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北京教育行政机构，继续追随中央，执行教育部的教育方针。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要点。这基本上反映了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的道德教育观念。蔡元培曾在1912年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表达了民国初年教育目的和主要精神，他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日隶属于政治者，日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超轶政治之教育。”他主张废除清政府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因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为教育的目的。他认为，“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何谓公民道德？日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日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蔡元培的这一“五育说”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起着导向的作用。1915年，袁世凯颁定“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教育要旨”。他在解释“爱国”和“戒贪争”之义时，也大谈“爱国”和“责任心”等国民公德问题的重要性。如他指出：“国借人而成立，人借国而保护，未有国能无人而强，人能离国而立者”，鼓吹“故当今日时局，惟以万众一心，全体一致，激发天良，真诚爱国，为第一义”。在解释“戒贪争”时，他又提出竞争是国家进化的必由之路，但无责任之竞争，反而会使国家陷入退化状态。国家进化退化，全在国民竞争时有无责任心。所以，他要求从“国民责任心”出发而竞争，“自今以后，深愿我政界、学界、军界、农、工、商界以及女界诸国民，须为利己利人利社会国家计，其各尽心责任，切戒贪争。”由上可知，近代三个性质迥异的教育宗旨的演变，反映了清末民初各届政府对“爱国”和“尚公”等国民公德问题的日益关注。
二、从“修身”到“公民”：德育课程的现代转型
在洋务学堂中，课程和教科书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限于其办学目的和性质，其课程基本上是西方的工程制造之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不同程度地设有读经、经义、经史等科目，作为德育的主要内容。清朝末年，清政府颁布近代中国第一个学制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在这一系列学堂章程中，清政府首次将”修身“、”读经“正式纳入《小学堂章程》和《中学堂章程》中小学堂正式的课程。此后，清政府在1904年起正式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小学堂设立“修身”课的内涵、学时、教法等内容，并和“读经讲经”、“历史”、“地理”等课程中的相关内容相互配合，形成比较完整的德育教学体系。
清末中小学堂将德育放到特别高的位置来看待，不仅在教育宗旨上高度重视，所谓“造士必以品行为先。各学堂考核学生，均宜于各科学外，另立品行一门，亦用积分法，与各门科学一体同记分数。其考核之法，分言语、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察，第其等差；在讲堂由教员定之，在斋舍由监学及检察官定之。”“从幼童入初等小学堂始，为教员者，于讲授功课时，务须随时指导，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子规矩之中，一切邪说玻词严拒力斥，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土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始不负朝廷兴学之意。”而且在课时及内容上有明确规定，仅修身课一项，学生从初小学堂到高小学堂，每学年都要坚持每周上二个钟点的课，而与之相互配合的“读经讲经”课，每学年更要坚持每周上十二个钟点，单这两门课的课时就占到两级小学堂课时总数的50%。
北京的中小学堂都严格按照清廷学制要求，通过从传统汲取养分，向学生传授做人做事的原则。《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就明确提出，修身课“要义在随时约束以和平之规矩，不令过苦，并指示古人之嘉言懿行，动其欣慕效法之念，养成儿童德性，使之不流于匪僻，不习于放纵，尤须趁幼年时教以平情公道，不可但存私吝，以求合于爱众亲仁、恕以及物之旨。”各类中小学堂上修身课时，都是按照奏定章程的要求，初等小学堂“摘讲朱子《小学》、刘忠介《人谱》，各种养蒙图说，读有益风化之极短古诗歌。”高等小学堂“讲‘四书’之要义，以朱注为主，以切于身心日用为要，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中学堂“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一、《养正遗规》，二、《训俗遗规》，三、《教女遗规》，四、《从政遗规》，五、《在官法戒录》（以教为吏胥者）。”同时，还要在“读经讲经”课里大量研习儒家经典，初等小学堂“第一年，每日约读四十字，共读九千六百字；第二年，每日约读六十字，共读一万四千四百字；第三四年，每日约读一百字，共读四万八千字；第五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二万八千八百字。总共五年，应读十万零一千八百字；除《孝经》（二千零十三字）、《四书》（五万九千六百十七字）全读外（共六万一千六百字），《礼记》最切于伦常日用，亟宜先读。”高等小学堂“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必读之经。总共四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每年应读二万八千八百字，四年应共读十一万五千二百字。”中学堂“应读《春秋左传》及《周礼》两部，每日读二百字，每年除各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应读四万八千字，五年应共读二十四万字。”
清末德育课程注重传统经典，但也开始逐步吸收来自西方的近代新伦理。从德育主题上看，修身课程呈现出传统德目为基础、适时吸收现代新德目的基本格局。考察当时学校使用的几种修身教科书——清末修身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最新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小学修身教科书（同文印刷社）可知：“属于个人修身和齐家范畴的德目都占据多数，属于社会和国家的德目所占比例则相对较少。它们的比例，在前者分别是53%、69%、71%，在后者分别是47%、31%、29%”如商务印书馆出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中，第一章开篇课文就是讲传统“五伦”，所谓“吾国圣人，以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而推演之者。是以有五伦之教，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该馆之前出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也是首重以孝行为基础的家庭伦理，第七册第一课“孝行”就是讲述古代黄润玉少时孝敬长辈，长大终成大儒的故事。其他课文也多围绕宗族、父母、兄弟姐妹、邻里这些关系展开。该套修身教科书共10册，围绕修身与齐家的范畴比比皆是，如第三册的20节课目分别为：家庭、祖先、友爱、友爱二、敬身、修省、谨慎、严整、坚定、专心、节欲、尚武、戒迷信、行恕、诚实、笃厚、谦让、宽容、戒虐生物、惜物；第四册的20节课目为：节俭、储蓄、廉洁、坚忍、自奋、知耻、节操、贞孝、信义、勇敢、礼让、威仪、循序、宗族、乡党、公德、兴益、慈善、合群、爱国；第五册的20节课目为：立志、刚毅、习群、戒矜、敬慎、制欲、慎言、戒轻薄、信实、忠实、修省、不辱己、不陵人、公平、博爱、公益、报德、敬师、孝行、守法，等等。这与它与小学堂章程中所规定的“修身要旨”基本相符。但有意思的是，这套教材无一处涉及到“忠”和“君”字；它讲“爱国”，不是从君权神授的角度谈“忠君报国”，而是从养育之恩来讲报效祖国；它强调“国与己之关系”，提出国家沦亡，个人就不应独享富贵；它讲家庭关系，不以传统的“夫为妻纲”为基础，而是要求家庭成员“人人当自尽其职分，而不可苛求于人”等等，又表现出受西方新伦理影响的色彩，可以说，以传统伦理为基础，同时吸纳现代新伦理，成为当时德育改革的主要方向。
从德育取材上看，清末修身课的教育素材主要源于中国历史故事和儒家经典格言，与传统文化保持了较为紧密的连续性。如商务印书馆版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三册第十一课“节欲”，就讲了张九成幼年读书家贫有人施舍而拒绝的故事，意在点出“士处贫苦，若不自抑损，则贪欲生而廉耻丧矣”这样一个德育主题。第十四课“行恕”就讲了《论语》中孔子与其弟子的一段对话：“子贡问于孔子日：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者乎？子日：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历史名人事迹加儒家伦理格言的方式，是清末修身教科书编写的流行样式，反映了传统儒家修身伦理的持续影响。在传达现代性的德目如公德、博爱时，教材也注意采用中国传统道德故事进行本土化阐发，如该套教科书第四册第十六课“公德”写道：“有客自河东来，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郭泰每行宿逆旅，辄自洒扫，及明去，后人至，见之，日：此必郭有道昨宿处也。”此处用本土的传统人物和事迹，却传达出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主题——讲公德的人，得到的最大回报就是一个好口碑，新德目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有效的传播。第九课“信义”写道：“刘廷式既已定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以病丧明。女家力辞日：无目之女，不可以配贵人。廷式日：失明于定婚之后，义不可弃，若我不取，将被何归？卒娶之，相敬如宾，常携手而行焉。”这是个感人的传统故事，在传达一种人类永恒的主题“信义”的同时，也在打破传统“男尊女卑”的坏道德，而挺立起“男女平等”的新道德。可以说，新德目在寻找本土化载体上还是做得很成功的。
从德育方法上看，清末修身课已开始注意根据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循序渐进，逐步进行做人教育。当年参加修身教科书编写的蒋维乔道出育人原则：“初等小学之第一年，因，儿童识字无多，故第一册全用图画；二册以下，始用格言；三册则引用古事之可为模范者；皆每课附以图画，共计十册”，“高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共四册。皆采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之事实，并附现代之伦理。教科书外，另编详解，供教师之用”。如《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三册在其“编辑大意”里体现了这样的编写宗旨：“授本编时，学生已读过国文教科书两册，故所引古人之格言遗事，文字较第二册为繁”，这体现了及时运用前面所学知识以巩固已知的认知原则，同时又指出：“本编前四课言家庭之道德，第五课以下言立身之事，第十四课以下言处事爱物之事，多为前两册所未详者。”又体现了温故知新、循序渐进的接受新知的内在顺序。可以说，清末的修身教科书非常符合教育教学规律，比传统死背经书的状况已是很大的历史进步。
清末北京的中小学堂除特别突出“修身”、“读经讲经”这样一些比较直接的德育课程外，还十分重视通过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等科目间接地传递伦理道德。如：中国文学科特别要求“诵读有益德性风化之古诗歌”，强调“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又如历史科，初级小学堂阶段当“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朝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高级小学堂阶段当“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碑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伸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中学阶段则要求“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至于地理科，初级小学阶段当“使知今日中国疆域之大略，五洲之简图，以养成其爱国之心，兼破其乡曲僻陋之见。”高级小学堂阶段当“使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计之情状，并知晓中国疆域之大概，养成其爱国奋发之心：更宣发明地文地质之名类功用，大洋五洲五带之区别，人种竞争与国家形势利害之要端。”中学堂的地理科，则要求“使之大地与人类之关系，其讲外国地理尤须详于与中国有重要关系之地理，且务须发明中国与列国相较之分际，养成其爱国心性志气。”
