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这一年11月，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蒋介石认为，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映，因此十分惊慌和气愤，前往安徽“纠正学风”。11月29日，蒋介石欲会见刘文典。可刘文典一点儿不着急，他早前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这次他果真不慌不忙，穿了长袍马褂，姗姗来迟。结果两人一见面就接上了火。
蒋介石见刘文典这副打扮，来得又晚，怒气难遏，便毫不客气地问：“你是刘文典吗？”刘文典一点不示弱，也没有因为迟到而抱歉，反而回答说：“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介石气得直拍桌子，要刘文典交出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声称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当面就顶了回去：“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蒋骂刘是“新学阀”、“封建遗老”，刘骂蒋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当即把他关进了监狱。
消息传出，安徽大学师生们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集会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收回关押、开除学生的成命。同时，社会各方都向蒋介石施压，迫于无奈，蒋介石以“即日离皖”为条件，放了刘文典。就这样，“刘大炮”在炮轰蒋介石后安然无恙地返回了课堂。
横竖看不上沈从文
刘文典不仅面对权贵猖狂，就算在学界内，也是狂妄至极，对当时很多名声在外的学者都不放在眼里。但是他有自己的好恶，有鲜明的立场，有自己敬重的学人。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沈从文、陈寅恪两人。
刘文典认为陈寅恪的学问是做得最好的，为人也是高尚的。他曾经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说他对陈寅恪的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他看不起搞文学的人，认为文学不是真正的学术，对搞文学的人不屑一顾。他曾经的学生沈从文就不幸地成为他这种观点的牺牲品，因为他横竖也看不上沈从文。
因为战事，昆明城里经常因为空袭拉警报，每次拉警报，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到防空洞里避险。有一次跑警报时，沈从文恰巧和刘文典擦肩而过，于是刘对身边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他沈从文替谁跑啊？”沈从文真是“躺着都中枪”。
另一次，刘文典跑警报时，学生都去搀扶他，他忽然想起了“十二万分”敬佩的陈教授视力不好，行动不便，便赶紧带着几个学生前去帮助他，还喊着：“别管我，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在刘文典心目中，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算一个。学校打算提拔沈从文为教授，他得知以后很有意见，他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400元，我该拿40元，朱自清该拿4元。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了，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只有刘文典表示了不满。
其实，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在当时学界是影响颇深的，到现今也是众多文学人所公认的，可就是入不了刘文典这位大师的眼。不管沈从文冤还是不冤，狂傲不羁、言谈骇俗的刘文典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倒是符合他的一贯作风的。
“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刘文典不只对蒋介石、对权贵、对同人狂傲不羁，对外敌更是有强硬的气节。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北平爱国青年学生甚至卧轨请愿，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也在请愿之列。刘成章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体质较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之后就患病不起，不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北平沦陷以后，刘文典未能及时南下，日本人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任伪职，都被他断然拒绝。这让日本人愤怒了，他们两次搜查刘文典的寓所。面对日本人的搜查，刘文典毫不畏惧，横眉冷对。他原本留学日本，日语说得非常好，但他以“发夷声为耻”，在日寇面前一句日语也不讲。他经常用来告诫自己的一句话是：“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又过了一段时间，吴晓玲教授也来到了昆明，刘文典便向吴打听周作人的景况。吴晓玲说周作人“家中还有老小”，不能离开北平，一听这托词，刘文典很气愤：“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除了周作人，刘文典讨厌的没有民族气节的人还有他的老师刘师培。刘师培也是十分有学问的人，是近现代与胡适同辈的学界先贤，刘文典受到刘师培的赏识，而且从老师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但是，后来刘师培投靠了袁世凯，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就很少再和他来往，言谈中也很少提这位昔日敬重的老师。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来和他一起吃住，但自从刘管廷在冀东谋到了一个伪政府的职务后，刘文典就十分气愤，先是以有病为由不跟他一起吃饭，后来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让刘管廷搬离了自己家。
解放前夕，胡适为刘文典联系好了美国的学校，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打算帮他们到美国谋业生活。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刘文典拒绝了胡适的安排：“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可见，这位“爱放炮”的学者并不是单纯的狂傲不羁，在他的骨子里也蕴藏着华夏之髓，民族气节在他身上无时无刻不在激荡。
链接一：“观世音菩萨”写文章
刘文典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很有一套，讲课也很有特点，能吸引很多学生去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有一门本来应该在教室讲的《红楼梦》，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教室容纳不下，就只好改到教室外的广场上上课。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学生们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场面蔚为壮观。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学生站在桌边为刘老师斟了茶，他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意思是他不讲别人讲过的没有太大价值的学问，而是讲他自己新研究的学问。“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对古典文化的精深研究，使得刘文典跟前总有学生讨教。学生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观世音菩萨”写作诀窍。有学生问他如何写好文章，他让学生牢记“观世音菩萨”五个字。学生不得其解，他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他说，只要牢牢掌握“观世音菩萨”的写作方法，就不愁文章不生动不深刻。
链接二：对一个老和尚的诺言
刘文典的狂傲并不是对所有人的。他的牛气不仅表现在对权贵、对敌人的坚决果敢和民族气节上，他的牛气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信守诺言。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时候，需要查阅一些佛经。其中一种佛经很难找到，好不容易打听到北京西山的香山寺有此藏书，于是他急急忙忙前去阅看。可到那儿才知道，这里的佛经是不外借也不对外开放阅读的，只有佛教人士才能借阅；被允许借阅的人也必须在寺内的念经堂正襟危坐，认真拜读；而且不能用手指直接翻书，更不能蘸口水翻，必须用寺院里特制的竹篾子翻阅。刘文典好说歹说，老和尚知道他是大学者才同意他阅看佛经。他高兴万分，答应一定遵守寺院借阅规定，老和尚就走开了，刘文典一个人在一个空凳子上认真阅览。不大一会儿，他就看迷糊了，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被一阵骂声惊醒，原来，是老和尚在咆哮：“你言而无信，竟然把佛经扔到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没注意，手一歪，身子一斜，把佛经掉落在地上。老和尚火冒三丈，拿着扫帚就要打他，刘文典撒腿就跑，在念经堂里抱头鼠窜，苦苦求饶。老和尚见这么一个知名教授一点架子都没有，再看他四处逃窜的样子，甚是好笑，忍不住笑出来。一场风波化解了，刘文典与老和尚成了要好的朋友。
后来，老和尚还到清华大学拜访过刘文典，刘文典还特意准备了素斋款待他。时隔多年，刘文典回忆起来时仍颇有兴致地说：“我的脑袋虽不太高贵，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打的。但这次应该打，君子不可失诺。”
“君子不可失诺”，刘文典对一个老和尚信守诺言，只是他君子德行的一个缩影。他虽然狂傲不羁，但仍不失却君子之道，这也是他虽狂傲却仍有不少朋友的原因。
链接三：大师被炒鱿鱼
在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知名学府的知名教授们都云集在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特殊的学校。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是至今的学者们缅怀的对象，也是今人怀旧的依托，但是，其中的刘文典是研究古代文学和古籍整理的学者，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他却很少被忆起。他不是名声小，不是学术不精，而是他曾经吸毒，曾经有违“知识分子之道”，曾经被清华大学解聘。
那时，战局紧张，物价飞涨，教授们三四百元的工资日益捉襟见肘，许多人的房屋被炸毁，流离失所的人比比皆是。刘文典也是其中之一，他的住宅被炸毁，不得已搬到乡间居住。因没钱坐车，每次进城上课都要长途跋涉。祸不单行，此时家乡的母亲和两个兄长病故，刘文典悲痛不已。他深感贫病交加之苦，对社会灰心、悲观，教书之余，他就以读旧诗消磨时光，后来竟发展为用吸鸦片来缓解压力，消磨意志。正是这一嗜好，断送了这位一代大师在清华的前程。
1942年，云南普洱的大盐商张希孟要请学者到他家为其母亲撰写墓志铭。普洱当时有“瘴乡”之号，盐商盘剥老百姓血汗，名声很不好，学者都不愿意去，知识分子也不愿与那里的人为伍。但是张希孟派来的人说，瘴气不是什么毒质，是现代医学可以预防的，普洱就是需要有学者来打破“瘴乡”污名才能得到发展。刘文典被说动了，加上对方许以巨额酬金，还有大量的鸦片，刘文典决定起程去普洱。这显然是有违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此举遭到了联大同仁的鄙弃。同时，他这一趟普洱之行，耽误了联大的课程，尤其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所以，他的出行最先惹恼了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闻一多找到了同时任联大文学院院长和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提出首先对刘文典停薪，然后考虑解聘，冯友兰同意了闻一多的意见。刘文典接到闻一多的信时，并没有放在眼里，也没有回信。但他知道自己不在理，还是有些胆怯，所以他给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写信，说：“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但是，没有系主任的同意，没有清华的聘书，联大也就不会聘他为教授。结果，他果然被清华炒了鱿鱼！
这才让他惊慌了，他写信给清华校长梅贻琦，表示“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成想梅贻琦尽管性情平和，但对他的普洱之行也很有看法，回信称：“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
刘文典最终还是被清华炒了。这以后他被云南大学所聘，虽然生活并未受影响，但学术成就难再。这就是他没能像王国维、吴宓等大师一样流芳的原因。
清华巨头——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年），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和欧洲多国，长达13年，精通22种语言和西方文化。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牛津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他不仅国学基础特别深厚，国史精熟，而且大量吸取西方文化，细致对比，见解独到，为国内外文化界学人所推重。
陈寅恪，近现代成就最高的史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他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陈三立，曾经协助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寅恪的祖父实行新政改革。在这种学识博广、思想开明的家庭环境熏陶下，陈寅恪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小小年纪就走出了国门，先到日本留学，后又留学法国、德国、瑞士、美国等多个国家，全心全意献身学术研究，直至享誉海内外。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响当当的“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的诗人。祖父陈宝箴曾经是湖南巡抚，是支持变法救国的开明督抚。有人说，贵族的气质是要三代以上才能养成的。陈寅恪的家庭就是这样一个书香贵族，他便是“公子的公子”。又由于他学识广博，观点精湛，在清华任教的时候还有许多教授级导师都前去听课，因此他又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在国外的潜心学习，使陈寅恪的知识储备空前。在德国念书时，他没有要学分，虽然入学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但是他却很少静下来只研究印度，他游学在学校的各个科系和图书馆，博览群书。游学辗转13年，他总共学习了包括梵文、希伯来文等濒危语种在内的22种语言！然而，他却没有得到一个博士学位，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正是因为他包揽了国内外学术精华，学贯中西，才成就了他在国学研究、中古史研究、语言研究、文献研究等等方面的耀眼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