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走了，甩下一群愤怒的人，对着一夜之间广泛流传的《天体运行论》束手无策……哥白尼是天主教徒，死后被埋葬在所在的弗龙堡大教堂。也许是教会不想让人们关注到他，所以把他埋在不显眼的地方，等到人们广泛认同这位天文学家而想去缅怀的时候，已经完全找不到他的安息之地了。在他去世后的四五百年里，人们始终在寻找他的墓，可是连个墓碑都没有见到。2004年，波兰又一次启动了寻找哥白尼墓的工作。根据对宗教文献的分析，当时修士死后一般是葬在生前布道的圣坛下面，于是专家们锁定了弗龙堡大教堂里的“圣十字圣坛”，哥白尼生前曾在这里布道。
“圣十字圣坛”下面是用地砖高高垒起的，挖掘者们撬开地砖，发现下面有十几具棺木和散落的尸骨，但是却迟迟没有找到16世纪的70岁左右的尸骨。就在不断扩大挖掘范围却仍然迟迟未果，挖掘工作眼看要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奇迹出现了——最后挖掘出的一具缺失了下颌的头颅骨看上去很符合条件！研究人员将遗骨送往法医实验室加以面部复原，发现死者面容与现存的哥白尼画像相似，鼻部受损等特征与哥白尼自画像吻合。接下来，只要经过DNA鉴定，就能确定它是不是哥白尼的遗骨。可是难题又出现了，时隔几个世纪，哥白尼的亲属已经难寻踪迹，抚养他长大的舅舅的尸骨也无从寻找……就在这个九分相似的复原画像要成为一个无法确证的谜的时候，从瑞典投来了希望的曙光。当年，瑞典在一场战争中夺走了哥白尼的全部藏书，这些藏书中也许还有留存着哥白尼DNA载体的可能！经过艰苦卓绝、细致入微的寻找，科学家们终于在哥白尼当年用来记录天象信息的书里找到了他的两根头发！通过对比头发和挖掘出的头骨牙齿的DNA，科学家们确证了这具头骨就是哥白尼的！
这时候已经是2005年，离哥白尼下葬已经462年了。挖掘、探索、确证过程被跟踪拍摄下来，并且精剪为影片《哥白尼墓之谜》，并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首映。
2010年5月22日，人们将哥白尼重新下葬在弗龙堡大教堂，黑色花岗岩墓碑上装饰着太阳系天体运行图——6颗行星环绕金色太阳。宗教人士沃伊切赫·津巴说，哥白尼为当地留下“勤奋工作、全心投入，更重要的是科学天赋”的遗产。教会终于在21世纪刚刚开始时，彻底“原谅”了这位“异端”。下葬仪式举行过程中，神职人员亚采克·耶杰尔斯基说：“今天的葬礼具有象征意义，显现了科学与信仰的和解。”
她是我的灵魂——伏尔泰
伏尔泰（1694—177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父”、“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他以捍卫公民自由，特别是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而闻名。尽管在他所处的时代审查制度十分严厉，伏尔泰仍然公开支持社会改革。他的论说以讽刺见长，常常抨击天主教教会的教条和当时的法国教育制度，其思想影响了整个时代。
启蒙导师伏尔泰
“启蒙”，就是开启智慧，通过教育和宣传，把人们从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教会散布的迷信和偏见，从而为争取自由和平等去斗争。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欧洲走向觉醒、走向兴旺的第一步，它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封建教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对全世界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革命。
伏尔泰就是这场让世界发生天翻地覆般变化的启蒙运动的杰出领袖。狄德罗、卢梭、孔狄亚克、布封等也是启蒙运动的得力干将，他们对伏尔泰推崇备至，公认他是他们的导师，而他们则是他的后辈。正如维克多·雨果所指出的，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1694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父亲是律师。那时候的欧洲教会是影响整个社会的高于行政统治的势力，伏尔泰从小就读的学校就是耶稣会创办的大路易学院。他起初攻读法律，但慢慢发现在那个时代法律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公平正义，所以不久他就放弃了。
伏尔泰才思敏捷，妙趣横生，嬉笑怒骂皆成诗文，在文学上表现出了让人吃惊的才华。1718年，伏尔泰的戏剧《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年仅24岁的伏尔泰一炮而红，闻名于世，为他后60年在法国文坛的领军地位打下了基础。
在法国旧制度下，伏尔泰这样的才华是很危险的。为了避免封建专制势力的迫害，他曾先后以100多个笔名发表反封建作品，“伏尔泰”只是人们最熟悉的一个笔名。作为当时最机敏、最著名的演说家，伏尔泰被一些法国贵族人士指责为缺少一个平民所应具有的谦逊。这导致了伏尔泰和贵族罗昂骑士之间的一场公开论战，论战的成败是显而易见的，伏尔泰不仅思维敏捷，而且是“占着理儿”的，贵族自然是说不过他，气急败坏的罗昂骑士招安了一帮恶棍，暴打了伏尔泰一顿，还把他关进了监狱。后来，在伏尔泰答应离开法国的前提下，他被释放了，去了英国。这一去不要紧，他不仅没有在英国销声匿迹，反而在那里通读了培根、牛顿、莎士比亚等大家的著作，结识了当时英国的主要思想家，他的影响也顺势从法国扩展到了英国。
伏尔泰之所以被公认为导师，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主张里充满了对人性的呼喊，对公平正义的呼吁；还因为他在行动上对穷人、弱势群体关爱有加。他重义轻财，常以金钱和其他物品赠送年轻学生，将剧作报酬赠送给演员，而自己的日常生活却格外朴素简单。他幽默开朗，平易近人，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伏尔泰曾说，与农民讲话，“就像对待外国大使一样”。因此，他的朋友遍及各地。
伏尔泰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他的思想和学说，为反封建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武装了头脑。
1778年，伏尔泰去世。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伏尔泰的遗体被补行国葬，并迁葬在巴黎先贤祠卢梭墓的旁边；他的心脏，被装进一只盒子，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给乾隆写信，以中国为纲
伏尔泰在世时，中国正处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位皇帝的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阶段，当时中国的“康乾盛世”令世界瞩目。
伏尔泰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充满了向往和崇拜，他购买和搜集一切有关中国的资料，认真加以阅读和研究。从利玛窦到金尼阁，从蓝方济到柏应理，近两个世纪来华耶稣会教士们的大批著述纳入了伏尔泰的视野。教士们的传神笔墨，使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在伏尔泰的眼前变得鲜活生动，亲切可爱，他为灿烂的中华文化所深深折服，中国成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国。在这种神往的驱动之下，伏尔泰着手写一部世界文明史。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完全是以崇敬的笔调介绍或者说是讴歌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他在前言中写道：“让我们一起游历这个地球，看看它那时处于何种状态下，并一起按照文明出现的先后顺序去研究它，即从东方国家始，直至我们这些国家止。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固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这个“东方国家”就是中国，“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种抛弃了欧洲文化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 以中国开篇的史书在当时的欧洲是没有过的。
伏尔泰还曾经试图与中国取得联系，他在给瑞典国王的一封信中附上了他自己的一首诗，其中两句的意思是：我常给中国皇帝去信，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有给我一点回音。伏尔泰所说的这位“中国皇帝”就是乾隆！据说乾隆是中国写诗最多的人，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平均每天都在一首以上。乾隆登基13年后，命人刻印了自己的诗歌作品集，起名《盛京赋》。1770年，《盛京赋》在法国出版！当时已经70多岁的伏尔泰读了《盛京赋》后写道：“我很爱乾隆的诗，柔美与慈和到处表现出来，我禁不住追问，像乾隆这样忙的人，统治着那么大的帝国，如何还有时间来写诗呢？”“这是好诗，但是皇帝却非常谦虚，不像我们的小诗人们，处处充满了高傲。”他对乾隆同时作为统治者和诗人，充满了好奇、敬意和崇拜，对这位比他年轻17岁的中国皇帝赞誉有加。遗憾的是，乾隆对此一无所知，很难想象，如果乾隆知道一位对人类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在他的“天下”之外高度赞美他，他会是什么反应。
伏尔泰对乾隆的赞誉当然是与他对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的认可分不开的。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一般把政治体制分为三种：共和、君主、专制。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属于开明君主制，而不是专制。他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一种学术思想，它有着其他文化少有的宽容，而这种宽容却是在宗教统治下的欧洲最缺乏的。他甚至认为中国的一夫多妻制是合理的，他曾经写道：“通奸在东方很少见……我们欧洲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由此看出，是承认一夫多妻制好，还是任其伤风败俗好。”他的理由是一夫多妻可以避免“通奸”，也就是今天说的婚外恋，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有失男女平等精神的，但他当时的真正用意实际上是以此来批判欧洲宗教统治下的道德虚伪。在他的史学巨著《路易十四时代》中，伏尔泰就把路易十四专制时期的腐败、残暴、黑暗、愚昧与宁静、平和的中国作了对比。
事实上，伏尔泰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楷模、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纲，来与欧洲宗教统治做斗争。中国在他手中是一把反宗教统治的利器。我们应该记住这位将中国推介给了欧洲的伟大思想导师。
伏尔泰与别人的夫人
伏尔泰作为一个楷模式的大师，自然也有爱情方面的传说，他与聪慧有才的艾米莉的情缘就被传为佳话。可是，他们的爱情如果放在今天，了解其中原委的人也许就不会褒扬他们了。
伏尔泰39岁时认识了27岁的艾米莉。艾米莉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她精通多门语言，又因生活在上流社会，自然是气质不凡。可是，她是一个19岁就已经嫁作人妇的女人，她的丈夫是长年在外征战的将军——夏特莱侯爵。1734年，伏尔泰为了躲避法国当局的追捕，到这位夏特莱侯爵家暂住。艾米莉在距离巴黎250公里、毗邻洛林公国边界的地方有一处房产——西雷宫。西雷宫是艾米莉的先人所建，虽然几乎只剩下断壁残垣，但却是个极好的避难场所，远离城市喧嚣，而且只要受到追捕，伏尔泰就可以越过边界到达洛林公国，法国当局就无权逮捕他。伏尔泰本打算只在这里避一避，但是一到这里，他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打算在这里长住下去。在征得艾米莉同意后，伏尔泰在这里大兴土木，将西雷宫修葺一新。在这个宁静的地方，与一位年轻貌美、有知识有气质的女人经常相处，极容易燃起爱的火花——西雷宫成了伏尔泰与艾米莉的爱巢。
伏尔泰亲密地称艾米莉为“爱弥儿”，他们同居期间，一人写文章，一人做实验。伏尔泰的事业大有长进，艾米莉也发表了《论火的性质和传播》。这对恋人没有沉醉在花前月下，而是高调地活跃在事业中。他们就这样走过了10余年，直到艾米莉44岁时，她竟然怀孕了！夏特莱侯爵长期不在家中，这样的事情对伏尔泰和艾米莉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丑闻，紧张的商谈过后，他们决定让侯爵回家，并且让他相信这是他自己的孩子。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侯爵回到家，在朋友聚会的欢笑中，一家人快快乐乐地过了三个星期，侯爵天真地相信了他的夫人，相信了这个孩子。可是，艾米莉已经是44岁的高龄了，已经生过3个孩子，此时生育要冒很大的风险。果然，艾米莉虽然迈过了难产的门槛，诞下了一个可人的女儿，可是6天后，她就因产后褥热而死去。失去情人的伏尔泰悲痛万分，他说“她不是我的情人，她是我的灵魂”。伏尔泰一生中唯一爱的女人，直到最后也是别人的夫人，也许这正是伏尔泰在爱情上的可悲之处。
链接一：震惊欧洲的卡拉斯案
伏尔泰一生勇敢地与封建宗教势力战斗，对当时教会的种种不公平的行为都做了坚决的抨击和反抗，哪怕这些事情并不与他直接相关。事实证明，他一个人的力量远远超过常人的想象，他一个人甚至使不可一世、不容反抗的教会改变了判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卡拉斯案。
1761年，让·卡拉斯64岁，是一位颇有声誉的法国商人，也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他共有6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叫安东尼。安东尼性格内向，不愿意像父亲一样经商，而是喜欢读一些文学作品，尤其对《哈姆雷特》以及有关自杀的作品感兴趣，性情也一天天抑郁起来。他原来信奉新教，后来为了能够顺利进入大学学习法科，打算改信天主教。
10月13日晚，卡拉斯在家里设宴，一位客人在席间先行告退，卡拉斯的另一个儿子掌灯送他出门。“啊！”走到门口，他们都吓了一大跳，门框上吊着一个人，而且已经断气了。一家人听到了声音跑出来，周围的邻居也凑了过来，人们发现吊死的正是卡拉斯的儿子安东尼。尽管在场的人都知道卡拉斯一家人仁慈而宽容，但有几个天主教徒抓住了这个机会，对新教发起诘难。他们扬言说是卡拉斯夫妇为了阻止安东尼改信天主教而谋杀了他，并且捏造说新教徒家长宁可置孩子于死地也不愿意他们改变信仰。这样，一个家庭的悲剧被上升为教派斗争。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安东尼要改信天主教，更没有证据证明卡拉斯一家人谋杀了安东尼，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件事仍然让卡拉斯一家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难。信奉天主教的民众被煽动起来，游行示威，指控卡拉斯一家谋害了安东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