象，不去寻求天生的原因”。左拉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学，用以倡导一种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生理学和遗传学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动的创作理念。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主义文学力图事无巨细地描绘现实，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
然而由于自然主义否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技法，又不似现代主义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存在时间很短暂。许多自然主义作家都在后期转投其他流派。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在1870年代至1880年代达到巅峰，之后便逐渐衰落。在法国以外，自然主义思潮影响并不非常显著，很快就被新兴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所超越。尽管如此，自然主义的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西方文学史上将自然主义文学看作是和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并举的重要流派。
链接四：《卢贡—马卡尔家族》
一般人们都会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很感性的工作。如果有人将文学创作跟科学实验等同起来，那肯定会被称为怪人。但在法国，如此怪人真就存在。他不仅做了一场这样的“实验”，规模还不小。这个怪人就是左拉。
左拉的这场“文学实验”名为《卢贡—马卡尔家族》，是继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之后另一法语小说大系，全篇共包括20部长篇小说，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丰碑。这些小说既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系，约1200个人物跃然其中，血缘关系是联系主要人物的纽带。
《卢贡—马卡尔家族》以卢贡—马卡尔家族前后五代人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堪称第二帝国社会百科全书，世间百态皆包含其中。既有大量法国上流社会、工商金融界的黑暗与腐败，也有小人物的辛酸。其中杰出的作品包括《娜娜》、《小酒店》和《萌芽》等。
1871年，左拉开始发表长篇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1877年《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七部小说《小酒店》问世，轰动全巴黎，使左拉一举成名，但也背负不道德的恶名。1879年10月15日，《娜娜》开始在《伏尔泰报》上连载，1880年2月5日载完，同年小说出版，空前畅销，前后再版10次，出货超过5万册。第十三部作品《萌芽》是描写罢工的，是根据1884年的矿工罢工真实故事创作的。而第十九部作品《金钱》则反映了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现象。
左拉在创作这部巨著时，把文学创作和科学实验等同起来，不免忽略了文学创作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结果导致小说质量参差不齐。但这种将自然科学和医学引入文学表现领域的“疯狂做法”却是左拉的首创，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