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女人在这位导师的生命中，甚至在他生命之后，对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同时也可以说，女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形成哪怕是有点成型的波涛，也许，这正是这位孤独者的另一个悲剧。
链接一：“不真诚”的叔本华
叔本华，这位曾经被尼采疯狂追捧的德国哲学家，为人类界定了“意志”，将他著名的极端悲观主义和意志联系在一起，认为意志的支配最终只能导致虚无和痛苦。他的代表作品，也是让尼采痴狂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发表后并没有引起轰动，但当时的叔本华自信地说：“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果然，还是有人发现了这其中存在的价值，他因此被柏林大学聘为编外教授。这无疑让他信心大增，自信心空前膨胀，他竟敢挑战哲学名家黑格尔！他素来反对黑格尔的学说，认为黑格尔是沽名钓誉的诡辩家，于是特意选择了和黑格尔相同的授课时间讲课。事实证明，他失败了，已经名声大噪的黑格尔的课堂依然火爆；他的班上学生却一天比一天少，最后一个都不剩。最后，他只能凄凉地离开柏林大学。
虽然他没能在与黑格尔的较量中红起来，但是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开启了非理性主义哲学，尼采、萨特等都是他思想的继承者；莫泊桑称他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破坏者”；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思想亦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在其著作《人间词话》中以叔本华的理论评宋词，还曾借助其理论发展了红学，成就颇高。
即便叔本华在哲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英名，但他的口碑却不怎么好。叔本华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据说一条叫作“世界灵魂”的卷毛狗一直陪伴着他，而这条狗的名字就是他用来讽刺黑格尔的。当然，这种说法今人已无从考证。叔本华还被传脾气火爆，曾经因为吵闹噪音而把一个女裁缝推下楼梯，并造成她残疾，叔本华因此需要按季度付给她终生补偿。在此人过世时，叔本华写道：“老妇逝，重负释。”而事实上，对于他来说，从商人父亲那里继承了遗产，支付这笔补偿并不是“重负”。他的生活受人诟病，而且与他的哲学主张是相悖的，这似乎更让人鄙薄。罗素在他编写的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这么说：“假若我们根据叔本华的生活来判断，可知他的论调也是不真诚的。”
叔本华的生活与思想主张的相悖，也许正是一个哲学的相悖，他的“不真诚”的“意志”仍旧影响了一代哲学人。
链接二：通向后现代的桥
一位大师曾经这样说过：如果说康德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通往古典哲学的桥，那么尼采则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通往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桥。这是对尼采哲学思想的最好概括。
尼采的哲学理论有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美感，因为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似乎都能在他的理论中找到归宿。在纳粹眼里，尼采是军国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尼采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在固守传统人的眼里，尼采是一个破坏者，他主张用锤子敲碎一切偶像和传统；在虔诚的宗教人士眼里，尼采是一个危险的离经叛道者；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传统的形而上学在尼采那里终结了。
后现代是针对现代的，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不是排斥就是消解。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对尼采哲学却情有独钟，他们从尼采哲学中吸纳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将尼采哲学的观点化为己用，甚至继承了尼采的哲学风格。总之，他们在尼采哲学中找到了自己的风景，尼采哲学中的消极倾向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支柱。尼采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他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成了通往后现代的一座桥。
现代主义所崇尚的现代理性、基督教道德，都是尼采的批判对象。他是一个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者，对任何理性哲学都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他说“上帝死了”，基督教伦理约束了人的心灵，使人的本能受到压抑，所以，它的衰落是必然的。尼采鼓吹人生的目的就是实现权力意志，扩张自我，成为驾驭一切的超人。理性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流动的历史僵固化，用一些永恒的概念去框定活生生的现实，结果是扼杀了事物的生灭变化过程，扼杀了生命。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偶然性的、动荡不定的，从而无法捉摸的世界。
尼采哲学在当时曾经被当作一种“行动哲学”，一种声称要使个人的要求和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的哲学。他的哲学具有傲视一切，批判一切的气势。这正是他的哲学被后现代主义欣赏的重要原因。
链接三：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
尼采思想的每一点都可以发现深刻睿智的心理顿悟，而令人惊异的是，它们竟与弗洛伊德在十年或更晚之后表达的心理学机制相似。不知道是弗洛伊德受尼采影响至深，还是隔断时空的巧合。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
精神病人的世界是与常人不同的世界，精神病医生是唯一能够深入接触和进入他们的世界的人。他们不仅要进入精神病人的世界，而且要把他们从自己的世界中拉出来，解救出来，因此，精神病医生的工作充满了神奇的秘密，他们的哲学也是不一样的哲学。弗洛伊德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天生就具有异常的怀疑精神、好奇精神和孤独情绪，这使得他对世界的感知保持了一种特殊的知觉能力，同时这也让他自己感到不安。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是在1884年与J·布洛伊尔合作治疗一名叫安娜·欧的癔症患者时产生的。他先从布洛伊尔那儿学了宣泄疗法，后又从J.沙可那儿学习了催眠术，然后他自己研究提出了自由联想疗法，1897年又创立了自我分析法。
弗洛伊德认为浮现在脑海中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借此可挖掘出潜意识中的症结。自由联想疗法就是让病人自由诉说心中想到的任何东西，鼓励病人尽量回忆童年时期所遭受的精神创伤。
自我分析法则倾注了弗洛伊德更多的时间和精力。1897 年，弗洛伊德开始了他的自我分析。自我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对自己的梦进行解析。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一书出版，这就是被当今人们认为是弗洛伊德思想精髓的著作。但这书在当年却是遭到大量批评的，出版后的8年只卖了600册，而他仅从中获得了相当于209 美元的稿费。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对自我分析的认识和潜心研究，他在一生余下的时间里一直坚持自我分析，每天工作的最后半小时都用于自我分析。
弗洛伊德对心理学所做的贡献，很难用简短的文字概括。他强调人的行为中的无意识思维过程极为重要。他证明了这样的过程如何影响梦的内容，如何造成常见的不幸，如口误、忘记人名、致伤的事故，甚至疾病。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仅作为一种心理学派对心理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里，特别是在美国，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一般意识形态中还在广泛地传播。
清末怪杰——辜鸿铭
辜汤生（1857—1928年），字鸿铭，号立诚。他精通中西文化，从语言到科学，从文化到体制，都在他的研习范围内，在翻译界和国学界成就显著。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国学的一把钥匙。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清末民初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北大怪人”
辜鸿铭是北大的头号怪人，与他齐名的是刘文典。这位学贯中西的怪教授有“三怪”：一怪怪在他藐视所有人；二怪怪在他热衷于用外文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三怪怪在他用经典的瓜皮小帽、长辫子回应革命的呼喊。
一怪。和大多数的牛人知识分子一样，辜鸿铭也恃才傲物、桀骜不驯，但不一样的是谁都有畏惧或者敬重的人，而他藐视的是所有人。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元培是把他聘为北大教授的校长，对他算是有知遇之恩，所以他还将他算作好人，其他人则一个都入不了他的眼。当然，没有“两把刷子”是不敢这样叫嚣的，他本身的能力是绝对过硬的。辜鸿铭头上有一大堆的博士头衔，据说总共有13个，这是他游学欧洲14年的结果。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等等，都曾留下他刻苦攻读的身影。名校、名师再加上个人的努力和造化，造就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天才，他不但深得欧美文化的精髓，同时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拉丁语、希腊语、马来语等8种语言，对科学和人文也非常熟稔。这样的天才可谓无所不通，藐视所有人而仅对有恩的蔡元培略显认同，这就是辜鸿铭的识人逻辑。
二怪。辜鸿铭接受的是系统的西式教育，对外语和西方文化系统相当熟稔，但是在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文和中国古代典籍后，他狂热地爱上了中国文化，从此投入到向西方人介绍和宣扬中国文化的毕生事业中。他在北京大学是英文系的教授、主任，他在课堂上将英文作为工具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把《千字文》和《三字经》译成英文，在课堂上教学生用英文念《千字文》，说是念，其实更像唱，音调很整齐，脚点着节奏嘴里念着英文词，全班合唱，旁人听起来甚觉可笑。当时的北京中西交汇，文化上有中派和西派，但将中西合为一体，而且以“中”为根、以“西”为表的却只有辜鸿铭一个人。
三怪。当时的中国处于社会更替的时期，世人都以空前的热情追随革命新潮、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诀别，而此时的北京街头却有一个拖着一条灰白小辫、戴着一顶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的滑稽身影固执地出现在行人的视线里，他就是辜鸿铭。他的这幅标准清朝遗老打扮恒久地活动在兼容并包的北大校园中，成为一个标志，加上他对封建王朝和传统文化的固执守旧，常常能在课堂上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经常被他的幽默诙谐语言和滑稽装束逗得哈哈大笑。
才与德，中与外，旧与新，就像悖反的定律一样存在于辜鸿铭一人身上，成就了这位“北大怪人”。
“清朝遗老”是混血儿！
辜鸿铭这位顽固的清朝遗老，对中国封建传统、对清朝百般地崇仰和依恋，可是谁知道，他本不是中国本土长大的，甚至都不能说是中国人，只能算是一位华裔。辜家原籍福建，从祖辈起就来到南洋槟榔屿，逐步创下一份家业。父亲为牛汝莪橡胶园的经理，母亲是葡萄牙人，所以，辜鸿铭只有一半的华人血统。
这样一位亚欧血统的混血儿，长得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自是十分的漂亮。橡胶园的主人、英国牧师布朗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还将他收为了养子。后来，在辜鸿铭10岁的时候，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回英国。在征得辜鸿铭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将辜鸿铭带到了英国。这样一来，幼小的辜鸿铭便浸泡在了西方文化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截止在了10岁，显然是“先天不足”的。
辜鸿铭在英国接受了系统的西式教育，但对自己素未谋面的中国文化还保留着故乡般的向往和依恋。他在国外大力弘扬着他心目中的中国精神，然而，此时祖国在他心中还只是个遥远的幻影，他的“中国精神”无所归依。促使他与祖国真正结缘的是一位中国大学者马健忠。1883年，他们在新加坡相遇，在恶补了一通中文和中文典籍之后，辜鸿铭回到了中国内地，成了一位“海归”。
辜鸿铭回到中国，先是给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做秘书，20年后才来到北京，与北京结缘。20世纪初的北京无疑是不平静的，“城头变幻大王旗”，辜鸿铭积极地投身到了“慌乱”的政治中。只是，这个带着瓜皮小帽、穿着长衫、扎着辫子的学者注定在政治上是极端固执的守旧者，是封建统治垮了又复辟、复辟了再垮的伪先锋，他的政治生涯必定也是不光彩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派，甚至为慈禧大唱赞歌。当世人都以空前的热情追随革命新潮、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诀别时，他还在赠给张勋的对子里自鸣得意地吟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指清朝官帽），菊残犹有傲霜枝（指辫子）。”直到“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看重他的学养，聘他教书，他才摆脱了沦落陈腐政治的命运，从而在学术上、在中国历史上成了一位值得一提的“牛人”。
墙里开花墙外香
辜鸿铭虽然游学欧美，但却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甚至到了极端、偏执的程度，而且对外国人也从未有客气的举动。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外国人对他的崇拜，因为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在外国人了解中国上搭起了第一座桥。“墙里开花墙外香”，用在辜鸿铭这位奇才、怪人身上一点也不过分。
辜鸿铭是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因此，在西方人眼里，尤其在德国人眼里，他是东方文化的两大代言人之一（另一位就是印度的泰戈尔）。他曾与泰戈尔同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还曾被印度的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获得这样的赞誉与他所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利用自己精通外语的优势，翻译中国典籍，用外语撰写和推介自己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理解。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的精神》等，这些作品在极短的时间里轰动了整个欧洲，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尤其在当时的德国，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名字。
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中国人的精神》），那时候中国人讲演还没有售票的先例，而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比听当时最火的“四大名旦”之一梅兰芳唱戏还贵。听梅兰芳的京戏一块二毛钱，而听辜鸿铭的讲演却要两块钱，带有学术色彩的演讲甚至比纯娱乐的戏剧更能卖座，可见他在外国人中的人气之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