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建立商会的过程中，京师商会逐步体现出对传统伦理落后因素的清算和对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伦理汲取的双重要求。在价值取向上，他们将企业获利与追求爱国结合起来。1906年京师官商在筹办东安市场时，就在章程中明确规定：“筹款准招中国官商，不准指地借用官商款项及招领外国官商资股，亦不准外国人在彼开设各项买卖。”1908年京师自来水公司在招股简章中，也明确规定：“本公司专集华股，不附洋股。凡系本国人民，无论官、绅、庶均可入股，一律享股东之权利。其有华人影射洋股者，一经察觉，立刻将该股注销。”在“爱国”与“获利”的双重鼓励下，人们均跃跃欲试，三个月之后，公司便筹集到预想的资金。在运营规范上，他们将诚信、务实等传统伦理与崇尚平等、公益、合作等新伦理结合起来。如《管理各项营业通则》就概括了各行业需共同遵守公益的伦理通则：“凡营业者不得贩卖后开物品：甲、违禁物品；乙、败坏风俗者；丙、制造伪膺物；丁、妨害卫生者。”《首饰行商会规约》强调了务实的商德：“商会之设，原为扩充商务，保守利权，联络商情，研究工艺起见，专务讲求实际。不尚虚文。”《金银号商会规约》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所谓：“商会之设，原所以联络同业情义，广通声息。中华商情向称涣散，不过同业争利而已。殊不知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属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义，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药行商会规约》痛斥了一些药行“惟以争利而贱售，不问货之精良，甚至以伪混真，实不足以取信于人”，强调了诚信的重要：“商等亟宜悉心讲求，实事求是，总期振兴商务以保利权为要义。”在人格塑造上，将厚重、公平等传统人格与公开、民主等现代人格结合起来，比如《汇兑庄商会条规》规定：“本商会董事必须公同推举，方可充当。若系一二人之私见，虽其贤能，亦无足取，以彰公道。”《靴鞋行规约》规定：“正副董事办理行中之事必须持平，不准意存偏见，如拘私情形，察明商会立即更换。”这些商界的共识和规定有力推动了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近代化。
随着晚晴国家财政的匮乏，长期主要被政府包办的京师社会救济事业，急需热心的绅商的加盟。一些京师绅商出于对社会公益的关心，纷纷从事举办工艺所、教养局、粥厂等救济事业。政府对京城的绅办局所予以与官办局同样的重视。比如，1909年，顺直官绅魏宸等“筹捐数万金”，在北京宣武门外创设京师蚕业讲习所，聘请教习，招考女学生讲授育蚕缥丝诸法，其宗旨是“补农功而裨荒政”，同样具有救济功能，农工商部奏请朝廷赏给该所常年经费银3000两以补其不足。清末民初，灾害频仍，政府也着力将绅办救济事业引入到官府主导的社会救济中来，招商平粜和绅办粥厂，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表现。随着政府财力的持续衰弱，政府在救济事业上对绅商越来越倚重。如在养济院、栖流所、育婴堂等政府主办的日常救济事业中，虽名为官办，也要延请一定数量的绅士具体办理其事。如“养济院、育婴堂栖流所及各项善堂善局均令有司经理，择绅民良善为众信服者董其事”。由此，官办救济事业日趋衰微，官绅合办、绅办救济事业逐渐发展，官方认识到并承认“官绅无弊，胥役侵渔”的现状，认识到绅商体制的确具有官方体制所不具备的优点。可以说，绅商结构构成了清末民初城市社会结构中的坚强基石，越来越成为政府治理城市社会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在日益活跃的经济、公益事业参与中，北京商会逐渐将其关心的触角伸向政治领域，实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伦理与扩充“公德”的现代伦理的有机结合。1915年，北京商会公开响应上海“救国储金会”的倡议，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侵害中国主权及利益的二十一条，在中央公园成立了”京师救国储金事务所”，商讨筹措“救国储金”的办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京师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不买日货、急救被捕学生、以本会及全国商会联合会名义致电“欧会”等决议，并召开各行业大会，宣布一致停止贩运日货，不阅读日人在京办的《顺天时报》，不在该报登广告，拒用日钞等，以实力赞助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京师总商会的会员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不再局限于工商界上层，而是既有官方金融业、工业企业，又有民族工商企业及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众多中小行业，从而使商会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京师总商会“与各行商交际维持益臻发达”，起到了“联络众商，以维公益”的作用。京师总商会还注意加强与全国各地商会的联系，沟通信息，配合行动，发挥自身优势，为商民利益服务。
三、传统庙会与新兴社会改良组织的交互作用
民俗是千百年来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并按照一定的模式遵循和传播的群体性习惯。庙会，又是这种民间风俗的具体体现。庙会期间，人们祭祀、上香，并进行商贾交易各种形式的演出活动，它不但活跃了一方的经济，而且也维系着当地的伦理风化。庙会习俗与城市的现代化充满了冲突与调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北京庙会一方面继续顽强地发挥着民众日常信仰的作用，并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而迅速瓦解，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某些适合时代发展特征的变化。新知识界为了开民智而广泛推动的新兴风教活动，在理念上有很多引进西方新伦理的成分，如对履行责任、关心公益的追求，在形式上有很多对传统社会陋俗的冲击，如不缠足、禁烟、禁赌、不嫖妓等，但在传播方法上还是比较注意与传统民众的日常信仰生活结合起来，而推动一种士为表率、唤起民众的觉民运动。
佛道教系统中的各种神灵，以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宗教礼俗，深深地影响着京城民众的人生信念和心灵安顿。人们既通过对神的物质祭献与神灵沟通，也通过自身的道德约束获取神灵的垂青，道德修养的好坏成为获取神灵帮助的条件。民间信仰活动是正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之外对民间教化的有力补充。清廷及后来的北洋政府都很清楚这个道理。一方面，官方将寺庙资产纳入地方政府定期查验的范围，另一方面，对僧道开会讲演的内容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限定其内容为阐扬教义，化导社会等。北京地区寺庙主祀的神灵众多，形成广泛的影社会响。据1928年北平市警察局的统计，总数居前15位的寺庙为：关帝庙、观音寺、七圣祠、五圣祠、龙王庙、娘娘庙、真武庙、土地庙、三圣祠、火神庙、药王庙、地藏庵、九圣祠、财神庙、弥勒寺。高居榜首的为关帝庙，共有286座。在有清一代三教合流的推动下，关帝崇拜盛极京城。至民国年间，京城寺庙中，关帝神灵仍最为显赫。无论在传统宗教寺庙的总量中，还是在家族宗庙、佛教寺庙的总量中，关帝均遥遥领先。追溯其源，关公以其桃园结义及护卫蜀汉等忠义信勇的事迹，被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清代统治者对其更是大加封崇，顺治九年（1652）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二十三年（1758）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始得武帝尊号，与孔子并列，入主武庙，被当时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清代关公之祠遍于天下，“毋论遍都大邑，即荒郭僻壤间，莫不有庙存焉。”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在北京佛道教系统中，佛教寺庙由于受到皇帝的眷顾，因此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多寺庙的题名都是皇帝御赐，如潭柘寺、戒台寺、卧佛寺、大钟寺等分别被赐名为岫云寺、慧聚寺、十方普觉寺、觉生寺等。而在当时的北京城内，最有名的寺庙当属法源寺和广济寺，两座庙历史都很久远，一个建于唐，一个创于宋，但都是律宗的道场。律宗学说主要是“心识戒体论”。所谓“戒体”，指弟子从师受戒时，授受的做法，在心理上构成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律宗把戒分为止持、作持两门：止持是“诸恶莫作”，比丘持250戒，比丘尼持348戒；“作持”是“众善奉行”，包括受戒、说戒和衣食坐卧的种种规定。清朝继承明代佛教政策，把弘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律宗教义，作为对人民进行“治心”的有效手段。《御制法源寺碑文》称：“人以为戒在是，即法在是，未知其法之源也；即谓摄心明戒，亦只知心之说，而源仍未及知也”，“源不可不达矣，识心达本源”，具体地说，要达到本源，就必须“巨而忠国孝亲，制行立事；细而饮食起居，日用常行”，都必须有“存诚”、“发善”之心。因此乾隆亲自到法源寺，御书“法海真源”匾额赐寺，意为千条万条戒律（刑律），都是“流”，内心存诚才是“源”。
京城著名的佛教寺庙天下闻名，但普通民众日常宗教祈祷进香的地方却多为道教宫观。道教植根于中国社会，活动于民间，供奉庞杂浩大的神鬼谱系。世间千般事，皆有神照应。发财、求嗣、祈雨、消灾、去病等等一切世俗需求，都有神灵专司其职，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最紧密。其中，宫观数量位居首位的神灵是“北极真武玄天大帝”。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是民间和道教尊奉的北方玄武神。玄武本为北方七宿之总称。明初，燕王朱棣举兵“靖难”时，借助北方大神真武，为其出师“正名”。他继位后，大力推崇真武，其香火盛极京城。到清代，其地位已不如明代，在民间仍有众多的崇拜者。比起真武崇拜浓厚的贵胄色彩，碧霞元君崇拜在京城道教神灵中，可说是香火最盛的平民信仰对象。相传这位民间与道教祭祀的女神，是泰山东岳大帝之女。宋真宗朝祭泰山时，封其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民间俗称泰山娘娘。相传碧霞元君神通广大，护国佑民，尤其保佑香客多子多福。在华北地区，元君娘娘的香火极盛。为祈求子嗣，接续家族命脉与香火，人们格外崇拜执掌生育的女性神仙。据1936年京城寺庙登记资料，家族宗庙中主祀娘娘的庙宇的数量，位居关帝、观音、真武之后，与土地神并驾齐驱，约占总量4%。在京城众多碧霞元君庙观中，又以京郊妙峰山碧霞元君最为知名。该祠始建于明代，俗称娘娘庙，原为道士主持，香火不旺。康熙年间佛教势力上升，改由僧侣主持，香火逐渐兴盛。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每逢阳春四月，妙峰山开庙，朝顶进香成为京城民众的第一等大事，所谓：“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各阶层踏青朝顶的香客多达数十万，成为京城春季规模最为盛大的民众宗教活动。比起妙峰山碧霞元君崇拜的行程奔劳，京城内的道教宫观对民众日常信仰要来得方便得多。其中以白云观和东岳庙最为有名。白云观位于北京城内西便门外，是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东岳庙则位于朝阳门外，是京城定期庙会香火最盛的道教寺庙之一。庙内供奉着道教庞大的神灵系统，主祀的神灵东岳大帝为泰山之神，主管人间生死、富贵、贫贱、善恶、疾苦、因果报应等。京城百姓普遍认为，该庙水陆诸天神像最全，因此最易酬神。无论是祈福祈寿，还是消灾除病，或为报冤雪恨，或为生意兴隆，人们纷纷来此进香求神。
京城佛道教信仰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色，构成为民众最直接参与和对话的信仰活动。其特点表现为：（1）多样化：在中国民众的佛道教信仰中，没有严格的一神崇拜，往往根据精神所需表现出“逢庙就烧香，见像就磕头”的多样性选择，佛教寺院与道教官观一样对待，如来佛祖与三清尊神等列齐观，已成为民众信仰生活中的常态。（2）功利化：在中国民俗中流传着“无事不登三宝殿”和“临时抱佛脚”的观念，形象地表达了民众信仰的功利性心态，在百姓看来，神灵是有求必应的，自己的虔诚可以打动神灵。于是，造窟、造像、浴佛、行像、造塔、建寺、供僧、设斋、燃灯、布施等种种功德活动成为百姓自觉的行动，佛道功德回向的范围极其广泛，大至四海升平、干戈永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小至延年益寿、人丁兴旺、安居乐业、学业有成等，成为影响社会各阶层精神生活的重要源泉。（3）现世化：佛道戒律满足了民众“有求必应”的现世需求与当下关怀，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念佛会、放生会、受戒会、斋僧会等实践活动，将行善积德的理念重重地烙在百姓心中，深深影响着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4）道德化：在中国民众那里，相信只要遵守佛道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原则，精进修持，广行善事，积累功德，就可获得福报。加之佛教三世因果轮回的宣扬，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深感善恶无报的现实焦虑不安，转化为前生后世终有果报的理想承诺，极大地满足了他们渴望超越现实，把握未来，沟通今生与来世的精神诉求。
北京的寺庙除了提供宗教信仰活动，也是人们在此进行市场交易和文化休闲生活的场所，此之谓庙会。京城的寺庙宫观大约有一半有庙会。办庙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年一开市，如正月的白云观、大钟寺、火神庙、雍和宫、东岳庙等，二月的太阳宫，三月的蟠桃宫、南顶等。还有一种是一月开几次市，象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等等。庙会作为拜佛敬神与集市贸易乃至百戏杂耍等消遣活动融合为一的综合社会活动，已成为北京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来庙会的民众各有需求，有的是烧香拜佛而来，有的是赶集市购物，有的是观赏风景的，有的是看热闹观花会的。正月十九白云观会神仙，是北京地区颇具特色的庙会，明清以来流传颇广。白云观作为元时邱长春修炼得道之所，传说在正月十九日这一天下界人间，或者化作官绅，或者化作仕女，或者化作乞丐，到白云观的人如有缘遇见他即可消灾免祸。所以到这一天，“都人集白云观，游冶纷沓，走马蒲博，谓之燕九节”，形成热闹非凡的庙会活动，有清一代有不少竹枝词对此进行描绘，如孔尚任“金桥玉洞过凡尘，藏得乞儿疥癞身。绝粒三旬无处诉，被人指作邱长春”，及张朝墉“灵台争开燕九宴，丛台无复遇神仙。平沙十里松千尺，怒马雕鞍几少年”，均以轻俏的语言揭示了白云观“会神仙”活动的盛况。其他竹枝词则对北京其他庙会的特色作了生动展示。比如丰台花乡附近的土地庙庙会，以农产品、柳编、簸箕、鸡毛掸和鲜花为主，《同治都门杂咏土地庙》写道：“柳斗荆筐庙外陈，布棚看过少奇珍。缘何游客多高兴，眼底名花更可人”。药王庙庙会以卖花卉为特色，《燕台口号一百首》中有词写道：“药王庙里担花忙，荣莉初开贵价偿。最是黄昏新罢浴，晚香玉伴美人妆。护国寺和隆福寺是京城东西两大集市庙会，《燕台杂咏》写道：“万货云屯价不赀，进城刚趁亮钟时。西连护国东隆福，又是逢三庙市期”，《草珠一串》写道：“东西两庙货齐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这些庙会习俗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